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怀念思想者的勇气,怀念一种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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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06-06 生命真谛



▲ 李洪林


文 | 张丰

与杨绛相比,保育钧和李洪林两位先生的去世,只在读书界引起了一波小范围的怀念和追思,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他们属于那个让人怀念的80年代,对今天的青年来说,他们已经显得过于陌生了。

保育钧作为知名报人的地位,奠定于他拍板刊发“小平,您好”的照片。1984年的“国庆阅兵”,群众游行时,北大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东拍下了这个镜头,晚上,编辑把它排上版,拿给夜班编委保育钧签发。按照规定,这种图片应该刊发新华社播发的通稿图片,但是新华社图库根本没有发这张照片。当晚,时任人民日报编委的保育钧值夜班,负责主编二版,他决定刊发这张照片,“哪怕明天挨处分”。


育钧


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曾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读书无禁区》的李洪林,被免去了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职务。到了1984年,对从事思想领域工作的人来说,仍是一个难以把握方向的年份。事实上,那几个打出“小平您好”横幅的北大学生,正被相关部门调查,人民日报在2版刊发这张照片,似乎传达出某种肯定的信号,让这几个学生得以脱身。但是对拍板刊发这种照片的保育钧来说,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保育钧曾做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而李洪林在北京最显赫的地位,则只是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在今天看来,这是标准“体制内”的职位,但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们却站在思想的最前沿。保育钧对“小平您好”的理解是,这种对领导人的亲切称呼,反映了年轻人一种平等思想,不仅没有冒犯领导,反而体现出了某种开放精神。1979年,李洪林写《读书无禁区》时,最初的标题是《打破读书禁区》,其实,这一年年初的理论务虚会,邓小平就指示理论务虚会“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胡耀邦在开幕词中也号召“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李洪林敏感地从领导人的讲话中嗅到了这种思想解放的气息。既然耀邦已经提了“冲破一切禁区”,那“打破读书禁区”,不就是理所当然的吗?

《读书无禁区》来自董秀玉的约稿,《读书》选择这样一篇文章作为杂志创刊的开端,有点创刊词的味道。但是,对李洪林来说,选择写这样一篇文章,却是在一潭死水中投下那颗最危险的石子,他肯定知道这样一篇文章的风险,因此在写的时候分外谨慎,反复推敲。“文革”10年,可以开放的人文社科图书,只有一千多种,在这种氛围下,读书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危险的行为。“象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一九七八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经过十年的禁锢,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呀!但是,书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开。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是非还没有弄清楚,‘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还在作怪,我们一些同志也还心有余悸。”



李洪林被视为“著名理论家”,但是,他的理论,在正常社会看来不过是常识而已。他的《读书无禁区》呼吁的是出版和阅读自由,其中有这样的话:“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读书自由。自由总以一定的限制为前提,正如在马路上驾驶车辆的自由是以遵守交通规则为前提一样。就是在所谓西方自由世界,也不能容许败坏起码公共道德的黄色书籍自由传播,正如它不能容许自由抢劫、自由凶杀或自由强奸一样。因为这种‘自由’,势必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任何社会,对于危及本身生存的因素,都不能熟视无睹。无产阶级的文化政策,当然更不会放任自流。”

今天我们或许认为这样的认识还显简陋,但是在1979年,使用“自由”这个词本身就是革命性的了。李洪林发表《读书无禁区》后,有同事当面质问他:你的意思,小学生可以看《金瓶梅》吗?这样的质问,其实反映了一般的社会思想状况。因此,今天重温《读书无禁区》,仍然感觉意义重大,它对中国最近30年的意义,堪比1644年约翰·弥尔顿为英国写下《论出版自由》。

1979-1984年的中国思想界,还处在某种拉锯的状态,选择“解放思想”这一端的人,并不占优势。李洪林和保育钧的勇气,就体现在局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自觉站在了进步的一方。不过,像他们这样勇敢的思想者,在当时也并不是个案。范用把李洪林的标题《打破读书禁区》改为《读书无禁区》,就在李洪林的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步。这篇文章发表后,《读书》杂志最初印的5万册一售而空,加印的5万册也很快售完。但是,杂志也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他们没有选择回避,而是继续刊登批评与反批评的文章,把讨论引向深入。《读书》杂志的领导机关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曾彦修也用化名“范玉民”的笔名发表了《图书馆必须四门大开》,呼吁思想领域的进一步开放。

当时,沈昌文刚调入《读书》杂志,就被喊去新闻出版总署开会,要代表杂志作深刻检讨。但是,当时担任新闻出版总署领导的杜导正,最后以时间不够为由,没有安排他上台检讨。沈昌文后来回忆,认为“那时他是在故意放我们一马”。(《也无风雨也无晴》,128页)1981年4月,《读书》两周年,陈翰伯所写的社论《两周年告读者》专门加上这样一段话:“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两年后的总结,仍然是在捍卫,也仍然面临着风险。

这些轶事,当事人如今回忆起来饶有趣味。但是,后人应该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人事实上组成了一个神秘的精神共同体,共同承担着思想的风险。这种难得的风气,放到今天,仍然让人神往。如今,人们怀念李洪林和保育钧这样的思想者,就是在怀念这种风气。


【作者简介】

张丰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读书人,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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