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荣筱箐

　　两位哈佛教授共同主讲的中国历史课“China X”，以科技手段辅助授课，灵活且多样，使这门从尧舜禹说到邓小平的中国历史课成为当前哈佛大学最火爆的课程之一。

　　两个加起来超过一百岁的美国教授，着西装，系领带，面对面坐着，周围四壁环书，从背景到人都透着严谨和权威。两人的对话听上去却有点像小孩子：

　　“你可以唱那首歌吗？”

　　“我唱得没你好。你唱吧。”

　　“那么，我们一起来唱？”

　　“你唱吧。”

　　“要是我们一起唱，我就唱。”

　　然后两人心有灵犀同时开口，用浑厚的嗓音和字正腔圆的中文齐声唱起了孩子们耳熟能详的童谣《两只老虎》，歌词却改成：“商周秦汉，商周秦汉，隋唐宋，隋唐宋，元明清Republic，元明清Republic，毛泽东，毛泽东。”

　　曲罢，两人又调侃着解释这首歌的意义：

　　“如果你每天唱一次这歌，你将会记住中国朝代的顺序。这个很有效，我敢打保票。”

　　“同时你的家人和朋友也会崩溃吧？”

　　“这倒是真的。”

　　这段视频自从去年年底登上了中国各大网站并被众多媒体转发后，唱儿歌的教授——哈佛大学中国历史专家包弼德和柯伟林在中国名声大噪，一夜之间拥有了学术界之外的众多粉丝。

　　似乎没谁听歌听到崩溃，却有无数人说被他们“萌翻了”——毕竟年过半百的学术权威不端严师的架子，而是如此充满童趣的介绍原本枯燥的历史知识，在中国的课堂上并不常见。

　　这段视频只是两位教授共同主讲的中国历史课“ChinaX”第一节中的一个片段。在课上，两位教授并非全程“卖萌”，却常常跟学生分享这样轻松的学习窍门，比如让学生把“云南”想成“云的南边”、把“西藏”想成“西边的储藏室”来记忆地理位置；他们无意挑战中国同行的授课方式，却常有在中国的历史课上难得一见的视角和观点，比如让学生思考秦朝的政府模式与新中国的异同，告诉他们“中国梦”其实从汉代就已经开始。

　　这种对中国上下五千年独树一帜又饶有趣味的演绎，对了解或不了解中国的学生都极具魅力，也使这门从尧舜禹说到邓小平的中国历史课成为当前哈佛大学最火爆的课程之一。课程视频去年10月通过哈佛网络公开课平台edX免费对外发布后，到今年3月已经有来自190多个国家的4万多名学生正式注册听讲，其中10%来自中国，这还不包括通过哈佛与中国合作伙伴优酷网随意观看的几千名网友。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包弼德和柯伟林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过去两三千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她现在又再次踏上了富强之路，了解这样一个国家的发展脉络非常重要。对于中国的听众，我们也想向他们展示外国学者是如何看待中国历史的，让他们知道我们对他们的历史一样可以做出严肃和正面的评估。”包弼德说。

　　柯伟林则认为，“历史的叙述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美国历史和中国历史都是如此。我们希望美国学生能够由这门课开始终生的学习，自己去发现真实的中国，也希望中国的学生可以通过这门课看到中国历史在外人眼中的样子，而不是只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自己。”

　　新技术与老课程

　　其实这门中国历史课在哈佛的课程中算得上“历史悠久”了，它的起源是中国近代史泰斗费正清和日本问题专家赖世和在1939年共同创立的东亚文明课。大半个世纪以来，很多著名的学者都曾经主讲过这门课，到1990年接力棒从新儒家掌舵人杜维明教授手中传给了包弼德，两年后擅长古代史的包弼德邀请专攻近代史的柯伟林加盟，两人共同执教至今。

　　虽说几经转手，但历任主讲人都尽量保存和呵护着这门课的传家门风——细枝末节的忠实传承，让人觉得历史不过是恍然一瞬。比如如今的授课地点仍然是在费正清当年授课的燕京图书馆；比如包弼德和柯伟林最初上课时使用的仍是费正清当年用过的老式幻灯机和他30年代在中国拍摄的图片，“直到90年代末这台老爷机开始故障频出，而最后一个会操作这种机器的技工也辞世之后，我们才进入了数码时代。”柯伟林说。

　　但这次与新科技的拥抱对这门课来说注定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两位教授2008年自录的课堂录像，原本是为方便缺席的学生补课用，被哈佛进修学院拿来放在网上免费供公众观看，“他们觉得可以用这门课给哈佛打个好广告。”包弼德说。这种想法被证明是正确的，当年的免费录像吸引了六万多名网上旁听生。

　　随着网上公开课技术的成熟，两位教授决定更进一步，将这门课重新编排录制，拓展新技术所提供的更多可能性，使更多人可以从中受益。从去年10月开始在网上发布的新录制的课程分十个部分，每部分分三到四周讲解，以时间、空间和身份认同为主线，从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思想根源讲到共和和改革开放，课程上传时间表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

　　新版课程授课背景从教室换到了演播室，哈佛馆藏的中国文物以3D图像全方位展示，在教学中还首次使用了互动式历代演变的中国地图，同步显示的中英文字幕，尽显新科技教学的魅力。镜头不时追随主讲人的脚步走出演播室，拜访20多位哈佛学者，从开设了另一门火爆的中国古代哲学课的迈克普特、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宇文所安，到写《邓小平传》的作者傅高义一一“上镜”，从各自角度讨论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每段课开始都先出统一题头，看上去有如一页泛黄的史书，配上哈佛学生演奏的一段古筝主题曲，课程按部就班向网上传送，精致、精彩，让人对下一节课迫不及待，有如看一部当红的电视连续剧。甚至于包弼德都不愿拿这套课程录像和已经很经典的2008年授课录像的版本进行比较，“我希望2008版本从网上消失。”他笑说。

　　相比技术革命带来的新鲜感，更深入的变化是西方学者和公众几十年来对中国认知的改变，这种改变在哈佛中国历史课的历代授课中也体现出来，使这门历史课本身足以成为一个历史研究的样本。

　　著名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弗·莱登在为这套网上课程特别录制的宣传片中的一句话很能体现这样的变化：“拿破仑说，‘当中国醒来时，她将震动世界’。21世纪的中国显然已经苏醒了，但一个更好的问题是：中国曾经沉睡过吗？”

　　如何学习中国历史

　　在包弼德和柯伟林学生时代刚开始接触中国历史时，这个问题的答案与现在显然是大相径庭。包弼德从高中时就对中国产生了兴趣。“那是60年代，中美尚未建交，我先是对美国政治特别感兴趣，从这个角度我又发现美国对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简直一无所知。那时中国在大张旗鼓地搞社会主义建设，我当时也觉得这是好事，觉得这可以给人民的福祉带来实质的改变。所以我开始学习中国，先从中文学起。”包弼德说。

　　那时候美国的中文课非常少，但在高中第三年的暑假，包弼德终于找到一个为高中生开设的中文班进行了一个夏天的启蒙学习。到了高中第四年，他又到大学去旁听中文课，中文突飞猛进。大学时期，包弼德随家人迁居荷兰，在那里他完成了中国语言和历史专业的本科学习。为了能近距离接触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大学毕业后包弼德去了台湾。“那时候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要去那里学习不太可能。”包弼德说。

　　在台湾他经人介绍开始跟随传奇国学大师爱新觉罗·毓鋆学习国学，毓鋆不开公课，只在家中设私塾，述而不作，一生门徒无数，不乏现今叱咤学界的大学问家。在毓鋆的课上，包弼德获得了正宗的中式传统教育。“要说文化冲突，那时候可能也有，但我沉浸在全中文环境中专心学习国学，高兴还来不及，根本不记得有哪些文化冲突。”包弼德说。

　　从台湾学习四年归来后，包弼德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1985年来到哈佛任教。在这里他遇到了后来跟他成为“亲密战友”的柯伟林。

　　原本以欧洲史为专业的柯伟林开始钻研中国历史，除了因为赶上尼克松访华引起的中国热之外，与他在求学期间受到的众多名师启迪有直接关系。在达特茅斯大学读书的时候，正值文革后期，当时在达特茅斯教中国历史的梅兆赞（JonathanMirsky他后来成为著名记者）为了实地考察研究这场正在中国进行的运动，从香港租了一条小船，试图登陆大陆，中途遇到中方巡逻艇拦截，梅兆赞掏出怀揣的红宝书对船上的人大声喊话：“毛主席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然后跳到水中向巡逻艇游去，希望艇上的人能带他去大陆。巡逻艇却开走了，梅兆赞游水登陆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直到1972年才应邀随美国学者访问团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的那种实地研究中国的热情对我影响深远。”柯伟林说。

　　除了梅兆赞，柯伟林在达特茅斯时还曾选过华裔学者李欧梵的中国文化课，读大学三年级时，他到卫斯理女子学院选课，又遇上精通中国史的学者柯文（PaulCohen）。“达特茅斯男生居多，卫斯理是女子学院，我当时去那选课本是为了认识女孩，没想到认识了大师。”柯伟林回忆说。

　　等他到哈佛读博士时，柯伟林又有幸成了费正清门下的最后一名博士生。“费正清是个非常棒的老师，很知道如何说服人，他教我如何用中文进行中国历史的研究，当然我也得为此苦学中文。”柯伟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博士毕业，柯伟林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开始教中国史，当时已经进入80年代，中国的国际化、现代化的过程成为柯伟林的研究重点。

　　误解也包括中国人自己

　　虽然仍然对老师充满崇拜，可柯伟林也不讳言，如今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与费正清的时代已很不相同。“费正清的关注点一直在为什么中国没能发展资本主义？为什么中国落后于西方？” 柯伟林说。现在我们把中国看作是世界强国，其经济的自由度甚至超过西欧，而在大跃进时代以及文革时期其实减缓了中国走向强盛的脚步。

　　所以在现在的中国历史课上，包弼德和柯伟林的一个任务就是纠正西方世界对中国理解的误区。比如讲到大禹治水时，包弼德将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拿出来与之对比，“我刚开始学习中国历史时，人们认为中国人习惯顺应自然，而西方人勇于征服自然。但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的区别正是人在自然面前消极和积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从大禹治水到今天的三峡工程，中国人其实自古就是相信人定胜天”。他说。

　　讲到兵马俑，包弼德指出这些秦俑虽然个头身材装束都很统一，但仔细看胡须和发型各有不同，其实是在高度整齐划一之下维持着某种个人特征。“西方倾向于认为中国是比较整齐划一的……人人必须服从，人人必须趋同，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看待中国的一大误区”。

　　到了近代史部分，柯伟林说到很多西方人认为中美建交之前中国固步自封，他认为其实中国历史上大部分一直积极参与全球交流，很多时候甚至是这种交流的中心。即使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与美国互不往来的时候，中国也一直在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频繁互动，借此建立其工业化经济和国际关系网。“中国唯一真正封闭的时期就是1960到1972年这段时间，这是段非常危险的时间，但在整个历史中，它显得很短暂。可以说，中国一直在走一条国际化的道路”。

　　而在两位教授的眼中，对中国有误解的不只是西方人，也包括中国人自己。

　　她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同远大于异

　　几年前，柯伟林担任哈佛教员教务长时，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1905年绘制的慈禧太后巨幅画像，来访的中国客人看到画像十分震惊，问他为什么要如此厚待这个“坏女人”。“我的回答是，第一，如果她是男人，你可能就不会觉得她很坏。第二，如果没有她，或许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柯伟林说。

　　柯伟林分析说，120年前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帝国，从大英、法兰西到奥斯曼，德意志都已没落，或是版图巨减，或是已经灭亡，而1911年的大清国版图与今天的中国版图，除了内蒙古部分，基本完全一致，这与慈禧太后当年的努力分不开。清政府与外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从一方面讲也将外强限制在了租界之内，增加了清政府的税收，避免了领土被进一步侵略，“她用的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她是通过妥协才达到保全领土的目的，这仍然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柯伟林认为，“比较清朝和工业帝国时期的欧洲，你会发现中国那个时期总体来说做得不错。大清国延续了260多年，比美国的共和时期还要长。”

　　在包弼德和柯伟林的眼中，近百年的屈辱史给中国人心上留下难以愈合的疤痕很大原因是人们没有机会客观地看待历史。“中国的整个历史中是会有阶段性的退步，没有任何国家永远都是在向上走，但中国每次经历退步后都能迅速扭转局面。”包弼德说。“对中国近代史最毁灭性的批评其实很多中国人自己。”柯伟林补充说。

　　两位教授都认同，当今的中国人赶上了这个国家的好时候。他们认为，当今的中国如果可以反观历史，找到可能导致倒退的危险因素并及时化险为夷，中国的前途定是不可限量。包弼德说，中国当代的很多事件，比如五六十年代的土改和破四旧，都能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同理，“当代中国面临的挑战也并非当代独有的”。邓小平执政期间，包弼德曾经让学生在课堂练习中把自己想像成邓的顾问，以史为鉴向中国领导人进言。学生提出，领导人应当特别关注地方主义对中央集权的钳制，并选择贤能之士进入政府，财富公平分配和保存家庭、邻舍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建议今天听起来仍然不算过时。

　　在对外关系上，柯伟林认为：“从1979年到今天，中国的繁荣和兴盛很大程度归功于一个和平的环境，这段时间中国的边境上几乎没有任何外敌的威胁，现在中国的一大任务应当是保持这种和平，不要以任何方式让这种和平环境受到减损。”

　　中国除了与自身发展的过去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位教授也认为，她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同远远大于异，“任何成熟的大型国家在管理上其实都是很相似的，与其只关注自己的独特之处，不如去考虑如何更灵活的找到与别人的共同点，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包弼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