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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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06-01 生命真谛




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这话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玫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干草,真正枯萎、干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


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干掉,枯干如沙。把它藏个一年两年,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一团枯干的草,用一个大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干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一个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疯狂地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地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

我愣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于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


对于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后,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的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后,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判,而在于: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情在更大的坐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坐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后,对于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后,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后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后又是另一回事。然后你也相信过,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


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后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后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哪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后,你纳闷:为什么这个社会给了你那么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


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里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账。”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战后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侍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好,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在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多么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后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利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予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后,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后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荡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在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座,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特定的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来源:微信公众平台“如学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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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简介:

     

 1952年2月13日生于台湾高雄县大寮乡眷村,现代作家、“中华民国文化部部长”。

1974年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求学,后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1988年迁居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1994年,出版《人在欧洲》。1998年,她的三部书《啊,上海男人》、《这个动荡的世界》、《故乡异乡》在上海相继发行。1999年,龙应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2008年在香港大学教授任上获评为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2010年11月15日,龙应台以260万人民币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16名,引发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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