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业主委员会尝试联系Law 先生要求他归还30万未缴税款及利息的举动并未得到回应。为了此事，业主委员会支出了6万多的法律费用。

后来，业主委员会拿到最高法院强制执行售房的命令后，11月11日，这个“无法居住”的工作室在375000澳元这个指导价下，吸引到了70个人登记竞标，并最终以55万售出。

 “他放弃了所有的身外之物，去了马来西亚，做了一名和尚。” 业主委员会的代表，J.S. Mueller & Co. Lawyers的Faiyaaz Shafiq说道。

现在Law先生住在Kuala Lumpur北180公里处Perak州的首府城市Ipoh，他在那里帮助运营一个非盈利组织，保护历史遗迹。

Shafiq先生说对业主委员会而言，最快的途径通常是走破产程序，但他们找不到Law先生本人。

 “如果你找不到人，你就不能代他们行事。” 他说，“我们有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发了邮件但没有得到回复。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最终，律师成功拿到了最高法院下达的命令，允许他们通过邮件向Law寄送文书，并要求新州州长办公室代其执行售房事宜。

Shafiq先生说，如今这个案例成了供其他处于相同困境中的业主委员会借鉴的先例。人手短缺的政府办公室确实需要最高法院下达命令予以敦促。

 “人们说， ‘祝你好运，你要卖房还得等个六七年呢。’” 他说，“关键在于，在找不到人的情况下，有一个办法是让政府强制执行售房，但如果政府在拖延程序，为了推他们一把，你可能就得想办法让最高法院下命令了。这是个全新的案例，没有先例可考。

Shafiq先生说，这样问题只会更糟。 “许多外国人买了房产后就丢下不管了，因此有许多业主的单元房是锁着的、空着的，但他们的人却不在，而且没人找得到他们。” 他说。

“大部分业主委员会都深受其扰。他们可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中国的，有不同的名字，但总的说来，亚洲可能有成百上千个 ‘Law先生’。” 他表示，“如果想要拿到销售房产的法院命令，我们的地方法规要求我们需得先跨过一道道坎。要改变现状，我们得对法规进行修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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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惠丽  陈芷沁

资料参考：NEW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