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杨国生，这个名字在墨尔本的华人圈可谓家喻户晓。对教育界而言，她是墨尔本大学历史上第一位被正式聘请的大陆背景的讲师，维多利亚州语言顾问委员会中唯一的亚裔委员，在RMIT大学语言系，她成为澳州高校中第一位大陆背景的系主任，任期长达23年。2015年，她获得了大学年度最高荣誉奖“Ralph McIntosh" 勋章。
她现在是大学的终身荣誉学者，同时主持两个中心和不同项目的工作。对于众多在澳侨胞而言，她是澳大利亚江苏会的创会和荣誉会长，在不少社团任顾问。而在年轻的学子和教育界口中，她则是亲切的“国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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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杨国生
“逆境中走出的世界公民”
国生这个名字，源于她和共和国是同一天诞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经历过下乡插队，也见证了改革开放。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陈杨国生来到了澳洲，并执掌教鞭32年。
文革岁月：“困难”这个词不复存在
（文革期间南师附中红小兵合影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那天，陈杨国生出生在江苏镇江，于是万分欣喜的父母给她起名“国生”，从此她的命运与中国密不可分。
当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陈杨国生正好上高中一年级。彼时她就读于全国最著名的中学之一，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然而文革一开始，备受尊敬的校长老师一下全部都被打倒，陈杨国生的家人也受到了政治迫害。无学可上的她，收拾起自己的行囊，和同学们一起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插队了。
在农村，陈杨国生看到了一个城市女孩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中国。那时中国还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而她前往的则是最苦的苏北农村。寒冬腊月，最穷的村里人一家五口人只有一套棉衣。“最苦的时候，知青们一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烈日中耕地，大雨里插秧，冬天零下五六度去翻地，冻土硬的像石头一样，震得手上全是裂口。社会上许多人经受不了折磨自杀了。我们班上一个很好的女同学也自杀了，”说到这里，她的眼神略有些黯淡，然而又很快精神了起来，
“那时候是很悲惨的，然而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新的生活的体验和磨练。那时候真的很苦，但是我们都挺住了。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挺得益于父母对我们的教育吧。”
（工作中的知青 ）
许多从那个岁月走过来的年轻人，其实都有挺单纯的想法：相信国家，相信民族。陈杨国生同样如此，尽管经历了磨难，但依然相信明天。“总是想着未来总是光明的，就是暂时怎么怎么样，所以农村非常艰苦的劳动也给了我们那一代人一生都受益无穷的力量，就像是人们常说的，千锤百炼，烈火炼成金，”她告诉记者。
在陈杨国生看来，她那一代人也很单纯，国家告诉知青们有未来，大家就跟着国家去改变。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人，改变世界的意识非常强，总是要把人的境界向上提升。
“这种改变世界的思想在我们这一代许多人身上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会延续到将来，到我们生命的尽头，”她微笑着告诉记者，“我们做了四年半或更长年月的农民，然后回到城市去上大学。"
"在那时候，大家有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一生里面有一个词是永远不存在了，这个词就叫“困难”。没有任何东西在我们面前可以称作是困难的，前面如果有堵墙，你把它推倒了走过去就是了！ "
初至澳洲：我要回去救中国
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陈杨国生先后被分配到了不同工作单位，直至当时的江苏教育学院。1978年，维多利亚州政府政府和江苏省建立了澳大利亚外交史上第一次的友好省州关系，而友好协定之一便是每年双方互派教师交流。作为国际交换教师，陈杨国生被选派到维州教育部工作。
（回忆起初到澳洲的岁月，陈杨国生面带微笑）
刚刚抵达澳洲，陈杨国生就全身心投入了工作中。她的职责包括编纂汉语教材、对教师进行教学指导、偶尔也亲自教一些课。然而一个月以后，她发现自己的生活中好像少了一些东西。“那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之前一辈子也没缺过的。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工作，你一定要参加批评与自我批评，到澳大利亚以后就从来没有人批评，而常听别人说“You are the best”, 陈杨国生笑着回忆。
“因为在教育部我工作挺努力的。这里有十几个国家派出的教育工作者，我是按照中国的那种习惯，全身心投入。下班了，只要手上工作没有完，我一定要做完才走。西方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们下班就是 close the door and go home。结果我就变成一个最勤奋的人 。”
当西方同事们用好奇地眼光打量陈杨国生时，她用辛勤的工作赢得了大家的Zan叹。与此同时，这位来自红色中国的女性也在认真地审视着澳洲社会，而她所看到的，和自己最初的设想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陈杨国生告诉记者，她来澳洲之前抱着有三个很明确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认真学习西方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第二个就是努力工作让西方了解中国，第三个解放资本主义社会受苦受难的人民，”她笑着回忆，“然后我就想我必须要了解穷人怎么个受苦法。农民和工人一定是最苦的，结果我就叫我的朋友带我到农村去。
（澳洲农民的生活之富裕让陈杨国生诧异 ）
然而，这一次澳洲农村之行，让陈杨国生亲眼看见了一个事实：我看到的是农民家里的生活条件比当时中国的部长们的还要好。” 中国人心中所谓在澳洲资本主义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与矿工其实过着很好的生活：澳洲一般的农民家里都有七八辆车，矿工的家庭也同样富裕。这，让她心中翻江倒海。
当西方同事们赞扬陈杨国生的努力时，她会告诉他们，在中国每个人都这么棒。人家都说你们中国人最棒，我们也告诉人家我们整个民族都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最棒的民族，有那么悠久的文化，比起资本主义国家却差了那么远？”
“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那一年，陈杨国生34岁。那一年，文革结束了十年了。那一年，她开始隔洋看祖国，认真地考虑：中国到底怎么了，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在她看来，教育特别重要，所以决定自己终身从事教育。
再赴澳洲，创造历史
在完成一年的教师交流后，应维州教育部的强烈要求，陈杨国生在澳洲又留了一年，并在墨尔本大学兼职教授一些课程。两年期满，她不顾墨尔本大学的再三挽留，毅然回到了中国，期望将澳洲的教育经验带到国内。然而没过多久，墨尔本大学就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
“1987年2月，墨尔本大学提供了一个正式的职位，打破了一切常规，又把我聘了回来，”陈杨国生回忆，“之前我在墨大教学之余，已开始读那里的教育学硕士，希望把西方的整个硕士课程搬回中国。因此就接受了聘请回来了，一面工作，一面继续攻读学位。”
（陈杨国生和学生在一起 ）
墨尔本大学伸开双臂迎接了陈杨国生，从系主任到老师们，像哥哥姐姐，长辈待自家的小辈一样对待她。“系里有位研究清史的金老先生来自台湾，人特别好，”陈杨国生微笑着告诉记者，“星期五下午他常来敲我办公室的门说，“你还不回家啊？“我说“没干完呢”。‘行了，来吧来吧！’他就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给我吃他买的最新的巧克力，总是会买各种各样的巧克力来给我吃，特别爱护我，还常和我谈论中国的现代历史。”
作为墨大历史上第一位来自大陆的讲师，背景并未让陈杨国生在工作与生活中感到隔阂。恰恰相反，在她看来这些西方的友人是真诚的想要了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了解都有一点的局限性，就像我自己对整个西方社会的了解有局限性一样。
但我本身对文化都有好奇的探索，也能整个打开自己的心胸认真的去学习，去包容另外一种文化，我觉得就是这种最基本的价值观让我们能非常好的在一起相处，”陈杨国生说，“从政府到大学，我没有认为有什么特别大的文化隔阂。因为你把所有的身心都放在去学习，去认知，去拓宽自己，去帮助别人，这样你也总是能得到别人对你的尊重和帮助。”
此后陈杨国生在斯维本大学担任了语言中心的主任，领导一支完全由澳大利亚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而这段经历也为她应聘RMIT大学语言系主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陈杨国生，语言系当时所在的学院院长甚至把面试安排在了自己的休息日。“她和评审委员会是用星期六的早上去interview的。一般来说西方人星期六是不工作的。
原定interview是45分钟，我们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完了以后，下午大概两三点钟院长就亲自打电话到我家来了，说已经决定应聘我了，就生怕我回去改变心意，”陈杨国生回忆，“一般来说，学院是不应该越过大学人事部门，在刚面试完就立即通知应聘者的。但他们能够打破常规，我想这个大学在创新上是有一定的空间的，这个地方我挺喜欢。而且院长和她的领导班子周末都在工作，这种敬业精神也合我意，所以我就来了。”
（陈杨国生在Ralph McIntosh勋章的颁奖典礼上 ）
来到RMIT后，陈杨国生成为了澳州大学中第一位大陆背景的系主任。在她任职期间，RMIT语言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教育部委托陈杨国生在RMIT语言系建立了澳洲第一个汉语水平考试中心。23年来，RMIT考点两次获得国家汉办的“海外先进考点奖”。日本政府也把日语水平考试中心从悉尼转到RMIT语言系。西班牙政府更是依托RMIT语言系建立了澳州第一个“西班牙语资源中心”。
而希腊政府为支持陈杨国生负责的希腊语教学，十多年不断提供教学资源。即使是在希腊饱受经济危机困扰、财政大幅紧缩的情况下，希腊驻墨总领事依然亲自登门拜访陈杨国生，向她保证对系里希腊语教学的支持有增无减。所有这些成绩令人瞩目，她赢得了从学生到学院再到各国政府的一致Zan赏。
而在陈杨国生自己看来，她担任系主任期间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人的变化。“我们一代年轻人他们每个人都是我亲手挑选进来的。他们的成长，整个梯队的巩固和发展是最大的变化，”陈杨国生微笑着说，“因为有了人，人是可以创造的，试验的。
他们会通过自己去从每个梯队的努力，通过我们和大学内部的各个部门的联系，和大学之外的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国内国际的组织的联系，来为我们的学生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
中澳教育观：公民教育与竞争意识
中国的教育背景和澳洲的工作经历使得陈杨国生对两国的教育观念洞若观火。而澳洲教育理念中，陈杨国生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对儿童的公民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并非强行灌输，也不是空喊口号，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与言传身教。
（陈杨国生退休后，她的同事们为她制作了一份“继续工作证书”，欢迎她继续回来工作 ）
“澳大利亚的公民教育不是灌输理论，而是通过生活和对他们的相处、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在校内或是在校外以至于整个社会，对于人之间的平等，互相的关爱，人对于整个社会周围的责任，包括孩子对于社会的责任以及对于环境的热爱，”陈杨国生告诉记者，“如果任何一个孩子，从小就知道对别人尊重，从小就知道对环境的热爱和爱护，那他怎么会不爱护这片土地，他如果爱护这片土地他怎么会不爱护这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一个公民的素质，一个民族的一个自觉性，真的是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基本就形成了。”
让陈杨国生体会到这一点的，不是教科书上的纲领，也不是报纸上刊印的口号，而是在澳生活中星星点点的小事。“我自己的女儿八岁到澳大利亚来，来了也是半年左右，又一次放学以后，我就看她在垃圾箱掏出来一个果酱瓶，她说妈妈你吃了果酱瓶把它扔到垃圾箱里面去了。
她把果酱瓶弄出来以后，洗洗涮涮然后收了起来，”陈杨国生回忆，“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实行垃圾的分类，但民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就是可回收的物品用塑料袋放起来。我也没有教她这么做，而当时在中国也没有这个习惯，但在澳大利亚，一定是老师教了他了，所以已经变成她自己一种很自觉的行动了。”
在陈杨国生看来，澳大利亚的教育让孩子们学会自觉地热爱环境，知道怎么保护资源。这些行为应当是每个公民都应当拥有的素质，而很多成年的中国公民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这样的素质，这让她十分遗憾。
“这都是学校教育出来的，老师不需要告诉孩子太多你一定要爱护国家这种对他们来说太空洞的理论，”陈杨国生感慨，“如果我们所有的孩子，包括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知道如何尊重别人，知道如何对待环境，对待自己周边的公共财产，公共资源以及私人资源的话，那一定会成为一个民族强大的力量。”
（陈杨国生与学生在一起 ）
然而澳洲教育制度中也有重大的缺陷。陈杨国生观察到，中国的教育制度很注意对孩子们进行竞争性的培养，而这正是澳洲所匮乏的。“ 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有一些竞争意识还是需要的，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竞争，”陈杨国生坦言，“而澳大利亚全民的竞争意识还不够强，这也就是我在澳大利亚30多年的教学中的感触。”
距离陈杨国生第一次来到澳洲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如今她已经功成名就。但她依旧经常工作到后半夜。我们的记者也经常在凌晨和她交流工作事宜。她的工作横跨大洋，她的学生活跃在世界各地，而在她眼中的自己，不仅仅是中国人，不仅仅是澳洲人，更是一位世界公民。
“我是1949国庆生的，父母希望我为国家而生，虽然我最后到了澳洲，但父母也觉得他们的孩子国际化以后，对中国或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件坏事。我将自己作为一个世界公民，虽然我入了澳洲籍，但是我依然对中国有责任心，所以我也在培养一些具有国际视野的学生，”陈杨国生说，“因为中国的强大，很多人关心中国远远多于关心澳大利亚。这个观念需要转变，但其实关心澳大利亚也不会影响你关心中国，对两个国家的责任以至于对世界的责任只能是更加强大。”
记者/配音 Fred Zhang；
摄像：Yao Xu，Shiyi Wang，Gloria Ge；
剪辑：Yao Xu，Shiyi Wang；
监制：Lyon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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