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癌症：他们为何要到美国去,美国房产精英微信公众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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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岁的杨莉意识到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了。她是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高管，一年前，她在反复高烧后确诊患有乳腺癌。经历了手术、多轮化疗和放疗后，杨莉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癌细胞反而扩散到了骨头和肺部，而且发展极快。主治医生建议她接受靶向治疗，这是一种定点清除癌细胞，而周围正常细胞不被波及的疗法。杨莉也想尝试这种方法，问题是，国内没有这种药，离她最近的药房也在香港。杨莉想请朋友代购，但在几个癌症病友群里咨询过后得知，香港一些药房已经出现假药，她向本刊记者回忆道，“我的时间不多了，误吃一个星期假药也许真的命就没了。”考虑再三，杨莉决定到美国看病。从概率上看，美国的肿瘤病人存活机会比在中国大很多。CONCORD-2是有关全球癌症生存率数据方面最权威的研究组织，2014年11月，他们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研究者收集了来自67个国家的279个癌症登记处数据，对2570万位成年癌症患者及7.5万位儿童患者的数据进行分析，调查范围包括结肠癌、乳腺癌、直肠癌、肺癌等多种癌症。医学界通常以“5年生存率”来考察癌症的治疗效果，通常而言，癌细胞的转移和复发大多发生在根治术后三年之内，少部分发生在根治后五年之内。这也意味着，如果癌症根治手术五年后没有复发，再次复发的几率将很低。而CONCORD-2的这次调查显示，美国癌症病人的总体5年生存率达到了66.9%，居全球之冠，相比之下，中国癌症病人同期的总体5年生存率仅为30.9%。而具体到杨莉所患的乳腺癌，中国病人的5年生存率为73%，而美国为89%。杨莉申请了美国医疗签证，开始准备赴美治病事宜，这时候，她的情况变得更严重了，腰开始疼痛，而且还会呕吐，去检查，胸腔里也出现了积液。钱的差距简单来说，单是癌症一项，美国人享受到的医疗投入就是中国人的近224倍。飞机开始下降，机舱广播提醒杨莉，美国就要到了。这时候，她的行动已经不便，救护车在机场等待，随时准备接上她赶往医院。就整体的健康和医疗情况而言，美国并不是特别突出。美国人的肥胖率、糖尿病比例、心血管疾病比例居高不下，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为81岁，仅居并列20位。但如果一个身在美国的普通人罹患癌症后，却可以预计能够比在日本或欧洲发达国家多活1-2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有趣的反差？医疗和研究投入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据法新社估计，2014年，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5.5%，人均420美元，而癌症研究又仅占医疗卫生支出的0.1%，也就是说，摊到每个人头上的癌症研究投入只有0.42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17.1%，人均9403美元，癌症研究经费占其中的1%，癌症研究投入人均为94.03美元。简单来说，单是癌症一项，美国人享受到的医疗投入就是中国人的近224倍。这只是国家经费，没有算上私人募资和商业投资：美国现有超过260家专注于抗癌的NGO组织——这比该国为心脏病、艾滋病、阿尔茨海默症和脑卒中设立的NGO组织总数还要多，而这批NGO组织的年预算总额超过22亿美元。癌症并不是一种单一疾病，而是由许多疾病亚型所组成，不同亚型的癌症发病机制不同，治疗方式和预后也千差万别，比如杨莉所患的乳腺癌，目前就有10种亚型，研究投入越多，就意味着可以对每种亚型的研究更深入，治疗手段也可以更精准有效，减少以前粗放型放化疗，“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后果。新疗法，新药物
大量早已在欧美广泛使用的癌症类药物，要么迟迟未能在中国大陆上市，要么售价远高于美国。在紧张的救护车警笛声中，杨莉被送去了预约好的那家医院。她的情况已经很危险，在医院里，一度需要进入重症加护病房。但好在，随后的治疗证明，杨莉当初选择赴美治疗是正确的。4个月过去了，她的症状得到了有效缓解，只需要定期去医院门诊接受化疗，化疗的副作用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4月29日，她在休斯敦的寓所接受本刊电话采访时，电话里还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她说，自己正在等待最新的检查结果，如果转移病灶（癌细胞转移）得到了有效控制，就可以回国口服化疗药控制病情。据国际领先的医疗健康信息服务提供商艾美仕咨询(IMSInstituteforHealthcareInformatics)统计，2014年，全球在癌症治疗方面的消费总额达1000亿美元，较2010年的750亿有显著增长。其中，美国的肿瘤药物支出超过其他所有国家，占总消费额的42.2%，艾美仕咨询的执行长穆雷·艾特肯(MurrayAitken)因此表示：“相比其他任何国家，美国人可以使用更具革新性的药物，因此在整体生存率方面获得显著益处。” 尤其是一些较罕见、预后较差的肿瘤，基础研究和相关医院的科研实力对病人的生存机会影响极大。神经母细胞瘤是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儿童颅外肿瘤，中国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每年新诊约3000例，仅次于白血病及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疾病，常规治疗5年生存率约10%-20%，部分医院达40%；而在美国，每年有约700名儿童被确诊患有该病，小于1岁的患儿生存率为95%，1-14岁的患儿为68%。其中，免疫疗法将高风险患者移植手术后的2年无事件生存率从46%提高到了66%。可惜的是，中国目前尚没有引入该疗法。纽约华裔女孩艾米莉·王(EmilyWang)就是免疫疗法的受益者。2003年，不到2岁的她被确诊为神经母细胞瘤，且风险极高。家人将她送入了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SloanKettering)，这家肿瘤专科医院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年度医院评选中，总能名列前两位（另一家是下文将出现的MD安德森中心）。艾米莉的主治大夫是该院神经母细胞瘤项目的负责人张乃光(Nai-KongV.Cheung)医生。张大夫和团队为艾米莉制订了一系列组合疗法：诱导、手术、放射治疗、干细胞移植、免疫治疗和诱导分化治疗。艾米莉的干细胞移植手术是成功的，不幸的是，2005年3月，医生们在她的大脑中发现了肿瘤，这意味着艾米莉的病情复发了。在研究了艾米丽的病情后，张乃光团队和她的家人决定使用仍处在临床实验阶段的8H9疗法。纪念斯隆-凯特琳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神经母细胞瘤脑转移项目的癌症中心，而8H9疗法正是由张乃光团队研发，艾米莉是第一个接受这种治疗方案的女性患者。医生们将8H9单克隆抗体直接注入艾米丽的脑脊液。这是一种放射标记抗体，在找到神经母细胞瘤细胞发生作用后，它能继续以此为靶点递送辐射，在不伤害大脑和神经系统正常细胞的情况下，杀死治疗后残存的瘤细胞。艾米莉的两次治疗都取得了成功，虽然药物也带来了一些后遗症，比如听力受损，身材矮小，但她恢复了健康，迎来了快乐的生活。对于神经母细胞瘤这种罕见癌症，美国各家医院和研究机构也投入极大，新疗法层出不穷，其中包括美国药监局于去年批准上市的CH14.18疗法，此外，费城儿童医院发现抗癌症靶向药克唑替尼（Crizotinib）也有显著效果。克唑替尼由辉瑞公司生产，在美国的上市时间为2011年8月，在中国则是一年半后的2013年2月。虽然滞后了一点，总好过没有，相比之下还有大量早已在欧美广泛使用的癌症类药物，要么迟迟未能在中国大陆上市，比如目前唯一一种能预防癌症的药物——宫颈癌疫苗；要么售价远高于美国，比如包括格列卫（慢性白血病）、易瑞沙（非小细胞肺癌）和赫赛汀（部分胃癌、乳腺癌）这类靶向药。这导致杨莉这样的病人只能前往香港买药，或者远赴美国看病。杨莉此前曾在美国留学，没有语言障碍，因此没有求助中介，自行联系医院、安排在美国食宿等，全部费用自理，目前花费达15万美元左右，其中包括前期病情危急时住了4天ICU的高额费用。看似费用高昂，但若在国内接受同样的治疗，费用也不一定会降低多少。进口药物自付比例奇高，一直是中国病人的巨大负担，很多病人为了不把一家人拖进一贫如洗的境地，只能选择放弃治疗。据彭博社统计，中国进口肿瘤药价格是美国价格的80%至120%，中国患者个人最高需要支付全价的77%，而在美国，个人仅需要支付22%。痛感与尊严
2012年1月31日，华盛顿医院中心（WashingtonHospital Center）的医生保罗· 休格贝克(Paul Sugarbaker)在跟患者沟通病情。在美国治疗，最大的区别就是治疗的痛苦大大减轻了，杨莉在杭州化疗时太痛苦了，医生只会说，坚持吧…… 然而，药物和金钱并不是癌症病人面临的唯一难题。 36岁的乳腺癌患者徐敏华想给主治医生发一条短信，字斟句酌起草好短信内容，又请朋友帮忙润色。她的医生是广州一位小有名气的乳腺癌主任。她术前七次化疗，腋下一处转移越来越大、另一处越来越小，得不到医生解释；术后已经清扫的腋窝居然再发现转移淋巴结，没有解释。因为总是见不到忙碌的主任，她只好通过短信这种方式咨询，但又怕医生认为自己是埋怨他，因而短信发得战战兢兢。但即便如此，徐敏华仍然没有得到回应。她每天生活在焦虑中，怀疑化疗根本无效，可是没有一个人给她一句解释和安慰。最后，她只有选择去香港看私家医生。在国内，找医生难是癌症病人和家属常常会遇到的问题。一方面，肿瘤内科、外科、病理科、放疗、化疗、疼痛管理、营养支持、心理咨询各科是分散的，在癌症少则半年多则数年的治疗期间，有时甚至没有一位主管医师全程管理病人。另一方面，由于医生，尤其是知名三甲医院的医生工作量极大，要在门诊、住院、科研、教学和行政任务间疲于奔命，有一些医生缺乏以病人为本的态度，病人碰到各种问题和困惑，很难得到医生的及时解惑。这种各科室各自为政的状况，不仅会给病人增添很多额外的烦恼，而且无法从整体上评估病人健康情况，很难制订出全面而有效益的医疗方案。同样是患了乳腺癌，30岁的美国病人玛丽亚娜·托拉多(MarianaTorrado)的遭遇比徐敏华就好很多。玛丽亚娜在发现左乳出现肿块后迅速确诊，虽然家在休斯敦，周围有多家著名医院，但她不假思索地选择了MD安德森医疗中心(MDAnderson)，并且很快就约到了想要的医生，她回忆说，“一位是肿瘤医生，一位是外科医生。” 在与医生见面后，她又得到了一个新的讯息：化疗有可能导致不育。因此她又接受医院肿瘤生殖诊所医生的建议，化疗前先冷冻卵子，以供日后所需。此外，由于她的不少亲人也是年纪轻轻就患上了癌症，医院还安排了一位遗传学顾问与她见面，在接受了基因测试后，她得知自己的BRCA1基因存在突变。以欧美的资料，有BRCA1或BRCA2突变的女性，一生中发生乳腺癌的发病机率会增高5-7倍，达60-90%，而卵巢癌的机率会升高10-40倍，达15-50%。2013年，影星安吉丽娜·茱丽也是查出存在这种基因突变，因此在并未患乳腺癌的情况下切除了双乳乳腺。玛丽亚娜也做出了这个决定，接受双乳切除手术。“同时，因为这种基因突变还会增加我患卵巢癌的危险，我会在完成生育大业后切除卵巢。在那之前，我每半年就要接受一次卵巢癌筛查。” 现在，她说自己体内已经没有癌细胞，她刚刚接受了双乳重塑手术，并开始在MD安德森医院担任义工，帮助其他癌症患者。杨莉选择的也是MD安德森医院，据该院国际医疗部介绍，目前医院约有260名中国大陆籍患者，而且仍在逐月增长中，医院可为他们提供免费的翻译服务。在电话里，杨莉讲述了在美国治病时跟国内显著不同的感受：“最大的区别就是治疗的痛苦大大减轻了，原先在杭州化疗时太痛苦了，一个大病房12个人一起化疗，一个吐了全都一起吐，一个吃的饭菜味道冲一点，其他人照样一起吐。问医生有什么办法，医生只会说，坚持吧，不行就点滴营养液维持着。” 但是在MD安德森医院，接受化疗的大部分病人是不需要住院的，他们在独立的病房打点滴，里面有电视有网络。杨莉说，“我开始时觉得，不住院怎么行？会出事的吧，可是真没有，医生和主管护士总是说，‘有什么不舒服都不要忍着。’不管是疼痛、恶心还是呕吐，他们总会帮忙调整用药方案。” 除了治病本身，医院提供了很多额外服务帮助肿瘤患者和亲友。杨莉说，比如为脱发病人提供假发用品店信息，为住院病人安排艺术创作项目，还有一个为青少年病人提供的游戏中心。事实上，中国的一些医院对治疗部分肿瘤已经拥有相当的经验，少数生物医药公司也研发出了领先的药物，预计在两三年内就可以通过试验获准上市。但中美癌症生存率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医院的治疗不够人性化等问题，仍然是中国患者不得不面临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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