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派的社会,不会强迫别人做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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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06-11 生命真谛




文 | 许纪霖

近来的思想界有一点小热闹。从杨绛去世,扯出如何评价钱锺书夫妇生前的“默存”,再到激烈争议知识分子是否有沉默权,其道德责任何在,这场久违的争论似乎尚未结束,许多问题依然似是而非,混沌一片。我本来只是想做一个沉默的看客,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研究者,我的专业本能逼迫我不得不说几句,以试图澄清争论中的一些雾霾。

面对社会不义,知识分子是否有权保持沉默,他的道德责任何在?这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问题,从永恒的原则出发答案不言而喻,知识分子的本性决定了他天生就“应该”是普遍真理的捍卫者,社会不义的批判者。然而,这种“应该”的道德责任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却不是一个不正自明、有统一标准答案的常识,而是具有内在紧张、冲突和悲壮的实践困境,只有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才能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倘若挥舞一条天然正当的道德大棒横扫士林,必定会误伤贤良、连累无辜。

知识分子是否有沉默的权利?在法律上说毋庸置疑,连嫌疑犯都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何况知识分子乎?问题仅仅在于,知识分子面对社会不义保持沉默,其在道德上是否正当?还是有德性上的亏欠?

对某个具体的人物、具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假如要做道德审判,第一条原则,必须将之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任何抽离历史语境的判决,都是无效的、空洞的、乃至冷酷的。

沉默作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乃是指不受强制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权,它属于天赋的、人人都拥有的、自然正当的权利。但自然正当,不等同于道德正当。法律意义上的自然权利,指的是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自愿性选择。一旦意志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之下,而被迫选择沉默,虽然这一选择是“自觉的”,却不是“自愿的”,只能说是“不自由意志”的“不得已”选择,其道德意义也因而变得复杂。

沉默的道德意义,有三种迥然不同的历史语境:

第一种在自由社会,虽然有宪法和法律所切实保障的言论自由,一些公民(包括知识分子)面对社会不义,依然缄默不语,态度冷漠,不闻不问。虽然他们在法律上有此自然正当的权利,但因为是在自由意志下的选择,在道德上无疑是有瑕疵的。尤其是所发生的不义,与自己的生活情境有密切关系,对自由人的道德要求无疑要更高,比如,政府通过了一个违背公众利益也包括你个人利益的法令,你明知不必付什么代价,却不愿参与公众的抗议活动,只想不劳而获,搭便车,这种沉默既是一种政治冷漠,也是道德上的自私,理该受到谴责。

第二种是在非常年代,运动之势,雷霆万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高压之下,强迫人人表态,互相揭发批判,连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在众人争先恐后上台表态、呼喊口号的时候,倘若有人在红色潮中悄然隐身,做一个沉默的“逍遥派”,虽然算不上什么高尚的美德,也是要有一点洁身自好勇气的。在那个年头,不人云亦云,不落井下石,不揭发批判老师、同事,是很需要一点内心的定力与良知的。

将钱锺书与冯友兰比较一下,就明白了什么叫云泥之别。同样面对江青的恩惠,一个是“天子呼来不上船”,另一个是写效忠信表达感激涕零。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钱锺书夫妇有揭发批判别人的历史。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知道那是非常不容易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的岁月里,张志新、顾准、林昭固然了不起,但像钱锺书这样有所坚守,有所不为,也同样令人肃然起敬。钱锺书常常让我想到魏晋时代的阮籍。“竹林七贤”众杰,个性刚烈的嵇康被杀,世故的山涛入仕周旋于权力场中,而阮籍则退隐山林明哲保身,司马昭提出要与这位大名士结儿女亲家之好,阮籍大醉六十日以示拒绝。阮籍、钱锺书虽非道德英雄,却是有所不为的狷者,是黑暗时代中的正派人。他们在“不自由意志”之下,做出的是虽非英雄、却不无自尊的自觉选择。


钱锺书杨绛夫妇


第三种是在威权社会,比如两蒋时代的台湾,不像非常时代那样强迫人人表态,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却又不完全;沉默的权利是有的,甚至沉默为当权者所默许与鼓励,社会的沉默与政治的威权构成了某种默契的同谋。然而与非常年代一样,知识分子的议政需要有道德的勇气与担当。于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沉默,便成为了“不自由意志”下的不得已选择。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发声固然是道德担当,沉默就必定意味着道德亏欠吗?

依我之见,对知识分子整体精神状态的道德诊断,必须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而对个别具体人物的臧否,更需要审慎。道德评判最适用于“自由意志”下的自由人,对于“不自由意志”下的不得已者,抽象的道德原则不过是削足适履、强人所难。在非常年代,洁身自好只是少数,沉默反而彰显出正派的低调美德;在威权时代,”沉默的大多数”既非美德,也非失德。道德对于“不自由意志”所作的不得已选择,往往包含合乎情理的斟酌与宽容。因为人不是天使,亦非魔鬼,人性中有圣俗二元性,既然道德审判的不是天使,而是凡人,那么道德尺度必须符合人性。

从柏拉图、阿奎那到19世纪俄国、法国的知识分子,都以上帝或普遍的正义化身自居,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社会舆论对其人性的期待会更高,即使到了世俗年代,知识分子成为了与鞋匠同样的职业,而非某种精神象征,社会对他们的道德依然有所期待。因为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是特殊的职业,这一特殊的职业过去是神圣的,担当天命的,现在依然要求其有道德的担当。因此,民众中“沉默的大多数”令人习以为常,知识分子中“沉默的大多数”便引起了争议。

道德上的沉默,是否意味着就是令人深恶痛绝的犬儒主义?

对政治冷漠,对不义保持沉默,似乎都可以扫入犬儒主义的垃圾堆,那似乎是一批“永远叫不醒的装睡之人”。然而,被归入犬儒的知识分子,据我的观察,有真伪犬儒之分。“真犬儒”是一批价值虚无主义或道德虚无主义者,在他们内心深处,拒绝一切道德的善恶和价值的是非,一切皆是虚无,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唯一真实的;为了一己之私利,怎么干都行;不要与哥讨论正义、良知,神马都是浮云!如此“没头脑”的犬儒主义者,都是一些精致的或粗鄙的利己主义者。平时奉行低调的、沉默的生存策略,一旦环境险恶,为了自保,不惜随波逐流,应声附和,甚至参与作恶。

然而,混迹在犬儒大军中的,还有一批“装睡的”清醒者,是为“徦犬儒”。他们内心有自己的良知,有明确清晰的是非善恶,只是缘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不敢、也无法站出来说话,只能成为迫不得已的沉默者。于是“外圆内方”成为他们的生存策略,场面上说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甚至鄙视的套话,重压之下也偶尔做个把违心之事,晚上回到家更深夜静之时,尚存的良知会出来折磨,让自己痛苦一会儿,需要找一两好友借酒消愁,或者找机会弥补自己良心的亏欠,偷偷给受害者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的“假犬儒”,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相当普遍,公平地说,可能还是“犬儒”中的大多数。


陈寅恪


陈寅恪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格精神典范。然而,从表面观之,似乎他也不外乎一位“犬儒”。经历了三朝风雨,从来没有公开站出来抗议社会不义,唯一的例外,是二十年代末在清华园守护学术自由。陈寅恪所体现的道德,不属于康德所说的“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是“理性与勇气的私下表达”。表面来看政治上的确“犬儒”,但在专业领域与日常生活有自己的风骨,守得住道德底线;不屑“有所为”,但必定“有所不为”——其实,钱锺书何尝不是如此?

讨论到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知识分子究竟如何刷自己的存在感?知识分子首先是知识的存在?还是道德的存在?

不同的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自我理解。在上个世纪之交,曾经有三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大儒季羡林、王元化和李慎之,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路向的精神象征。季羡林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为学术而学术,为求知而求知,成为博学鸿儒的为学楷模。王元化和李慎之同为启蒙领袖,民间有“南王北李”之称,但启蒙方式颇有异趣。王元化深感八十年代学风浮躁,只问主义,不屑问题,故到九十年代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 继承的是“五四”理性主义传统。他如同清代的戴震,义理考据并重,赋予“尊德性”以“道问学”的基础,化启蒙理想为深厚的学理。李慎之继承的是“五四”狂飙传统,深感九十年代士林人格委靡,失去批判激情。为了鼓舞士气,指点方向,他以一己之道德实践,试图身体力行,杀出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血路。元化潜思,慎之热忱,道相同而路相异。这不仅是两位启蒙大师的分野,也是追随其后的启蒙知识分子们不同的努力方向。

三位学界大儒,季羡林只是一个知识的存在,李慎之更看重道德的存在,而王元化则是知识与道德并重。即使是道德的存在,李慎之是积极地有所作为,而王元化则是低调的有所不为,紧紧坚守为人的尊严。


从左至右:季羡林、李慎之、王元化


三位学界大儒,孰高孰低?基于对知识分子不同的自我理解,相信各人有自己的理解。对于知识分子整体而言,需要有人“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担当道德先锋;也需要有人“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替中国文化守住一线命脉。以道德衡量之,似乎前者价值最高。但倘若知识分子徒有烈士之悲壮情怀,缺乏深邃的思想与学理支撑,如此的道德勇气也只是沙滩上的巨塔。何况道德实践在现代社会,并非知识分子一家之专利,而是公民的普遍属性,作为知识分子公民,他的道德实践,最好具有深刻的专业背景,避免成为空头道德家,诚如王小波所说:“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

在“不自由意志”之下,知识分子的选择首先是不作恶,有所不为,守得住自己的道德底线。沉默未必是金,但也无可厚非。道德对“不自由意志”下的迫不得已者,有一定的斟情权,对随波逐流的作恶者从严,要求“枪口抬高一寸”,担当作恶者该担当的罪责;而对洁身自好的沉默者从宽,予以合乎比例的同情性理解。

“自由意志”下的选择有较高的道德责任,而“不自由意志”下的选择,只有有限的、底线的道德伦理。道德这个玩意儿,不是用来谈论的,而是用来实践的。与其成为空头道德家,不如自我践行,以一己之风范激励士林,改变风气;不能作为底线道德苛求众人,哪怕是自己的知识分子同仁。而道德的实践,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政治的沉默,未必意味着知识的沉默,长时段的思想启蒙,道德价值未必就在壮烈情怀之下。地火的运行,是一般心浮气躁者所难以洞见。

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比沉默更可怕的,反而是一种相互残杀的戾气。自己不敢直面不义,就将勇敢发泄到同样是弱者的同道身上;或者以为自己够勇敢了,以一己为尺度,强迫所有的人、特别是比自己活得好的人要更勇敢。处于安全的道德高地之人,更容易不自觉地产生此类道德强迫症。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尤以今日中国为甚。

一个正派的士林,是对沉默既有深切的反思、又有同情性理解的共同体,对沉默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又不对任何人轻易下超乎情理的道德拷问。因为我们都不是上帝,都是有人性弱点的凡人,即使是上帝,对子民也充满怜悯之心,理解人(即便是多读了几年书的知识分子)不同于神,有英雄圣人的豪迈,也有凡夫俗子的可怜。对凡人提出类似神的圣人之德,本身就是魔鬼的苛求。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践行圣人之德,但在一个正派的社会里面,不可被强迫成为圣人——不管这一强迫来自何方、何种名义。

我永远谨记,比抽象的道德原则更值得尊重的,是人的价值——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生命、尊严、精神和与生俱来的人性脆弱。其实,正如帕斯卡尔所言,即便是知识分子,也不过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而已。



【注】本文原标题为《不一样的沉默:也谈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


【作者简介】

许纪霖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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