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说过一句话，此后被广为征引。那是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一文中，我提出：“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但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却正是走在一条“标准化”的道路上。

办教育的人需要明白，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当你把手中的石头丢进大海，等到涟漪荡向岸边时，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如果你要“掷地有声”，那必然只是在很小的一片水面，或者一口枯井。所以，才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过分强调“世界一流”，不是好的状态。在我看来，办教育应当拒绝急转弯、拒绝大跃进，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的路。这样坚持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国大学才有希望走出一条比较好的属于自己的路。

到过国外大学的人都明白，那里很安静。可是回到中国内地，仿佛任何一所大学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校长不断在制订计划，系主任也是踌躇满志，甚至每位教授也都热血沸腾。这样的画面令人感动，但我必须说，这样的状态也让人担忧。大学改革，应当少安毋躁。

从十多年前的大学扩招到近年努力改大学教育为职业教育，一路走来基本都是对于先前政策的调整与否定。这样不断的急转弯，非常容易伤人，甚至是伤一代或者几代人。办教育的人要懂得，一个错误的决定必须用十个很好的主意才能弥补过来。

学生不应成为小白鼠，大学也不应成为小白鼠。一个政策出台，一代学生的命运就与之直接相关，所以教育很难做实验，即便要做，也必须小心翼翼，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断地急转弯。真正适合大学改革与教育发展的状态应当是胆子小一点、步子慢一点，在过程中“移步变形”。

改革太急源于期望太高。今天讨论教育问题的人，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向外看”，即关注哈佛如何、耶鲁怎样；一是“向后看”，也就是表彰民国大学的故事与精神。这两种思路，各有其道理。

作为“借镜”，两者都是不错的资源，但需要警惕的是，没有必要藉此对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拍砖”。我在演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热心的听众提问，开口就是“中国没有大学”。我明白他的立场，但这样的表达是有问题的。中国不仅有大学，还有不错的大学。中国大学“在路上”，请多一点点掌声，少一点点砖头。

现在有一种通行的说法是民国大学多好多好，可是持论者应当知道，今天的大学同样需要一种“了解之同情”。民国的大学教育基本是一种精英教育，这与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样。整个民国年间的社会动荡姑且不论，即便是在局势相对稳定的1930至1937年间，在校的大学生也只有四万人左右。再如，当我们追怀民国大学的独立精神时，既要看到校长与教授争取自由的努力，同时也得承认这与民国年间教育部的管理不细与无力直接相关。所以，当下的问题与民国年间并不一样，我们不要过分夸大民国大学的优点。

大学史的研究也好，大学评论也罢，都应当是一种有情怀的学问，追求的是启示，而非影射。大家应当明白，中国大学不可能迅速就成为“世界一流”，所以还请大家多一点耐心。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全民关注大学问题。过于受关注，以至于自己没有办法喘一口气、喝一口水，这对大学发展是很不利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蔡元培在把被捕的北大学生营救出来以后，留下过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这里是套用了汉代的《风俗通》中的“杀君马者路傍儿也”的典故。意思是说，对于骑快马的人而言，道旁的观众越是喝彩，马就跑得越起劲越快，一路快马加鞭，最后就很容易气绝身亡。对待大学，同样是这个道理，今天被希望得诺贝尔奖，明天被期待就“世界一流”，很可能会导致中国高等教育的步伐无法走得稳健，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