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其他欧洲大音乐家，中国人之所以更熟知老柴，是因为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期苏联国家芭蕾舞团来华演出全本“天鹅湖”。对于当时的广大中国人来说，这不仅是第一次看芭蕾这种完全西方的舞蹈。在当时中国与西方隔绝的情况下，听老柴的音乐也是欣赏西方音乐的绝少机会之一。

当苏联国家芭蕾舞团到北京中苏友好农业合作社演出的时候，农民面对台上演员的“短打扮”，害羞得捂上脸。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位清华池的老修脚工还在跟我提起他曾经为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修脚的“光荣历史”，并以此自豪----这是题外话。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1840年出生于沃特金斯克一个贵族家庭，母亲是法裔俄罗斯人。柴可夫斯基从小跟母亲学习钢琴，后来学习法律，毕业后在沙皇政府司法部担任部长秘书。22岁辞职，进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跟随鲁宾斯坦学习音乐创作，毕业后任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

老柴性格内向脆弱，忧郁敏感，极端情绪化，—会突然萎靡不振，又会在突然之间充满乐观。曾经因为压力过大而精神崩溃，曾经因为婚姻失败而自杀未遂。这些在常人身上被认为是性格缺陷或心理不健康的东西，却成为老柴作为天才音乐家乐思汹涌澎湃的源泉。他在作品中流淌出的情感时而热情奔放，时而细腻婉转。他的音乐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充满激情，乐章抒情华丽，带有强烈的管弦乐风格。老柴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经典作曲家之一。不少中国人对他情有独钟。

老柴一共写了六部交响曲。其中《G小调第一交响曲》是受俄罗斯冬季景象启发写成，又名《冬之梦》，它反映了青年柴可夫斯基美好的梦与情怀。《B小调第六交响曲》又称为《悲怆》，音乐具有忧郁的抒情性，是作曲家最著名的一部交响曲，完成于他逝世前两个月，并完整的体现了柴科夫斯基的美学观。此外，在1891年的美国之旅中，柴可夫斯基开始构思一部名为“生命”的交响乐，并且记下了一些主题，但一直未构思完成，有时又被称为他的第七交响乐。

柴可夫斯基写了芭蕾舞剧《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黑桃皇后》；管弦乐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1812序曲》，《弦乐小夜曲》，《意大利随想曲》，《哈姆雷特幻想序曲》，《第三钢琴协奏曲》等。

我对《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感觉是“震撼”。

除了他的作品外，柴可夫斯基被人议论颇多的原因之一是他的同性恋倾向。老柴是同性恋，但他渴望过上“正常”家庭生活，这使他一生充满了痛苦挣扎，这种痛苦挣扎也反映在他的音乐里，尤其是晚期的交响乐作品中。

柴可夫斯基的同性恋倾向早就为人所知。把老柴当做文艺瑰宝的苏俄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丑事，把所有能找到的这方面证据都销毁了。但是不承认老柴的同性恋倾向，就不能解释他的生活甚至他的作品。老柴在音乐学院教书期间把普希金的长诗《叶甫根尼奥尼金》改编成歌剧。戏中的男主角叶甫根尼年轻时拒绝了达吉亚娜的爱情，以致后来悔恨终生。恰在此时，一位老柴并不熟悉的女学生对老柴拼命追求。对《叶甫根尼奥涅金》入戏太深的柴可夫斯基不愿当另一个悔恨终生的奥涅金，与这位女生结了婚。但是同性恋者不可能接受异性婚姻。婚后两周，老柴来到莫斯科河自杀，却因为受不住寒冷而放弃，并患上严重肺炎。随后昏迷，精神完全崩溃。此后，老柴再也没有见过他那后来也患上精神病的妻子，只是定期给她寄生活费。柴可夫斯基相信自己的精神崩溃是命定的悲剧，是对他为结婚而结婚的惩罚。后世学者则认为柴可夫斯基只是想借婚姻找回早逝的母爱罢了。

老柴和另一个女人也有着复杂的故事。是他和一个热爱音乐的寡妇梅克夫人多达1200封的通信。梅克夫人是他的资助人，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献给这位夫人的。但奇怪的是两人从未谋面。当他们十四年的书信往来因为这位夫人宣布破产而终止时，柴科夫斯基受到了很大打击，在独自度过忧郁的三年后于1893年去世。他的死疑点重重，有说是他喝了带有霍乱病毒的水而染病身亡。但是据后来考证，很有可能是他因为经受不住当时社会上对同性恋的舆论压力而自杀。有些音乐学者则根据对老柴音乐作品的分析认为他对死亡早有预感，第六号交响曲《悲怆》正是他写给自己的安魂曲。第一主题之后紧接着快速的弦乐旋律以及强而有力的和声，随后出现的长号旋律和前后没有关联的旋律，一般认为这是俄罗斯东正教死者弥撒典型的曲式。也正是第六号交响曲首演九天后，老柴死于家中的。

在世界级的大音乐家中，通常意义上的恋爱或婚姻很成功的并不多。其中老柴可能是最悲催的一个。

柴可夫斯基终生崇拜莫扎特，甚至模仿莫扎特的风格创作了一部管弦乐组曲。起初，柴可夫斯基与俄国民族乐派成员比较接近。但他的作曲风格越来越偏向西欧，与民族乐派渐行渐远，这引起民族乐派“强力集团”对他的攻击。其实柴可夫斯基已经将俄罗斯民族文化与西方交响乐传统成功地融合在一起，在他的大部分音乐里，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影响。老柴曾写道：“我对音乐里俄罗斯元素的关注，是由于我常年生活在异国。在我年幼的时候，俄罗斯民族音乐无法描述的美丽就已经充满了我的生命。”由此看来，“强力集团”与柴可夫斯基之间的争论有一种“文人相轻”的味道，（还有可能包含了当时社会舆论对于同性恋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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