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以往的家事，她回忆说：“我母亲是上世纪30年代京剧名伶，1928年与父亲结婚，是黄金荣的儿媳妇做的媒。那时我父亲已经42岁，求婚时我姥姥向他提出的惟一条件就是必须明媒正娶。我母亲过门后因为年轻漂亮，自然得宠。一年后我在上海出生。父亲非常高兴，在我满月那天，杜公馆里大摆宴席，还组织堂会。据说，这是父亲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五次盛宴之一。”

“父亲去世后，当年跟随他的人一下子谁也不来了，我就和母亲相依为命。后来，蒋夫人宋美龄亲自打电话给我母亲，邀请我们去台湾定居，我们就到了台湾。1955年，我在一次舞会上结识了台军少校飞行员蒯松茂，一年后我们结婚，蒋先生夫妇特意在他的官邸宴请了我们。”

婚后，杜美如成了专职太太，她长年随夫婿蒯松茂旅居于约旦安曼。1977年，杜美如夫妇因为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就在约旦留下来开了第一家中国餐馆，取名“中华餐厅”。“中华餐厅”在安曼名气很大，开业时，约旦当时的王储哈桑亲王亲自登门祝贺，侯赛因国王和王后也曾多次到这里就餐，甚至中国大使馆也常在这里请客。许多华人到中华餐厅用餐，除了品尝家乡风味外，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为了一睹杜月笙女儿的风采。

有人曾问她“在这么遥远的地方一待就是几十年，不想台湾吗？”，她毫不犹豫地说：“不太想，因为我本身就不是台湾人，母亲也已过世，哥哥杜维善在加拿大定居，弟弟杜维宁一直在大陆，现在台湾除了妹妹基本没什么亲人，我们的三个孩子也都在美国定居。”还有人问到父亲的家底，自己得到了多少？杜美如也实话实说：“其实不然，父亲小时候受过很多苦，所以他发迹后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慈善事业上；还喜欢交友。章太炎等许多进步人士都得到过父亲的救助，他还为抗日前线捐赠了大批款项。有人说他有钱，其实他去世时只留下10万美元的财产，平均分下来，我只拿到几千美元。”

至于杜月笙为何没回上海，杜美如不无惋惜地回忆道：“当时，我父亲确实准备响应毛主席的邀请，回上海定居，黄伯伯（黄金荣）也捎信到香港来，父亲就托《新闻报》总编钱永铭给毛主席写回信，不料信写好后这位喝醉酒的朋友却装错了信封，把给毛主席的信错装到给蒋先生的信封里了。就这样，共产党没有看到父亲的回信，而蒋先生看到父亲有回归上海之意后很生气，这件事情留下千古遗恨。”

谈起她以后回大陆省亲的事，她异常兴奋：“上海和北京与50年前根本不能比，发展变化实在太大了。原来只想先到大陆看看，现在我已经打算在上海买房子了，然后把约旦和阿布扎比的两家餐馆盘掉，我们还要做上海人，为此我们至今也没加入约旦国籍。此外，我还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安葬在台湾的父母亲的坟墓迁回上海老家，这是父亲生前的愿望。”

现在，杜美如除了在家安度晚年外，还特别爱唱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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