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湖南农村走上哈佛演讲台的中国留学生

2016年06月03日 加拿大留学与投资


近日,一篇哈佛毕业生的演讲稿在众多家长们的朋友圈中疯转,原因无它,这位演讲者是一位来自中国湖南农村的小伙子,作为哈佛研究生优秀毕业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演讲,他的名字叫何江,是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毕业生


能作为哈佛的代表毕业生上台演讲是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要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脱颖而出,着实不易,而何江是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学生,与他同台演讲的特邀嘉宾是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位从中国农村走向哈佛演讲台的中国留学生的演讲视频吧!





何江出生在湖南长沙宁乡,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从小就立志要通过读书来改变人生。凭借自己不懈地努力,高考考入了中科大




在大学期间,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曾经来科大进行交流讲座,何江听完讲座后主动和潘校长交流,两人从此结成了远距离的师徒关系,一直保持着沟通交流。


凭借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加上学校导师和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的推荐信,何江顺利地申请到了哈佛生物系的博士学位,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何江也有幸在曾出过4、5位诺贝尔奖,享誉世界的哈佛化学系庄小威实验室做博士研究,而这一做就是5年。


在何江入学哈佛的第一年,就主动申请做本科生辅导员,因为他知道哈佛本科生是世界上最牛的本科生,他想去学习他们的领导力、创新力和表达能力并从中获得鼓舞。


何江很早就意识到,只搞科研不注重实践很难有出路,所以他经常去哈佛商学院听关于经济和商业的讲座,拓展自己的人脉,向自己圈外的人学习。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参加了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一个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讲座。讲座后,何江大胆地和尼尔弗格森分享了自己对于全球化以及中国农村发展的看法。后来两人相约吃饭,弗格森教授带来了好几位重量级教授,结果他们畅聊了4个小时。


最后弗格森建议何江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从中国农村的变化来反应中国近30年的发展变化。何江付出了两年的努力来写这本书。英语不是何江的母语,但他之前带的许多本科学生都乐意帮他修改语法和语式问题。如今这本书已经写完并在哈佛商学院教授的联系下,已经与出版社达成共识,最快在今年就能出版。


一开始,何江听到教授建议他去尝试申请做毕业典礼研究生发言代表的时候完全没有自信,因为第一,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理科生,不像肯尼迪学院的学生那么善于演讲。第二,英语毕竟不是自己的母语,和众多本地人比起来,还是会有劣势。但事实证明,何江成功了。


如今何江依然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从哈佛博士毕业后,何江顺利进入了自己喜爱的MIT做博后工作。他现在研究的课题是“人体的3D打印与应用”, 方向是3D打印人体肝脏,进行疾病模拟,研究肝炎病毒、疟疾以及癌症早期检测。这是一个属于盖茨基金会的项目,也是生物界最前沿的项目之一。目的是为了对抗危害人类的疾病研究。



演讲内容文字版:


想当初,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的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人,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便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故已经过去大概十五年了。我非常高兴的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停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时做的差强人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三百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的科学知识传播的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理蜘蛛咬伤事故。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有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的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初的时候,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的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于是,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及简单的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以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的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的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的社会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注意的一个重心是分配知识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得变成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




来源:加拿大留学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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