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娱乐洛杉矶专稿（文/耳肤灵 编辑/三替）

如果一位拿过三次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大师，和派拉蒙公司闹翻了，会怎么样？“没有人保护我们，我们没有艺术地位，也没有法律地位。”理查森这样说。

摄影是电影工业里专业性最强的门类之一，摄影师站在镜头之后，精准把控电影的视觉呈现。摄影充满魅力，然而，很多人并不了解他们。腾讯娱乐联合《好莱坞报道》独家专访奥斯卡大热影片的诸位摄影师。在这次圆桌会议中，六位顶尖摄影师将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黑科技”、以及他们的追求、激情和无奈。

参加本次圆桌会议的摄影师分别是：

▲李纳斯

《奋斗的乔伊》摄影师李纳斯·桑哥伦（Linus Sandgren）。他1972年生于瑞典，曾拍摄《美国骗局》。

▲高柳雅信

《黑色弥撒》和《聚焦》的摄影师高柳雅信（Masanobu Takayanagi），他是日本籍，也被称为Masa，曾是《乌云背后的幸福线》的摄影。

▲丹尼

《丹麦女孩》和 《房间》的摄影师丹尼·科恩（Danny Cohen），他是英国人，他之前的作品《国王的演讲》曾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摄影的提名。

▲理查森

《八恶人》的摄影师罗伯特·理查森（Robert Richardson），他今年已经61岁，是《八恶人》的摄影。他凭着1991年的《谁杀了肯尼迪》，2004年的《飞行家》， 2011年的《雨果》，拿过3次奥斯卡最佳摄影奖。他和奥利弗·斯通、马丁·斯科塞斯、昆汀·塔伦蒂诺等大导演都有很紧密的合作关系。

▲曼蒂

《真相》的摄影师曼蒂·沃克（Mandy Walker），她是澳大利亚人，1963年生，早年曾拍了很多商业广告。她也是本次圆桌会议里唯一一位女性摄影师。

▲阿尔文

《史蒂夫·乔布斯》的摄影师阿尔文·库赫勒（Alwin Kuchler），他是德国人，1965年生，曾获得过两次欧洲电影奖的提名。

圆桌会议现场视频 ☟

 一.摄影大师和派拉蒙的战争 

在本次专访中，罗伯特·理查森（Robert Richardson）谈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在拍2013年的《僵尸世界大战》（World War Z）时，他和派拉蒙公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

“我把我的名字从 《僵尸世界大战》里撤掉了。因为，那是个数字电影，我们很努力地做成片调色后的效果记录。我一个镜头会提前拍三四五六七个版本……之后我得在拍完每场戏后回去看样片。这样做其实很前卫，也是电影公司同意的。没人反对，我们意见相似，包括Mark Forster（注：该片导演）。结果呢，他们完全放弃了。派拉蒙就这样发行了。”

理查森干起活来很认真，每个镜头都做了详细的调色记录，可派拉蒙公司出尔反尔，把这一番心血弃之不用，改用自己的调色记录，难怪老爷子寒心。没过多久，派拉蒙又违背他的意愿，发行了3D版本。这时理查森真的发飙了，他说：

“我作为一个摄影师，在那个时候我还有点话语权，我想我必须替其他摄影师说话。派拉蒙生我的气，这导致了冲突。我说我愿意承担这个冲突，因为很多人需要被保护，但是没有人保护我们。事实是，任何人可以改变调色记录表。”

这个事件折射出很多东西，在好莱坞，摄影师缺少话语权——在一些粗暴的制片公司面前，他们的艺术风格和追求不值一提。如果理查森这种级别的人都不受尊重，更年轻的摄影师就更不用说了。理查森吐槽道：“我们没有艺术地位，也没有法律地位。”

而且撕归撕，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影响。理查森说：“派拉蒙好久都没有给我发剧本了，已经好几年了。”

 二.摄影师的苦恼 

“对摄影师来说，工作中最困难的是什么？”这是在专访中，《好莱坞报道》的执行编辑Stephen Galloway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每位摄影师的回答都不一样。

罗伯特·理查森：“要有个好导演。首先，导演更好，你的作品就会更好，尤其再加上一个好的美术总监……这种组合对作品最重要。”

阿尔文·库赫勒：“我觉得西穆斯·迈克加维（英国摄影师，作品有《赎罪》等） 曾经说过，必须有个很强大的膀胱，这样你在拍摄时就不用溜走了。”

李纳斯·桑哥伦：“我觉得谁都不知道我们工作的性质。我问过一位出租司机，他说他不知道摄影师都做什么。我问他，什么是摄影师？他说他一无所知。我又问他，什么是摄影导演。他说他也不知道。”李纳斯觉得，如果剧组的人都像这位出租车司机一样，不了解摄影师的工作，那么合作会很困难。

高柳雅信：“我希望我收到的每一个剧本都很棒，让我能认真地拍。但是，可惜事实不是这样。所以对我来说，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遇见好东西，好故事。”

 三.摄影师VS导演：冲突与合作 

摄影师往往要按照导演的意愿干活，怎样彼此合作、磨合，是个大问题。如果导演固执己见，一位坚持原则、忍无可忍的摄影师很可能就不干了。在片场，他们也可能爆发激烈的冲突。当然，如果能相互启发，互相支持，合作才能长久。

1.阿尔文·库赫勒：那是我最愤怒的一天

阿尔文·库赫勒曾经和英国导演迈克尔·温特伯顿合作，他一度非常愤怒，但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原因是两人对用光有自己的理解不一样。“那是我最愤怒的一天，我真的认为做不下去了。我必须说出来……我们的责任是要支持, 实现导演的梦想。但是我们还要做魔鬼代言人，所有的创造力都是摩擦带来的。”

Stephen问丹尼·科恩，导演汤姆·霍珀（Tom Hooper，主要作品有《国王的演讲》、《悲惨世界》等，这次他的《丹麦女孩》获得了本届奥斯卡奖的4项提名），他说你很‘特立独行’。这是什么意思？

丹尼则吐槽说：“我觉得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他可能比我还糟糕。”

《乔伊的奋斗》的摄影李纳斯·桑哥伦这样评价导演大卫·O·拉塞尔：“他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他只要张开嘴就会讲出好故事。他相当有趣，因为他把制作电影的过程当作一个不断变化的生命。……他一直在改进。他从不会说：这是剧本，就按照它拍。……《乔伊的奋斗》是受过去的美国黑白经典电影启发，这也启发了我们的摄影风格。”

2.摄影师的“背叛”

罗伯特·理查森曾经和大导演奥利佛·斯通（主演作品有《刺杀肯尼迪》、《天生杀人狂》等等）有很好的合作关系，但是他“背叛”了他。看来大导演也爱吃醋啊！理查森这样说：

“因为我开始马丁·斯科塞斯（主要作品有《出租车司机》、《愤怒的公牛》、《禁闭岛》、《无间道风云》等）开始合作了。我接了马丁的电影，奥利佛的电影被推迟了。其实可以解决，但是他认为是个背叛。这是一种分界线，你只能站一边。不过我们后来又合作了一部电影《粉红镇》。我想跟他合作，我甚至在想在《华尔街2》和他合作。我问他：你为什么不雇我呢？他说‘你脾气太大了’。是个好事，我喜欢他。像个亲兄弟一样。但他，他有时候很野蛮。”

 四.成功秘诀 

参加圆桌会议的摄影师们都有自己的方法论，这些宝贵经验可能很虚，也可能适用于其他的行业。

1.曼蒂·沃克：把自己当作一名将领

她说：“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导演巴兹·鲁赫曼（主要作品有《红磨坊》、《了不起的盖茨比》等）告诉我：‘你要做一位将领’。因为我当时管理了很多不同的部门，有一百多人，所以我没有经验。他说‘你不仅仅是个艺术家’。你必须扮演两个角色，在这种大制作里，非常重要。”

2.高柳雅信：预算不是问题，钱少刺激创新

高柳雅信自称没拍过大片。他说：“我认为预算和实际没有太大的关系。你总会有解决的办法。你可以用一美元去拍《聚焦》。其实那种限制（缺钱）是把我们带到多伦多的原因之一。限制决定了我们拍摄的格式，我认为这是一个因素……它会强迫你去想出其他的解决办法。”

3.李纳斯·桑哥伦：对演员就像家人

李纳斯·桑哥伦：我认为关键需要和演员搞好关系。我们在片场一定要互相尊重，互相都可可好好沟通。你知道，因为我们都非常专业。我觉得在拍摄时，我们都变得像家人一样。

4.丹尼·科恩：摄影师的“灰色地带”

丹尼·科恩认为，在片场有一个灰色地带。一方面是做足准备，另一方面则要随性发挥：“这里有个灰色地带，有些事你完全没法预测，比如天气，任何事情都可以影响当天的拍摄。”在拍摄《丹麦女孩》时，他要快速从大广角镜头切换到特写镜头，没有时间准备。

这种灰色地带在拍摄《房间》时也存在。丹尼说：“小演员杰克才七岁。如果我们当时强迫他会很不公平，所以我们给他表演的自由，他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五.摄影师也会犯错 

这也是Stephen Galloway常问的一个问题。当一个摄影师经验更丰富以后，回看自己的电影，肯定会发现更多的错误。

1.不怕犯错

高柳雅信的回答很有东方的味道，他说“我觉得每天都是错误。你知道，在片场，大家都会说错误是件好事。我总会把我的错误当作教训。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拍完的每部电影我会看着它想，噢，这里错了。但是，后来我决定让自己相信，我当时讲故事的方式是我当时对故事的理解。所以，如果我现在回去拍我五年前拍的的电影，同一个剧本，可能结果会不同。所以我不再把这些看成错误，而是我当时对生活的看法。我现在更喜欢这种看法。”

曼蒂·沃克：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职业里犯些错误，因为我们总会尝试不同的方法。我会接受教训，用它们来学习。对我来说，我当时做的决定，当时是对的。

2.别拍烂片儿

罗伯特·理查森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最大的错误就是拍了一部烂片儿，不过他不愿意说是哪一部烂片儿。“我签署过不应该做的电影，懂我的意思吗？拍一部不能反映你水平的片子。”

 六.关于特效 

‍

摄影师对特效的态度似乎都很复杂。一方面他们怀念胶片的菲林感，同时又拥抱新技术。

1.避免使用特效

《史蒂夫·乔布斯》的摄影阿尔文·库赫勒明确表示不喜欢特效。他喜欢尽力避免用特效的导演。“他们会想出各种方法去避免。因为我认为，你如果花一个礼拜用绿幕拍摄，会耗尽大家的精力，尤其演员们。因为演员不知该如何反应或面对摄像机。摄像机的镜头和焦点跟真实环境是不一样的。我个人不喜欢特效。”

高柳雅信：“《黑色弥撒》是用胶片拍的。所以我们每天只需要和调色师的沟通，这位调色师喜欢纽约。《聚焦》我们用阿莱数码摄影机。”这时摄影、调色的沟通会变得很复杂，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每天频繁沟通。“在 AS，我们有技术, 但是我跟技术们说：你们想怎么做都行，只要不送到实验室。只发送数据，不要送元数据。因为在多伦多 Deluxe实验室也有调色师，然后我们确认他已经和我的 DI 调色师锁定一切。”

2.数码的谎言

丹尼·科恩说，有一件事情很荒诞，就是数码的谎言。很多人用手机看电影，根本体会不到电影院里的震撼效果。“人们总觉得摄像机越大越好，越大分辨率越高，摄像机也越来越大。可人们现在都在手机上看电影了。我们在努力追求史诗般地画质，大部分人却在手机屏幕上观看这些电影。”“很矛盾。这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70毫米的电影在 IMAX 上看很精彩，如果你在电影院看会心服口服。”

 七.摄影师的黑科技 

1.作茧自缚拍《房间》

丹尼·科恩告诉大家，在拍摄《房间》时犯了一个大错误。影片里的“房间”不到10平方米，于是他们“把房间设计成和这张桌子差不多的面积”。

于是摄影工作有些尴尬。“我们决定永远不拆掉那座墙。我们全力以赴，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觉得，像之前说的，拍摄时总会有限制。我们一直在重新发明轮子，想在那么小的场地里创造有趣的东西。”

2.《八恶人》里的楔形镜头，曾用来拍《宾虚》

昆汀想在《八恶人》里使用65毫米的胶片，然后用70毫米来呈现。在筹备时，罗伯特·理查森在器材库里有了意外发现，“我来到被遗落的角落，在一个很暗的房间里，看到了这些镜头。它们就像楔子一样，我想：什么？楔形的？”

结果，这些镜头曾经用来拍史诗大作《宾虚》（这部1959年的大作一口气拿下了11个奥斯卡奖，包括最佳摄影）“它们是角柱体，这样倾斜，还有圆柱形。圆柱后来用来拍过 《喀土穆》还有 《疯狂世界》，真的不简单。我不停地笑。它们太壮观了……”

3.用iPad锁定效果

摄影师李纳斯·桑哥伦用胶片拍摄《乔伊的奋斗》，然后做胶转磁：“我和实验室沟通，将每日样片，把演出剧照传到一个校准过的iPad 。就在导演有一天锁定他想要的样片时，这对我来说好像得到一张收据。”

4.《史蒂夫·乔布斯》：用媒介暗示时代

摄影师阿尔文·库赫勒在《史蒂夫·乔布斯》里用了三种摄影机：16毫米胶片、35毫米胶片，以及阿莱数字摄影机。这三种不同的媒介质感，也反映了影片的三个时空。他这样说：“影片发生在一个数字化时代。我的感觉是，16毫米不仅仅帮助故事的发展，它还反应了年轻时乔布斯的率性。我觉得16毫米很方便，你可以随便放，放在肩膀上。”

5.忽视摄像机

《真相》的摄影师曼蒂·沃克表示，不想用摄影机吸引别人的注意。“影片中有很多对话，在开头介绍故事里的人物时，我们拍的规模更大，光线更强，镜头移动的更多。镜头还有一些随意的移动，把你带到另外一点。然后，随着故事的变化，玛丽被别人怀疑, 变化还是很微妙……但是稍微有一点点对比。我们把玛丽放在镜头的中心，或者……我们会减少景深。在电影的结尾，在她被审判的时候，我们的房间完全是黑的。每个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我们只看面孔。我们只移动了摄像头。屋里有很多人，大概有二十多个人，但是我们只移动了两次。那就是在她在结尾做的演讲。然后，因此，我想用摄影机来打动观众，而不是让他们一直意识到身边的镜头。灯光也这个原则。”

点击“阅读原文”，三分钟看完2016奥斯卡提名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