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景不好” 、“希腊式路线”，面对债台高筑和实际收入下降的困境，随便你怎么称呼它都好，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澳洲经济神话日益式微了，这就是我们国家当下的实情，不管7月2号的选举会把谁推上台。

早在1964年，Donald Horne称澳大利亚为“幸运之国”，这并没有褒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我们光依靠向海外出口农产品和资源，却没有努力去打造一个智能的、资源丰富和具有创新精神的国度。

时至今日，澳大利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靠自身努力来创造好运。矿业潮已经终结，环球经济陷入萧条之中。最新的联邦预算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到2020年，总计有677亿澳元的赤字，政府债务到时则会由2850亿澳元上升至3550亿澳元。

雪上加霜的是，大部分的评论家认为，政府预算预计值的几个关键指标（增长率、通胀、大宗商品价格等）显然是大大过于乐观，实现的难度极高。这可能会导致更大的赤字和更高的债务水平，我们的信用评级很可能会掉到AAA以下，而2017年预计还会继续下调。究竟我们怎么走到这田地的？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样的困境，让我们的下一代背上难以为继的高额赤字和持续上升的未来债务？

我并不认为问题出现在我们的领导人身上。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政治体制现在太过于以两党投票为中心，上下两议院制和短期的媒体和选举循环。因而不能够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深层次长期问题，从债台高筑和无可持续性的预算赤字，到“顽固”的政治议题，比如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

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一蹴而就的简单办法。但是我建议通过以下三点来实现真正的，可达成的系统性变革：

首先，创造一个新的政治文化，两党合作制就将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媒体也要在这种文化中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应该让那些愿意妥协的政治家获得加分。选战可以像赛马一样，但是政府工作可不能这样。

媒体们不但要报道谁上谁下，谁强谁弱，也要写写那些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两党如何协同工作的事情。我们在国家安全的议题上看到比较多的这种两党合作的范例；但是对于澳洲人民未来的幸福来说，财政问题也是同样重要的。

另外一个积极的步骤是两党可以考虑在议会讨论那些困难的长期议题时，允许更多的“自由投票”来获得共识。这些议题也不用限制于传统的需要共识的问题，比如堕胎和性方面的议题。

目前在没有这种新方法的情况下，我们要做出一个困难的抉择时，不可避免地会变成席位之争，也就是在议会里面谁的数量多就听谁的。

关于困难的长期议题，这里有三个例子，包括气候变化、负扣税和道路使用成本。我不想再回忆2007年以来关于气候变化政策的悲催的历史了，不过事实的确是这个美好的、稳健的、事实清楚的长期政策，却被分裂的政治派系和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给摧毁了。

我觉得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进行一场理智的（和自由的）关于适当定价和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国会投票，必然能够达成明显的一致。

负扣税政策也是类似的。事实上国会的大部分人都赞成采取行动来限制负扣税政策。如果自由投票，最终的结果未必与工党政策完全一致；但肯定会得出一个介于一无所成和工党的主张之间的结果。

当然还有道路使用成本的问题。燃油税目前已升至每年170亿澳元，但是由于低油价和快速提高的燃油经济性，实际纯收入是在下降的。未来，随着电动汽车的逐步普及，纯收入可能会降到接近0。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根据道路使用者使用道路的时间收取通行费——但是即将换届的政府貌似在想在悉尼和墨尔本CBD收取25澳元的进入费，以及对重型车辆课以高额费用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样，能够带来合理的、长期政策性的最佳解决方案是通过一个坦诚的两党合作机制，或者是自由投票的方式。

最后，不管是哪方赢得了大选，必须以霍克（Bob Hawke）以榜样，至少在某一方面。1983年，我当选联邦议会，成为霍克政府首个任期的成员之一，也就是说我的首段政府工作经验来自于全国经济管理委员会。

霍克总理把来自全国各个领域的代表聚集到了一起，包括工会、商界、宗教界和福利团体，还有其他很多。他的目标很单纯，总结起来就是霍克的竞选口号：“和谐、复兴和重振。”

到了今天，我们还是需要类似的全国性对话：一个没有预设结果的，所有事情都摆上台讨论的对话。这样的高峰对话得出的结果和政策导向将会有很强的代表性。不管谁在7月2号胜出，他们需要立刻将自己投身到霍克总理当年提倡的方式中去“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把我们全社会成员团结起来。”


1987年霍克总理和妻子庆贺选举胜利


原文作者John Brumby在2007-2010年曾任维多利亚州州长
原文亦刊载于 Election Watch

新闻来源：http://www.theage.com.au/comment/australia-needs-to-start-making-its-own-luck-20160606-gpcrtj.html#ixzz4AwrrLg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