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自我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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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时，无数学子终究是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挑战。而在安徽省的一个叫做毛坦厂的小镇更是聚集着上万家长焦急的期盼着自己的孩子能够考出一个好成绩。
毛坦厂中学，一个听起来名字有些搞笑的学校。但你想象不到的是，毛坦厂中学作为一所高中却拥有25000名学生，每年参加高考的近万学生中更是有着80%以上的本科达线率。
这所学校被人称作“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以严格管理著称的学校也被考生们称作“高考集中营”。
在今年的高考前夕，毛坦厂中学门口又聚集了数万名学生家长。他们组成了一只万人送考方队目送孩子前往市区备战高考。
而纽约时报也派记者于今年年初探访过这座闻名遐迩的“高考工厂”。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道材料。
毛坦厂是一座僻静的小镇，坐落在中国东部省份安徽，周围是沟壑丛生的山峦。它的主街道上空荡荡的，一个男人在机动三轮车上打瞌睡，两个老妇扛着锄头朝城外的稻田缓缓走去。
那是去年春天一个星期天上午的11点44分。在鱼塘旁，一排出售食品、茶叶和书籍的商店无人光顾，就连镇里的神树下也没人许愿；在宽大的树冠下，一柱香在一堆灰烬上闷烧着。
一分钟后，就在11点45分，寂静被打破了。上万名少年涌出了毛坦厂中学高耸的大门。其中很多人都穿着同款的黑白两色风衣，上面印着英语口号“I believe it, I can do it”。
现在是午餐时间，而毛坦厂中学是中国最神秘的“备考学校”之一：这是一所强化记忆的工厂，有2万名学生，人数是该镇的官方人口的四倍。
他们不分昼夜地学习，为俗称“高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做准备。高考每年6月举行，为期两到三天，相当严酷，是中国大学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
毛坦厂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而高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不被农田和工厂生活所局限，能靠努力学习和高分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杨维是这所公立学校的高考学生，父亲是桃农。他穿着系了一半鞋带的高帮运动鞋，带领我穿过人群。三年来，杨维每天早上冲去上6点20开始的第一节课，晚上10点50最后一节课结束后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周末也不例外。
周日上午的模拟考试结束后，杨维和我在这个精确到分的时间碰面，因为这是他整整一周中唯一的空闲时间，而且仅有三个小时。现在离高考只有69天了—镇里各处都能看到倒计时器—杨维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疯狂冲刺阶段。
下午，他的父亲也到了，还有他的同乡同学、最好的朋友曹英生—所有人都挤在这个勉强够放一张上下铺、一张书桌和一个饭锅的狭小空间里。这间房的租金很高，可以和北京市中心的地段媲美，但这只是父母为了培养独子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而做出的部分牺牲。
杨维的母亲林佳敏辞去了制衣厂的工作，来支持他最后一年的备考冲刺。曹英生的母亲也过来和儿子一起居住。“压力很大，”曹英生说。因为他中考的分数不够，家里交的学费比杨维多，每学期差不多1.2万元人民币。
“我母亲总是提醒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因为为了给我交学费，父亲到了很远的建筑工地打工。”房间里静了一分钟。他们都知道，如果高考没有考好，孩子们的未来也是一样。
“打工，”杨维说。“体力劳动”。那样的话，他和曹英生就得加入中国2.6亿的农民工大军。
高考造就了世界上最可怕的考试达人
对中国家庭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高考日益迫近更磨人了。中国学生自从进入小学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承受着死记硬背和机械重复的压力。
即使是在北京的一所自由的双语幼儿园，中国父母也让自己5岁的孩子学习乘法表及正规的中英语语法，以免在一年级的时候落在同龄人后面。一个中国朋友最近当上了妈妈，她告诉我，“说实话，高考竞争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
中国标准化考试的马拉松不仅提高了公众的文化水平和政府的控制力，还造就了世界上最可怕的考试达人。
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上两次测试中，上海的高中生蝉联榜首，导致多名美国官员将这件事与更大意义上的“斯普特尼克卫星(Sputnik)时刻”联系了起来（小编注：Sputnik是苏联发射的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人认为在空间探索上输给了苏联），认为它是中国即将超越美国的征兆之一。
然而，尽管美国的教育工作者试图探究中国人应试能力的奥秘，高考却在中国遭到了抨击。
一些人说它扼杀了创新思维，给学生施加了过于沉重的压力，不符合时代精神。青少年自杀率往往随着高考的临近而上升。
两年前，一名学生在网上贴出了一张震惊众人的照片：在一所公立高中的课堂上，学生们埋头看书，所有人都在打点滴，以便获得继续学习的能量。
湖北某高中去年在高考前为考生准备了营养液
中国各地的城市已经涌现了大量备考强化学校，但毛坦厂仍然独一无二。这是一座偏僻的单一产业城镇，出产的是应试机器，就像其他一些专门生产袜子或圣诞饰品的中国乡镇一样心无旁骛。
大学生过剩可能已经削弱了高校文凭的价值，尤其是在应届毕业生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双双上升的情况下。很多富裕家庭干脆选择不进入这个系统，让自家子女就读中国的私立国际学校，或者把他们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
但是，对于那些家庭条件有限的人，比如杨维，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反而加剧了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几分之差就能够决定一个学生究竟是进入学位含金量高的学校，还是一无所获。
毛坦厂中学满足的主要就是此类学生的需求。它被隔绝在安徽的山脚下，距离最近的城市有两小时路程，以屏蔽了现代生活的干扰为傲。学生不准使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大约一半的学生住宿舍，房间里特地没有装电源插座；不准谈恋爱。
另外一半学生住在镇上，大多与母亲一起栖身在狭小的隔间里。当地政府已经取缔了一切娱乐场所。这可能是中国唯一没有电子游戏厅、台球厅和网吧的小镇。“没什么可以做的，只能学习，”杨维说。
靠收复读生致富 钱多到想不到
毛坦厂中学的班主任是清一色的男性，对学生进行军事化管理；他们能否保住工作岗位，能拿到多少奖金，均取决于他们提高学生考试成绩的能力。
保安人员驾驶着电瓶车和摩托车，在占地面积近千亩的校园里巡视。教室、宿舍乃至镇上的主要路口均都安装着摄像头，监视着学生们的一举一动。
校长助理李振华说，这种“封闭式管理”能起到效果。1998年时，只有98名毛坦厂中学的学生达到了本科院校录取的最低分数线。15年后，学校有9312名学生达到了本科线，还想努力在2014年突破万人大关。杨维和曹英生希望自己能名列其中。
杨维在床上睡着了，他父亲杨奇低声说，“我们现在不能打扰他。”他戴上了自己的墨镜，而穿着橙色连衣裙和亮片高跟鞋的妻子拿起了一把浅蓝色的阳伞。
他们要带我在校园里四处转转。除周日下午的这三个小时以外，毛坦厂中学不接待访客。在这三个小时里，杨维的父母通常会挤在学校公告栏旁边，仔细查看相关表格，寻找儿子最近的考试成绩。
尽管有一种隐隐的恐慌感，杨维的父母好像还是迫切地想向我展示这所学校的成功，似乎他们自己对向上流动的渴望靠的就是它。
农村孩子需要额外的帮助，毛坦厂中学就是应这样的需求而生的。起初，学校以较低的收费提供课外的应考培训。2004年政府禁止公立学校进行有偿补课后，当地相关部门将整套公立学校教育转变成了强化补习培训。
更大胆的是，他们开办了一所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接收“复读”的学生。复读生已从高中毕业，但非常迫切地想提升成绩，因而愿意付钱去再次经历高考的磨难。此举带来了回报。
“复读生”所在的大楼，与公立的毛坦厂高中坐落于同一个校园，共用许多资源，是毛坦厂中学盈利最多的中心。那里的6000多名学生一年交的学费，在几百美元到近8000美元（约合5万元人民币）之间。
经过校门口的保安时，杨奇挽着我的胳膊说，“这学校钱多得你想都想不到。”他的语气里没有指责，倒是有钦羡。
宿舍窗外全是铁丝网 防止学生自杀
进了校门，杨奇迫切地指出了学校最近投资2亿元人民币扩建的成果：一块巨大的LED屏幕、一座体育中心、高大的毛主席和邓小平雕像。
屋脊上还有一栋微微发光的沙漏型建筑，那里是行政办公室，看上去更像是机场的指挥塔台，或是监狱的瞭望塔。校园本身和美国院校的校园一样，修剪整齐，不过这里安放着一些装饰性的石头，上面刻着校训：“不比智力比努力！”
最重要的新建筑是一栋五层的红砖楼房，复读生就在其中的教室里上课。在那个周日的下午，当我看到数千复读生涌入这栋楼时，我想起杨维说过的，他们是这所学校里“最拼命的学生”—他们每周的休息时间只有90分钟。
校园里一栋指定供复读生使用的大楼
每间教室里都塞满了学生，超过150人，学生们说，老师讲课时得用喇叭大声喊才行。住在杨维隔壁房间的男孩就是一个复读生，一年前高考落榜，现在每天晚上要复习到凌晨1点半。
杨维的父母和我在一排排宿舍前徘徊，他在毛坦厂读书的头两年就住在这里。每个房间里住着10名甚至12名学生，全都是上下铺。窗口覆盖着丝网，后来一个学生对我说，这是为了“防止自杀”。
宿舍几乎没有什么设施—没有电源插座，没有洗衣房，在去年修好一个独立的澡堂之前，连热水都没有。
在毛坦厂的校园里，积极性最强也最疲惫的人，或许就是这里的500名教师了。他们的饭碗系于学生的成绩。该校教师的基本工资是中国普通公立学校的两到三倍，奖金常常会和工资一样高。
每有一个学生被一类大学录取，六个人组成的教师团队就能获得3000元的奖金。“他们挣钱很多，”杨维告诉我，“但他们的压力比我们更大。”
到了年底，学生成绩垫底的教师可能会被开除，难怪教师用来激励学生的方法可能会很粗暴。学生们告诉我，一些老师还让学生在模拟考试的“死亡比赛”中较量—输了就要被罚站一上午。
对于复读的学生，教师们有一句冷酷的口头禅：“永远不要忘记你的失败！”
考前的烧香拜佛 “我快完蛋了”
去年6月，大批学生离开学校赶赴考场的前一天晚上，我又到了毛坦厂。几十盏飘动的孔明灯照亮了黑暗的天空，它们发出空灵的橙色光芒，越升越高，犹如一个象征着希望的星座。
我循迹找到了孔明灯升空的地方，那是学校侧门附近的一片空地，一些考生的家人点燃了浸过油的布团。热气把孔明灯带离地面，人们的祈求声也变得更响亮。“请让我的儿子上分数线！”一位母亲吟诵着。
明亮的孔明灯顺利地升上夜空，考生的家人们欢呼雀跃。但其中一盏被电线缠住，放飞这盏灯的母亲看起来深受打击—按照当地的说法，这是个恶兆，预示着她孩子的高考分数会“过不了线”。
尽管这座镇子将备考转变成了死记硬背和不断重复的机械程序，但是毛坦厂仍然充斥着走投无路之际产生的迷信和风俗。
许多学生都有某种“护身符”，比如红色内衣、安踏牌的鞋子（耐克的太贵了），或者从学校大门外的商贩那里买到的“健脑”茶包。
镇上最畅销的营养品是“脑清新”和“六个核桃”。杨维的父母好像并没有特别迷信，但是他们愿意支付很高的租金，就为了住得离神树及树下大约三尺高的香灰近一些。杨维复述了一句当地的说法，“不拜树，考不出。”
就在巷子里，距离杨维的房间不远处，我见到一位算命先生。他坐在凳子上，穿着并不合身的条纹西装，身旁是一面帆布的图。只需要花20块，他就可以帮你预测未来：婚姻、子嗣、生死，当然还有高考成绩。“这阵子生意不错，”他尴尬地笑着说。
那天晚上，毛坦厂几乎所有人都在做最后的祈求。两名身穿校服的女孩跪着爬上了长长的台阶，一直挪到毛主席像前，每走一步都要叩首，仿佛是在求皇帝开恩。
在神树前，有数十名家长和孩子祈福。他们点燃最后的几柱“状元香”，而那堆炽热的香灰还会继续烧一整夜。走过街角，停着几十辆大巴车，准备第二天早上送毛坦厂的一万多名考生赶赴考场。它们的车牌尾号都是8—这在中国被认为是最幸运的数字。
不过杨维并没有感觉多么幸运。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不再讲关于篮球的笑话。杨维的母亲也离开了。她的焦虑开始让杨维感到紧张而烦躁，所以他问能不能在考前的最后几周，让爷爷接替母亲。
现在，只剩最后一天了，杨维除了学习没时间做任何事。经过许多年不懈的努力，他疲倦地总结道：“我快要完蛋了。”
残酷的高考之后
我们进入毛坦厂镇时是凌晨5点，但是母亲们已经把神树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她们点燃的香束燃起滚烫的火苗，积起厚厚的香灰堆，让我们几乎无法挤过去，继续前往杨维的出租房。
他的母亲点了几支香，把它们插进灰里，前后晃动着脑袋，口中念念有词。她旁边的一名妇女在烟雾中轻轻晃动一袋鸡蛋—由于形状像脑袋，鸡蛋被当做智力的象征。
母亲来敲窗户的时候，杨维刚刚醒来。他的行李已经在前一天晚上收拾好了——一小袋衣服、一大袋书—但爷爷显得很焦急。他原本想早点出发，避开镇上将会阻塞交通的数以百计的车辆。
不过，他的焦躁还有另一层原因：有人——学校的管理人员？或者是邻居？—警告过他，和我说话将使他惹上麻烦。一年前，毛坦厂在中国媒体上大肆宣扬自己的成功，如今它却想变低调一点，正如中国谚语所说，“人怕出名猪怕壮”。
到了这个时候，爷爷用颤抖的声音请我离开。于是我与这家人告别，然后远远地看着他们挤进面包车，踏上了送杨维高考的最后一段旅程。他们经过的时候，杨维的父亲快速按响了一声喇叭。
三小时后，上午8时08分整，第一队大巴驶出了毛坦厂中学的大门，穿过由加油打气的家长和镇民所组成的人群。过去，这支队伍行进时会伴随着轰鸣的鼓声和鞭炮声。
今年，根据学校要求，这种送考方式取消了。但有些习俗仍然得以保留：头车的司机属马。这不仅代表着当年的生肖，而且还讨了中国谚语“马到成功”的彩头。当天结束的时候，毛坦厂会空空如也，里面既没有学生和家长，也没了以他们为收入来源的店主。
数周后，高考成绩公布了，我给杨维打了电话。最后一次见面之后，我一直担心他会在考试中失利—那么我的出现也得承担一部分责任。可是，杨维听起来挺兴奋。他的分数远远超过了在最后那段时间里的模拟测试中所取得的成绩。
尽管他的得分还没有高到能够进入上海的一类大学的程度—那是他曾经的梦想—但是却能让他进入安徽的一所最好的二类大学。虽然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目前还说不准，不过他非常渴望了解毛坦厂以外的世界，当然还有他狭隘的学校教育之外的天地。
“我在那里学的是理科，但其实我喜欢艺术、音乐、写作，这些更有创意的东西，”他告诉我。“我想有很多同学跟我一样，除了参加高考，对别的东西知之甚少。”有件事情他是知道的：他的命运将与父母在农场上的生活截然不同。
当天的消息并非都令人高兴。杨维的童年伙伴曹英生考砸了—杨维说是因为恐慌。曹英生的家人非常伤心。多年来，他的母亲一直陪着他学习，而他的父亲则每天干上12个小时，每年工作50个星期，在中国东部修建高楼大厦，用来负担毛坦厂的费用。
杨维说，曹英生仍然含混地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英语教师。然而，他的未来看起来并不光明。他的家庭绝对无力承担毛坦厂的复读费，曹英生本人也不确定自己能否忍受这一过程。
他其实只有一个选择。“打工，”杨维说出答案。“他已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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