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西方国家的Remembrance Day，加拿大的国殇日又称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的国殇日又称退伍军人节,英国的国殇日又称停战纪念日,都在每年的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于1918年11月11日)。每到这天，加拿大全国下半旗，在这天11点人们都会自发默哀2分钟，有各种活动悼念历次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从十月下旬开始许多人就在胸前佩带一朵红色的罂粟花，这是纪念并资助战争英雄的象征。

加拿大华裔老兵的传奇故事

1939年战争爆发时，Ronald Lee想加入加拿大军队。但是，他被拒绝了。“我到Beatty Street报名站去，”如今96岁的Ronald Lee回忆道。“但他们不让我参军，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自愿去，他们却赶我走。”

后来Lee到Prince Rupert，并在那里与五名加拿大华裔开了一家牡蛎酒吧。几年后，他被英国政府要求参军。“当时是日本侵略香港，”他说道。“英国政府觉得华裔很有优势，可以凭借与日本人相似的长相渗透到敌方阵营。所以他们征召了我，我的代号是‘43’。”

70年后，Lee是二战后600名华裔军人中活下来部分中的一员。Lee的故事阐述了加拿大华裔人经历的变革。

Hing Fong Ronald Lee出生于1919年3月4日，温哥华。他还有9个兄弟姐妹。他的爸爸Lee Foo Lam在1900年左右受表亲赞助，从中国广州来到加拿大。为了入境，他付了100元人头税。他的母亲Yee Shee大约十年后也来到了加拿大，也支付了人头税。

Ronald Lee在421 East Pender一幢宅子里长大，现在该宅子已被拆除。他的父母都不会说英语——唐人街就是他们整个的活动范围。“在当时那种动荡的日子里，大家都不敢离唐人街太远，”他回忆说。“许多中国人都在唐人街出生居住，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在Pender Street, Keefer Street和Gore Avenue附近，非常小。”Lee说自己不敢离唐人街太远，连1927年开张的Orpheum Theatre都没去过。“当时我们不允许去Orpheum Theatre，”他说道。“它在Granville Street那边。”

不过，当时宗族歧视还并不盛行。他依然能去Strathcona School上学。Strathcona School里各种种族的人都有。“有爱尔兰人，日本人，中国人，乌克兰人和意大利人，”他说道。“大家都玩在一起，一起去学校读书。当时男孩女孩里都没有歧视，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只有出了唐人街的时候，才遭遇了歧视。有些白人男孩子跑到唐人街来站一排，我们中国孩子也站一排，然后打架。当然没打多久警察就会出现。中国人做菜用刀，孩子们都拿着刀跑出来，白人孩子就散了。”

Lee在成长过程中遭到很多官方宗族歧视。包括1923年颁布的排华法案，禁止任何中国人移民加拿大，并且在加的中国人直到1947年才获得选举权。但是Lee还是决定在1939年参军。

“我当时觉得这是一场冒险旅程，”他说道。“我没想过被杀，但觉得是一次冒险，所以想加入军队。但是当时他们不肯要我。”

但是，当时在加拿大其他地方，是允许华裔参军的——只有在西海岸是被拒绝的。当被英国政府征召入伍的时候他依然觉得是场冒险旅程。“在'43'的时候我们在Chilliwack训练，”他说道。“然后我们被派到英国，在伦敦驻军一个月，然后又被送到印度孟买。从孟买我们又到浦那，在那接受降落伞训练。我们在那里呆了四天。然后坐火车去Ceylon，然后到达 Camp 25。离斯里兰卡首都Kandy大约10英里。在Camp 25我们分成两组。一组负责爆破，另一组负责电报传送。我在第二组。”

不过他没有正式参与任何行动，虽然有几次接近了。“我很幸运，”他说道。“我们当时在机场，接到任务。美国已经在广岛投下原子弹，一周后在长崎也投了原子弹，当他们在广岛投原子弹后，我们的行动就取消了。”

战争结束后，他结婚，并有了6个孩子，后来离婚，再婚，并搬到维多利亚。后来他经营一家杂货店，在Schneider’s Meats工作过，后来在一家水果蔬菜公司工作。他第二任妻子死后就搬回温哥华和女儿们住一起。并在96岁时不再驾驶——但是依然会打高尔夫球，每年找时间去拉斯维加斯玩。

几周前，他参加过一次二战老兵聚会，遇到了一位老战友Neal Chan。他们有70年没见面了。“真是太令人吃惊了，”Lee说道。他一开始都没有认出Chan。“但是他认出我了，他说我依然没有变化。”

老兵们露宿街头

加拿大有的老兵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归宿，有的甚至流露街头。比如这位Michael Pounder，他认为温哥华Union Gospel Mission的临时床位是自己的归宿。这名65岁老兵曾在NATO（北约）服役5年，大部分时间呆在德国。曾为服务祖国而感到骄傲的加拿大人，现在觉得自己被祖国抛起。

Pounder表示，“很多老兵在寻求帮助过程中很容易就想放弃，而且感到沮丧，因为整个过程非常繁琐，而且缓慢。”

对此，John Oakley感同身受。这名昔日的军人在高架桥底下住了两年，在毒瘾和自尊之间挣扎徘徊。

根据政府的数据，近些年无家可归的老兵人数见涨，2009年只有35人，2013年上涨到200人。具体的数据预计比这个更多。

“我认为主要是和精神健康有关，”Pounder说道。“很多老兵心理都有些问题——我们都要对抗内心的魔鬼，有些人能够战胜，有些人并不能。我不会睡到大桥下，Union Gospel Mission对我一直比较好，地方也够大。不过我始终坚信，要想别人帮助你，你必须先帮助你自己。”

他们希望新政府上台，但愿我们的老兵以后不再被人遗忘。

158加国士兵阿富汗阵亡，59名回国自杀

加拿大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于2011年结束，而军队训练任务也于2014年结束。根据《环球邮报》的调查报告，在阿富汗服过役的加拿大士兵中，共有59人在回国后自杀，而在阿富汗战场上牺牲的加拿大士兵也就是158名。自杀人数超过了阵亡人数的三分之一。上过阿富汗战争的加拿大士兵自杀率之高令人吃惊。有关人士呼吁，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帮助军事人员从战场顺利过渡到个人生活。

根据调查，在这些选择自杀的士兵中，有些人难以应付创伤后的精神失调，有些人酗酒，还有一些人不习惯军队严格的纪律。军队中往往缺少专长为精神健康的医务人员，也缺少帮助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士兵的方案。另外，军队一旦发现某个士兵有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就将其从军队解散，这也使那些仍想服役的士兵感到失落。

专家认为，帮助士兵做好从战场到正常生活的过渡是减少退伍士兵自杀率的关键。要实现顺利过渡，政府必须为退伍士兵提供医疗、资金和补偿等各方面的准备。从政府部门来说，国防部和老兵事务部必须进行更好的协调，以便更好照顾出现精神问题的退伍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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