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癌症:他们为何要到美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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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06-09 美国房产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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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岁的杨莉意识到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她是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高管,一年前,她在反复高烧后确诊患有乳腺癌。经历了手术、多轮化疗和放疗后,杨莉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癌细胞反而扩散到了骨头和肺部,而且发展极快。 主治医生建议她接受靶向治疗,这是一种定点清除癌细胞,而周围正常细胞不被波及的疗法。杨莉也想尝试这种方法,问题是,国内没有这种药,离她最近的药房也在香港。杨莉想请朋友代购,但在几个癌症病友群里咨询过后得知,香港一些药房已经出现假药,她向本刊记者回忆道,“我的时间不多了,误吃一个星期假药也许真的命就没了。”考虑再三,杨莉决定到美国看病。 从概率上看,美国的肿瘤病人存活机会比在中国大很多。CONCORD-2是有关全球癌症生存率数据方面最权威的研究组织,2014年11月,他们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研究者收集了来自67个国家的279个癌症登记处数据,对2570万位成年癌症患者及7.5万位儿童患者的数据进行分析,调查范围包括结肠癌、乳腺癌、直肠癌、肺癌等多种癌症。 医学界通常以“5年生存率”来考察癌症的治疗效果,通常而言,癌细胞的转移和复发大多发生在根治术后三年之内,少部分发生在根治后五年之内。这也意味着,如果癌症根治手术五年后没有复发,再次复发的几率将很低。而CONCORD-2的这次调查显示,美国癌症病人的总体5年生存率达到了66.9%,居全球之冠,相比之下,中国癌症病人同期的总体5年生存率仅为30.9%。而具体到杨莉所患的乳腺癌,中国病人的5年生存率为73%,而美国为89%。 杨莉申请了美国医疗签证,开始准备赴美治病事宜,这时候,她的情况变得更严重了,腰开始疼痛,而且还会呕吐,去检查,胸腔里也出现了积液。 钱的差距 简单来说,单是癌症一项,美国人享受到的医疗投入就是中国人的近224倍。 飞机开始下降,机舱广播提醒杨莉,美国就要到了。这时候,她的行动已经不便,救护车在机场等待,随时准备接上她赶往医院。 就整体的健康和医疗情况而言,美国并不是特别突出。美国人的肥胖率、糖尿病比例、心血管疾病比例居高不下,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为81岁,仅居并列20位。 但如果一个身在美国的普通人罹患癌症后,却可以预计能够比在日本或欧洲发达国家多活1-2年。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有趣的反差?医疗和研究投入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据法新社估计,2014年,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5.5%,人均420美元,而癌症研究又仅占医疗卫生支出的0.1%,也就是说,摊到每个人头上的癌症研究投入只有0.42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17.1%,人均9403美元,癌症研究经费占其中的1%,癌症研究投入人均为94.03美元。简单来说,单是癌症一项,美国人享受到的医疗投入就是中国人的近224倍。 这只是国家经费,没有算上私人募资和商业投资:美国现有超过260家专注于抗癌的NGO组织——这比该国为心脏病、艾滋病、阿尔茨海默症和脑卒中设立的NGO组织总数还要多,而这批NGO组织的年预算总额超过22亿美元。 癌症并不是一种单一疾病,而是由许多疾病亚型所组成,不同亚型的癌症发病机制不同,治疗方式和预后也千差万别,比如杨莉所患的乳腺癌,目前就有10种亚型,研究投入越多,就意味着可以对每种亚型的研究更深入,治疗手段也可以更精准有效,减少以前粗放型放化疗,“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后果。 新疗法,新药物
大量早已在欧美广泛使用的癌症类药物,要么迟迟未能在中国大陆上市,要么售价远高于美国。 在紧张的救护车警笛声中,杨莉被送去了预约好的那家医院。她的情况已经很危险,在医院里,一度需要进入重症加护病房。 但好在,随后的治疗证明,杨莉当初选择赴美治疗是正确的。4个月过去了,她的症状得到了有效缓解,只需要定期去医院门诊接受化疗,化疗的副作用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4月29日,她在休斯敦的寓所接受本刊电话采访时,电话里还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她说,自己正在等待最新的检查结果,如果转移病灶(癌细胞转移)得到了有效控制,就可以回国口服化疗药控制病情。 据国际领先的医疗健康信息服务提供商艾美仕咨询(IMSInstituteforHealthcareInformatics)统计,2014年,全球在癌症治疗方面的消费总额达1000亿美元,较2010年的750亿有显著增长。其中,美国的肿瘤药物支出超过其他所有国家,占总消费额的42.2%,艾美仕咨询的执行长穆雷·艾特肯(MurrayAitken)因此表示:“相比其他任何国家,美国人可以使用更具革新性的药物,因此在整体生存率方面获得显著益处。” 尤其是一些较罕见、预后较差的肿瘤,基础研究和相关医院的科研实力对病人的生存机会影响极大。 神经母细胞瘤是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儿童颅外肿瘤,中国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每年新诊约3000例,仅次于白血病及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疾病,常规治疗5年生存率约10%-20%,部分医院达40%;而在美国,每年有约700名儿童被确诊患有该病,小于1岁的患儿生存率为95%,1-14岁的患儿为68%。其中,免疫疗法将高风险患者移植手术后的2年无事件生存率从46%提高到了66%。可惜的是,中国目前尚没有引入该疗法。 纽约华裔女孩艾米莉·王(EmilyWang)就是免疫疗法的受益者。2003年,不到2岁的她被确诊为神经母细胞瘤,且风险极高。家人将她送入了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SloanKettering),这家肿瘤专科医院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年度医院评选中,总能名列前两位(另一家是下文将出现的MD安德森中心)。 艾米莉的主治大夫是该院神经母细胞瘤项目的负责人张乃光(Nai-KongV.Cheung)医生。张大夫和团队为艾米莉制订了一系列组合疗法:诱导、手术、放射治疗、干细胞移植、免疫治疗和诱导分化治疗。 艾米莉的干细胞移植手术是成功的,不幸的是,2005年3月,医生们在她的大脑中发现了肿瘤,这意味着艾米莉的病情复发了。 在研究了艾米丽的病情后,张乃光团队和她的家人决定使用仍处在临床实验阶段的8H9疗法。纪念斯隆-凯特琳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神经母细胞瘤脑转移项目的癌症中心,而8H9疗法正是由张乃光团队研发,艾米莉是第一个接受这种治疗方案的女性患者。 医生们将8H9单克隆抗体直接注入艾米丽的脑脊液。这是一种放射标记抗体,在找到神经母细胞瘤细胞发生作用后,它能继续以此为靶点递送辐射,在不伤害大脑和神经系统正常细胞的情况下,杀死治疗后残存的瘤细胞。 艾米莉的两次治疗都取得了成功,虽然药物也带来了一些后遗症,比如听力受损,身材矮小,但她恢复了健康,迎来了快乐的生活。 对于神经母细胞瘤这种罕见癌症,美国各家医院和研究机构也投入极大,新疗法层出不穷,其中包括美国药监局于去年批准上市的CH14.18疗法,此外,费城儿童医院发现抗癌症靶向药克唑替尼(Crizotinib)也有显著效果。 克唑替尼由辉瑞公司生产,在美国的上市时间为2011年8月,在中国则是一年半后的2013年2月。虽然滞后了一点,总好过没有,相比之下还有大量早已在欧美广泛使用的癌症类药物,要么迟迟未能在中国大陆上市,比如目前唯一一种能预防癌症的药物——宫颈癌疫苗;要么售价远高于美国,比如包括格列卫(慢性白血病)、易瑞沙(非小细胞肺癌)和赫赛汀(部分胃癌、乳腺癌)这类靶向药。这导致杨莉这样的病人只能前往香港买药,或者远赴美国看病。 杨莉此前曾在美国留学,没有语言障碍,因此没有求助中介,自行联系医院、安排在美国食宿等,全部费用自理,目前花费达15万美元左右,其中包括前期病情危急时住了4天ICU的高额费用。 看似费用高昂,但若在国内接受同样的治疗,费用也不一定会降低多少。进口药物自付比例奇高,一直是中国病人的巨大负担,很多病人为了不把一家人拖进一贫如洗的境地,只能选择放弃治疗。据彭博社统计,中国进口肿瘤药价格是美国价格的80%至120%,中国患者个人最高需要支付全价的77%,而在美国,个人仅需要支付22%。 痛感与尊严
2012年1月31日, 华盛顿医院中心(WashingtonHospital Center)的 医 生保 罗· 休格贝克(Paul Sugarbaker)在跟患者沟通病情。 在美国治疗,最大的区别就是治疗的痛苦大大减轻了,杨莉在杭州化疗时太痛苦了,医生只会说,坚持吧…… 然而,药物和金钱并不是癌症病人面临的唯一难题。 36岁的乳腺癌患者徐敏华想给主治医生发一条短信,字斟句酌起草好短信内容,又请朋友帮忙润色。 她的医生是广州一位小有名气的乳腺癌主任。她术前七次化疗,腋下一处转移越来越大、另一处越来越小,得不到医生解释;术后已经清扫的腋窝居然再发现转移淋巴结,没有解释。因为总是见不到忙碌的主任,她只好通过短信这种方式咨询,但又怕医生认为自己是埋怨他,因而短信发得战战兢兢。但即便如此,徐敏华仍然没有得到回应。她每天生活在焦虑中,怀疑化疗根本无效,可是没有一个人给她一句解释和安慰。最后,她只有选择去香港看私家医生。 在国内,找医生难是癌症病人和家属常常会遇到的问题。一方面,肿瘤内科、外科、病理科、放疗、化疗、疼痛管理、营养支持、心理咨询各科是分散的,在癌症少则半年多则数年的治疗期间,有时甚至没有一位主管医师全程管理病人。另一方面,由于医生,尤其是知名三甲医院的医生工作量极大,要在门诊、住院、科研、教学和行政任务间疲于奔命,有一些医生缺乏以病人为本的态度,病人碰到各种问题和困惑,很难得到医生的及时解惑。 这种各科室各自为政的状况,不仅会给病人增添很多额外的烦恼,而且无法从整体上评估病人健康情况,很难制订出全面而有效益的医疗方案。 同样是患了乳腺癌,30岁的美国病人玛丽亚娜·托拉多(MarianaTorrado)的遭遇比徐敏华就好很多。 玛丽亚娜在发现左乳出现肿块后迅速确诊,虽然家在休斯敦,周围有多家著名医院,但她不假思索地选择了MD安德森医疗中心(MDAnderson),并且很快就约到了想要的医生,她回忆说,“一位是肿瘤医生,一位是外科医生。” 在与医生见面后,她又得到了一个新的讯息:化疗有可能导致不育。因此她又接受医院肿瘤生殖诊所医生的建议,化疗前先冷冻卵子,以供日后所需。此外,由于她的不少亲人也是年纪轻轻就患上了癌症,医院还安排了一位遗传学顾问与她见面,在接受了基因测试后,她得知自己的BRCA1基因存在突变。 以欧美的资料,有BRCA1或BRCA2突变的女性,一生中发生乳腺癌的发病机率会增高5-7倍,达60-90%,而卵巢癌的机率会升高10-40倍,达15-50%。2013年,影星安吉丽娜·茱丽也是查出存在这种基因突变,因此在并未患乳腺癌的情况下切除了双乳乳腺。 玛丽亚娜也做出了这个决定,接受双乳切除手术。“同时,因为这种基因突变还会增加我患卵巢癌的危险,我会在完成生育大业后切除卵巢。在那之前,我每半年就要接受一次卵巢癌筛查。” 现在,她说自己体内已经没有癌细胞,她刚刚接受了双乳重塑手术,并开始在MD安德森医院担任义工,帮助其他癌症患者。 杨莉选择的也是MD安德森医院,据该院国际医疗部介绍,目前医院约有260名中国大陆籍患者,而且仍在逐月增长中,医院可为他们提供免费的翻译服务。 在电话里,杨莉讲述了在美国治病时跟国内显著不同的感受:“最大的区别就是治疗的痛苦大大减轻了,原先在杭州化疗时太痛苦了,一个大病房12个人一起化疗,一个吐了全都一起吐,一个吃的饭菜味道冲一点,其他人照样一起吐。问医生有什么办法,医生只会说,坚持吧,不行就点滴营养液维持着。” 但是在MD安德森医院,接受化疗的大部分病人是不需要住院的,他们在独立的病房打点滴,里面有电视有网络。杨莉说,“我开始时觉得,不住院怎么行?会出事的吧,可是真没有,医生和主管护士总是说,‘有什么不舒服都不要忍着。’不管是疼痛、恶心还是呕吐,他们总会帮忙调整用药方案。” 除了治病本身,医院提供了很多额外服务帮助肿瘤患者和亲友。杨莉说,比如为脱发病人提供假发用品店信息,为住院病人安排艺术创作项目,还有一个为青少年病人提供的游戏中心。 事实上,中国的一些医院对治疗部分肿瘤已经拥有相当的经验,少数生物医药公司也研发出了领先的药物,预计在两三年内就可以通过试验获准上市。但中美癌症生存率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医院的治疗不够人性化等问题,仍然是中国患者不得不面临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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