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ylan不二
简书
我以下讨论的所有命题，也许每一个媒体人或准媒体人，甚至每一个国人都可能知道，并无什么新意。而我也确实提不出任何现实有效的解决途径。因为，在目前的环境与现状下，任何自下而上的形式貌似都不太现实。但是，你不能默许，你至少还有一个立场，一点态度。
1.我知道《上瘾》，是因为它前几天经常出现在微博的话题热搜榜。我当时还感慨，继太子妃之后，我朝的民风已经开放到如此程度，快得让我有些赶不上节奏，分分钟都有一种腐女基友统治全宇宙的即视感。
抛开题材感兴趣与否，就《上瘾》这部剧而言，以我在以前文章中评价电视剧的三大标准来说，剧情、制作、演员，能在豆瓣打出8.6的高分，真的应该让那些给《小时代4》打出4.7的人跪着给郭敬明道歉。当然，作为一种小众文化，针对特定的受众，而受到特定圈子的追捧似乎并不难以理解。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爱看的人喜欢就好，因为它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并未真正进入到大众的视野。所以，剧情，编剧喜欢就好；制作，出品方满意就好；演员，观众开心就好。
而真正让《上瘾》进入大众视野，甚至成为一个议题的是前不久广电总局一声令下，全网封杀《上瘾》。理由无非是因为同志题材敏感，主角名字以及剧名像毒品。我就很纳闷，当年在电视上连播三部的《红罂粟》怎么就没有被禁呢？（感觉暴露了自己的年纪。）于是，很多观众和网民就开始坐不住了，一波公号、大V也加入到了这场对大广电的口诛笔伐的声讨之中。类似的声讨多到早就让民众都习以为常了，当年因为“一刀切胸”的问题，网民骂得比现在更火热，可广电总局也从没搭理过，照样我行我素。于是，网上开始各种求资源，百度网盘禁了换360，翻墙去YouTube。这就是中国现今媒介生态的一个剪影。你骂你的，我照减照删照禁；你禁你的，我照传照翻照看。
2.有意思的是，在前几天Media Systems and Markets（媒介体系与市场）的课上，教授刚好介绍了中国的媒介系统和环境。她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It’s a small market for international companies.（对国际传媒公司来说，中国的市场很小。）”我先是一愣，而后就立马明白过来。她对着我们几个中国学生说，她没去过中国，这些内容都是根据各种报告、调查、研究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可以及时指出来。
似乎是为了印证她开始时的那句话，她介绍的第一部分就是，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受党和政府所控制，媒体被定位为“voice of the party”（党的喉舌）。而对于外国媒体有着极为严格的限制。例如，中外合资的媒体公司中，外资不能占大股；非政治性内容的外国杂志和电视节目才能经审查后取得准入许可；自2004年以后，外国的卫星电视以保护中国文化免受西方“spiritual pollution”（精神污染）所影响为由而被全面禁止。于是一系列行业巨头纷纷被中国拒之门外，而类似的本土化的技术产品得以快速发展。类似Facebook的人人，百度取代了Google，微博模仿了Twitter，优酷与YouTube相似，足迹遍布全球的Netflix却唯独扣不开中国的大门。而从今年3月10日开始，针对外国线上供应者的新限制将会开始实行。比如，将限制例如地图、文本、游戏、应用等线上内容的传播；任何公开发行的内容都必须服务于人民，宣传社会主义，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违反国家限制。
其中比较有趣的一条是，中国每年对外国电影的引入限制是20部。在这点上，教授饶有兴趣地介绍说，中国也会对引入的外国电影进行严格审查，然后进行一定程度的删减。所以在中国上映的影片跟在国外原版的影片会有一定出入。而被删除的部分，很多是因为暴力、色情等限制因素，但是，也会有很多甚至连故事情节都被删减改变，所以也许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说到这里的时候，她转向我们几个中国学生，问是不是真的如此。我们几个只好尴尬地笑笑，表示默认。她问能否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时，底下一片沉默。因为我确实一时想不起来。
3.另一个部分是关于新闻从业者，尤其是记者的境况。关于记者的职能，她引用了一段话“the first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fessional ethic of media
staff should be understanding their role clearly as a good mouthpiece.”（新闻工作者首要的社会职责和专业原则就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一个称职的传声筒）在我试图跟她解释，其实中国也有很多真正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时，她紧接着说道，真正的调查记者和报道其实也是很多的，并有上升的趋势。但是，就整个记者的环境而言，是“one of the most restrictive media environment.”（最严苛的媒介环境之一）。
她说，调查记者在中国其实有着较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一个外国男生突然举手，颇为疑惑地问到：“您是说，这种风险是来自政府吗？”“是的，来自和政府的摩擦。（请原谅我不敢用更激烈的字眼）”或许她没有查到各种调查记者被请进公安机关喝茶的现实例子，或者具体的数据。又或许她有这些数据和例子，只是没有说出。而坐在底下认真听着她介绍这一切的时候，我尴尬而愤懑，却又无力反驳，于是只好选择沉默。
4.还有一个话题是关于敏感议题（sensitive issues）的审查。她简单列举了一些，比如“党的领导”（允许我只能这样表述）、少数民族与宗教信仰，群体性事件等等。诸如上述的话题，只要公开发表都必然会受到层层审查。而记者在进行相关话题报道的时候，也是慎之又慎，甚至必须进行“自我审查”。
其实，在美国，不仅在媒体上，甚至整个社会也存在很多sensitive issues，比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性向歧视。媒体在对待这些话题或者群体时，同样变得小心翼翼，慎之又慎。可是不一样的是，前者的警惕与害怕是来自于公权力的权威和控制，而后者的谨慎与小心却是来自于对个体权利以及群体权利的敬畏。甚至是居于庙堂的公权力也对这些“敏感话题”变得不敢掉以轻心。
“Internet is a space for public expression.”（网络成为一个公共表达的空间）也许她并不知道，在这个空间里，上述的种种限制同样存在，也不知道《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扰乱社会秩序一条到底管的有多宽，更不知道除了上述议题和外国电影，还有很多很多话题都会以各种理由被“全网封杀”。于是，《无心法师》被下架，《灵魂摆渡》被下架，开篇所说的《上瘾》被禁了。即便在现实被挤压得只能龟缩于网络这片空间里，你也不知道你下一条可能会触碰的红线在哪里。
当然，她还介绍了更多更多的内容，包括电视份额，版权问题等等。可是，在这节课的结尾，我身边的小伙伴幽幽地说了一句：“听完了这些，我都不想回去了。”
我笑着回了一句：“你是今天才知道这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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