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的美国课堂,充满各种不可思议的疯狂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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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06-18 美国研究生留学


登陆美国课堂,我如同登陆了一个奇异的星球。超现实主义的种种体验让我痛并快乐着。我被各种各样的上课方式给迷住了。沉睡多年的神经,被一场场惊涛骇浪唤醒。


美国课堂,充满各种不可思议的解放和疯狂


如同梦想照进了现实,我来到了传说中的美国的文科课堂上。

我那多年沉睡的神经,即将被一场场惊涛骇浪唤醒。


我所学习的专业,叫作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大学里第一个建立此专业的大学。按照网页上的介绍,口述历史专业是一个交叉学科,它训练学生通过采访、分析、撰写,去接近和研究需要被研究的历史和现代事物。


口述历史支持移民、种族、性别、政治、政府等领域的研究。通过收集资料,建立历史档案,对个人、社区和机构的历史分析,以保存那些能够捕捉时代精神的第一人称的口述历史证词(testimony)。


在学习当中,学生将学习数字录音、音频制作和编辑、电子存档和口述历史项目设计以及采访、历史和社会研究的分析方法。每一个学生将会被全程指导着完成一个论文项目。


学科介绍里的文字无疑有些专业,但是一进入课堂,我发现,口述历史是一个实践性比较强的专业,它最主要的宗旨,就是用口述历史的采访技巧和记录历史的方法,和普通人去接近,将普通人的记忆挖掘出来,再通过普通人记忆的集合,汇聚成时代记忆。这些宝贵的记忆,将留给下一代,成为他们了解过去、了解历史的工具。


为了让我们学习如何制作项目,课堂上经常出现口述历史学家、口述历史项目制作者甚至舞台剧表演者等嘉宾,他们被请到我们小小的课堂来做口述历史项目演示。可以说,学习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过程,就是学校让我们尽可能多地接触世界上已知的各种各样的项目,来启发我们未来自己做项目的灵感。


由于这个学科在美国的初始创建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所学习的地方又是美国,所以,基本上所有被邀请来的口述历史项目和口述历史学家,都和美国历史和美国文化有关,所以,实际上这个课对我而言并不多元化,而是以一种文化——美国文化为主导。因此,课上我所面对的内容和氛围,都是一场场扑面而来的美国文化飓风。


如果说初次登陆美国大陆,我只是觉得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而我们的课堂,则充满了各种不可思议的解放和疯狂,这让我觉得,我好像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另类星球。“超现实(Surreal)”是我的教授在形容一个类似于9·11这样巨大历史事件时,常常使用的词汇,而课堂教学也给了我一种超现实的感受。


那种文化以及教育理念的差异已经在这个时候喷薄而出。而我身体里那个无形的、紧紧包裹的自我却在对比中愈发清晰。我常常觉得,自己远远不如美国同学的精神状态放松,就在我紧张学习的同时,各种流光溢彩的课程正在缓缓地渗透到我的精神世界当中。


首先,美国课堂外紧内松。说是外部紧张,其实指的是所有的一切都由核心的准则控制,让课程在大方向上在正确的方向上行走。比如美国课堂在课程设置、学术标准、教师是否提供了足够指导方面有严格的测评,学生的反馈是这个测评的重要部分。最终每一门课程结束以后,按照美国教育的惯例,学生都要给教授做名目繁多的反馈和评估,这种评估用打分的形式来体现。你可以在五个档次的感受当中,给这门课的老师打出一个分数。最后,测评页留下很多空白,如果愿意,你可以在空白处写下对这门课程的主观建议。比如,你建议这门课还应该配合什么书来读。或者,你建议这门课还要添加哪方面的内容。这实际上,是给教授在开课之前,就设置了一个要严格要求自己的前提。


外部紧张,也体现在老师对学生也有严格的监测。比如学生是否能够按照截止日期提交作业,你的课堂出席率是多少,你是否能够积极地参加课堂讨论,你能否顺畅地在课堂上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有了这些学生与老师的双向监测,课堂的整体学术氛围和基本的教师学生行为准则都会有保证。


在这个外紧的框架之外,课堂的内部却非常放松。学习形式多种多样,学习的风格不拘一格,学生、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自由讨论,很多自由精神也被随之释放。


教授实地采访课的讲师马瑞(Marie Scatena)在课堂上和我们一起分享食物


首先,让我震惊的是,美国课堂对所谓纪律的解放。学生和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自由地吃东西、喝水。学生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课堂中间插话,教授偶尔会双手抱头,然后将身体往后仰着,对着同学们提出各种问题。我的文学写作课老师杰瑞(Gerry),有时候还坐在窗边的高台上,“居高临下”地对我们说话提问。这对于从小就被教育要遵守纪律,坐得直不讲话就可以得一朵小红花的我,简直如同来到了外太空一般。早上上课,很多同学在路边上买了甜甜圈当早饭,他们会带着一个棕色的纸袋子进入教室,边听课边吃甜甜圈,白色的糖粉有时候会掉在桌子上。而有的同学自带便当盒,坐下来,他们打开盒子,拿出自己烘焙的巧克力蛋糕。一股甜点的香甜立刻会散发到空气中,安慰着大家的味觉。有的课从中午1点开始,很多同学根本来不及吃午饭,他们从上一节课匆匆赶来,顺路会在学校的咖啡厅买一盒沙拉。坐下来时,他们打开透明的沙拉盒,一种蓝莓奶酪酸酸的味道飘散在空中。后来我发现,课堂上吃东西从来不会成为禁忌,反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约定俗成。不但教授不管,有时候,教授还会主动参与到吃喝中,他们和我们一起吃着小甜点,一起喝着咖啡,一起聊着学术问题。


分享食物,是美国课堂一道独特的风景。有些课程,每次到了学期的最后一节课,往往是大家对项目的个人陈述。这个时候,教授经常会特意带食物到课堂上,各种奶酪、生蘑菇、小饼干、小胡萝卜和与之配套的酸奶油会摆满一桌。大家一边做总结陈述,一边就着食物总结这个学期的收获。我的文学写作老师杰瑞经常买一堆各式chips(薯片),让同学们一边吃,一边分享自己最后的项目成果。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养成了用薯片蘸各种调料吃的美式习惯。


有一次感恩节,教中国政治的吕晓波教授特意叫了两张大号比萨,等同学的个人陈述和政治分析做完了之后,比萨正好被外卖员送到。教授专门留出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分享热乎乎的比萨,相当于师生一起过了一个感恩节。这时候教授都是自掏腰包来做这件事,一来营造了一个欢乐的节日氛围,另一方面也拉进了老师和同学之间的距离。


魔幻电影般的超现实主义课堂


身体深处里某个暗藏的开关,

在不知不觉之中,

被一只无形的手按开了。


课堂纪律的宽松,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精神状态的放松。这两者的结合,造就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课堂。很多这样疯狂的氛围,是教授邀请来的课堂嘉宾带来的。


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疯狂,是在文学写作老师杰瑞·阿尔巴里(Gerry Albarelli)的课堂上。他多年以来从事口述历史的采访,但是更关注的是不让口述历史的采访资料在档案室里沉睡千年,要让更多的人触摸得到、看得到、感知得到。可以说,我学习到的美国口述历史精髓之一就是口述资料(也就是被采访人采访内容的文字)的可展示性(presentable),让资料能够更多地在公众面前呈现。这个理念相当于想方设法让个人史生动地存活在当今社会当中,如同让过去的历史继续活着。因此,他多次强调口述历史应该主动用多媒体的方式呈现,而我从他那里学习到的更加新奇独特的一种方式是,让口述史用舞台独白剧的方式呈现。


当时,我并不理解如何用舞台独白剧的方式来呈现口述历史,对此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随着学业的推进我才理解,杰瑞推崇的舞台独白的方式是请专业的演员来演绎人们真实的口述历史证词,让这种真实的个人陈述通过精炼的编辑,再通过演员的诠释,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效果。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形式不枯燥,又让人们轻松地了解了历史。


舞台演绎的主要方式是,几名演员站在一块电子大屏幕前,背后的大屏幕将随着口述的进行同步显示出与口述材料相结合的一些提示词、照片,抑或是纪录片资料。演员在话筒前深情演绎口述历史证词,而灯光渐明渐暗,背后的电子屏无声地配合烘托着口述历史证词。就这样,整个现场口述会产生舞台剧一样的效果。这种虚与实的结合实在令人耳目一新。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领域是刚刚上课的第二个星期,杰瑞的口述历史与文学写作课邀请了一位矮个子棕色皮肤的胖女人来做讲座。她的半长金发随便在脑后梳着,显得有些凌乱,身穿一件低胸的连衣裙,两个巨乳几乎完全外露,让人不敢直视。杰瑞说她是一个表演艺术家,名字叫潘妮·阿卡德(Penny Arcade)。


潘妮经历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爆发初期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死去的过程,那种感觉对她影响至深。那个时代的纽约,不明原因的疾病袭击了城市,哀鸿遍野的痛苦在纽约东村漫延,她周围的艺术家朋友仿佛都在排着队领取着死亡的号码牌,死亡的阴影已经将纽约的艺术界包围了。就在这个时期,同为东村艺术家的潘妮经历了很多生离死别,她目睹了死亡的发生,也见证了艾滋病患者与体制抗争的过程。作为一个本来就身世不幸的人,体味这些,让她在年轻时就明白了悲悯。她认为自己的心和弱势群体捆绑在一起。她的舞台表演,也常常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后来她写的一些文章也解释了她为什么对弱势群体如此关心。她说:“我可以感觉到那些在身体上、感情上、心理上和性上被侵犯的人的痛楚,他们感觉被人们鄙视,感觉到自己比其他人渺小,甚至比所有人类都渺小。我过去大部分的生活处于这样的角色中。实话实说,我整个生活都是那些痛楚的遗留品,这些经历,能让我向内心那个真实的自我靠近。”


潘妮的气质有些艺术家的疯狂,穿着的暴露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尺度。她说话的声调和语气,也有着那种艺术家与生俱来的夸张和神经质。杰瑞慢慢地介绍着她的经历,也和她有一些浅淡的交谈。就在那节课上,大家正在用正常音调讲话时,魔幻现实主义的部分突然跳出来了,潘妮在讲话的过程中忽然之间转换了角色,她从和他人的交谈者突然转换成为舞台上的独白者。而这一切完全没有过渡。


你知道身边的人一个一个死去是什么滋味吗?你知道当你认识的朋友,突然在你身边消失,没有一声告别是什么感受吗?你知道没有明天,没有未来,不知道下一个会消失的是你爱的谁、谁会从你身边被夺走,是什么滋味吗?这就是80年代,一种完全来历不明的病,刚在同性恋者之间传播时候的情况。很多人认为,同性恋者是受到了上帝的诅咒,这简直是一种世界末日的感受。你身边的人们,一个一个地死掉。而你,被绝望的海洋淹没了。这一切,真该死。


你能想象吗?我有一些朋友,前几天还好好的,一个月之后,你就去参加他们的葬礼了。这事很常见,这事很普通。尤其是如果你生活在纽约的东村,而且你还恰巧是个艺术家的话。你就会知道这种感受。有好多艺术家得艾滋病,你难以置信有多少。你好像生活在大屠杀年代,你感觉好像是生活在集中营里。


一时间,激烈、愤恨的声调充斥着教室,整个空间似乎在一瞬间变成了一个空旷的舞台。在她大声背诵独白时,胸部上上下下地起伏着,一瞬间完全扰乱了我集中听内容的注意力。就在我屏住呼吸努力倾听时,她似乎要极力表现出真实的舞台效果,抓起眼前的一只塑料水杯,奋力地向对面砸去,那只杯子在空中迅速划出一道弧线,“哐当”一声重重地砸在对面的桌子上,然后弹跳起来,最后落到了地板上。一时间,空气里充满了被震慑过后的寂静,而我的同学只是静静地将水杯捡起来。


整个过程,她的演绎是如此自然。台词强大的穿透力,在我的耳边余音绕梁。我后来在学习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几次目睹演员用这种方式诠释口述历史证词,深感其中的神奇魔力,台词演绎会让沉睡在纸面上的口述历史证词一下子鲜活起来,人们对台词的理解与感受,也会立刻加深很多。这种演绎采访口述历史证词的方式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现。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天,我能够有能力将这种表演方式引进到国内。


因为口述历史可以像艺术品一样呈现展示,所以教授除了让我们感受口述历史的采访技巧之外,他们还会通过各种作品的表现方式让我们体会艺术形式的多种边界。口述历史最后的展示,可以说就是多种艺术形式的结合。为了使我们能够拓展思维,放飞想象,以后能用巧思设计自己的项目,教授会给我们介绍当今世界上的各种现代艺术。因此,口述历史的很多课程是为发散思维做准备的。



表演者潘妮个人网站上的照片


2012年3月,我们的口述历史实践课老师马瑞·姗卡蒂娜(Marie Scatena)重点给我们讲述了现代艺术家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ys)的作品。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位艺术家的背景,经过马瑞的介绍,我才知道,这位艺术家出生于比利时,他曾经在欧洲学习了工程与建筑,20世纪80年代去墨西哥工作,在90年代成为一名艺术家,作品在欧洲、美国和墨西哥展出。她简单地介绍说:“艺术家用纪实影片、照片、录像、绘画和行为,做出了富有个人风格的反映社会和经济环境特殊的纪录。”


最初看弗朗西斯·埃利斯的作品,让我感觉有几分无厘头,这些具有深刻隐喻的作品,只有经过深刻思考才能看得懂。我从刚开始对这些作品毫无头绪和深感疑惑,到后来不断探寻与思考,渐渐领会了艺术家的用意,这个过程深深启发了我的思维。


被展示的艺术家的第一个作品是一个浓缩的视频影像,一个人推着一个巨大的冰块在炎热的墨西哥城走了12个小时,虽然这12小时被剪辑成了几分钟,但是你在这被剪辑的漫长的12个小时里,可以看到那个冰块体积从大变到小,一直到最后化成水滴、消失于无形的过程。整个作品几乎是无声的,人们在静默的观察中,可以看到完整的大冰块从巨大得荒谬,一直到逐渐消融至无形的过程。这种消失,既符合现实预期,又让人无可奈何,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人类于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境遇。这个作品有个极富哲学意味的题目叫作——《徒劳无功》(Sometimes Making Something Leads to Nothing!有的时候废了半天劲儿却没有结果!) 这个视频结合它的题目,触发了我内心很多感受,也引发了我相当多的思考,这和很多我们人生的过程相似,有时候我们费尽心思,用力过猛,最终却一无所得,徒劳无功。很多时候,事情的结果和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而我们最终能学会的,只是接受与放下。


就在我们还沉浸在这种哲学式的表达时,艺术家的另一个作品,已经开始在课堂上展示了。这个作品,如果你不知道作品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是根本不可能看懂的,通常需要教授的反复解读才能获得一些感知,这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一种知识的补充。这个视频作品的画面中,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一个斜坡上,一辆老旧的甲壳虫汽车(原来墨西哥出租车的主要车型)缓慢而费力地上坡,汽车上坡的同时有音乐的声音响起。一旦音乐停止,车就从斜坡上滑了下来,回到了平地上。当音乐再次响起,车又开始缓慢爬升,一直到音乐消失,车子再次滑落。如此循环反复,让人费解。


这个作品是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多媒体策展人给我们做的讲解,她也是教授邀请来的课堂嘉宾。她指着视频告诉我们:“在这个作品里,弗朗西斯用甲壳虫车的上下反复,暗喻美国和墨西哥冲突不断的边境问题,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顽固的存在,并且难以最终解决,造成了一种纠结的现实存在。”听了这个解释,我才感受到了作品其中的奥妙所在。


后来,我写了一篇论文Bizarre or not Bizarre(怪异还是不怪异)来论述我对这位艺术家作品的理解。“第一眼看上去怪异的作品,其实理解了之后,你才知道,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它并不奇异。艺术家用作品来诠释他眼中的世界问题,并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上的人们提醒这个问题的存在。这种奇异的表达,正是让冲突和问题,通过艺术的展示被人们重视和理解的方式。所以,怪异和不怪异,其实是相对的。”


这个观点正如艺术家阐述自己的作品时所说的:通过怪诞的甚至有些冒昧莽撞的艺术表达,艺术唤起了一瞬间的暂停、一些荒谬的无意义感。


在课堂上,我体验着如同魔幻现实主义电影一样的一幕又一幕,回到家,我写着一篇又一篇的分析论文。来到纽约最初的无边黑暗心情,终于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丝微光。我感觉到了那种慢慢爬出洞口,见到隐约光芒的感动。那种刚到纽约的异乡感,正在悄然无声中渐渐散去。而体验世界的一种又一种的小小幸福,慢慢地爬上了心头。那种感觉,仿佛我身体深处里某个暗藏的开关,在不知不觉之中,被一只无形的手按开了。


我写下了自己的心情转变:


来纽约的第一个月,睡眠很多,幸福很少。来到纽约的第二个月,睡眠很少,幸福很多。走在街上,空气清新寒冷,内心却常常涌动着一团火。我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未如此生活。


本文节选自《就要一场绚丽的突围——30岁后去留学

作者范海涛,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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