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我们和前辈最大的差距在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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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06-26 生命真谛


按:章诒和贺卫方合作的《四手联弹》一书出来后,6月份在杭州上海北京有几次沙龙,以下选取的为章诒和部分。

  



章诒和:《和前辈最大的差距在于人性


我觉得上一代人和我们这代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性。那一代真是很美的,美就美在他的心灵,人性是很完善的。


我们不讲空话,举几个例子,比如梅兰芳。梅兰芳胆子很小,梅兰芳很听话,梅兰芳很知进退。49年以后他接受了新政,入了新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般来讲,他不太会在政治上怎么表态,他非常想演戏,但是国家认为你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总结自己的艺术经验上,所以由秘书执笔,他写了《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仅此而已。


梅兰芳从49到61年,活了12年,一本书、一个戏打发了12年。但是梅兰芳是无比的生动,生动在他的人性上。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保存了自己最美好的东西。举个例子,梅兰芳有个梅党,不是捧谁就是梅党,你能进得他的书房你才叫梅党。进书房的人很少,入梅党进书房的都是什么人?都是大资本家,大银行家,大名人,大文人,还有大汉奸。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审美经验,他们有非常好的智慧,他们有雄厚的财力,他们可以无条件地把自己的这些优势输送给梅兰芳,梅兰芳一个人在台上,成就他的人是数以大计,还不要说他的观众。49年以后梅党基本上在新政权的高压下土崩瓦解,抓的抓,毙的毙,发配的发配。比如冯耿光就在上海,他不常打电话,但是冯耿光一旦要给护国寺甲一号打电话,必然是梅兰芳亲接,而且谈话时间很长。这就很难得,因为梅先生是不接电话的。


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有一个花旦叫刘长瑜(原名周长瑜),他的父亲叫周大文,伪北平市长。此后一掳到底,到康乐菜馆做了厨子。梅兰芳常常去康乐吃饭,吃完饭之后,一定到厨房去道谢,要跟周大文握手,要寒喧。梅兰芳有四个秘书,其中一个秘书是公安人员亲自到梅宅去抓他,如果我记忆没有太多错误的话,他应该是伪县长,梅先生非常重视才、文笔、 思路、社交,四个秘书是他的运作班子。这个人就抓了,抓了之后就死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人应该是被枪毙了),之后梅先生跟大奶奶(大奶奶就是福芝芳,这跟陈凯歌电影里面形象是不一样的)说,你把他的家眷叫来。这些材料上都没有的,材料上也不会有,梅先生自己也不会讲。他太太就来了,来了之后闲杂人等一概回避,大奶奶在侧,梅先生就问,你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两个孩子。他说这样吧,什么都别想了,您好好把孩子带好,从今天起,您和您孩子的生活费用我负担。这叫梅兰芳,这是人性,那一代人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再举个很小的例子,程砚秋。我最近非常感动,我终于看到一本程砚秋日记,我在《伶人往事》上讲,艺人是神秘的群体,他可以和你很亲热,但是他绝对不让你看到他的内心。这次程砚秋日记制造了一个例外,终于从他日记里可以看到他的内心生活。程砚秋永远在自责,到岳父家,话说多了、逞能,回去自责。酒喝多了,回去自责。朋友聚会,在说俞振飞的绯闻,他插了一句“从此陈太太就名正言顺了”,就说了这一句,回去自责:我说话太刻薄,下次不可。最让我感动的,他和一个人约的早7点西直门溜弯。那天程先生没起来,失约,他自责,登门道谢,再一天拿了两瓶40年法国酒去道歉。这在我们今天,人们都是:我昨天忘了。但是他健全的人性不允许他这样,失信是个人品德中很严重的缺点。我们今天再没有这样的行为和举止。


所以我常常有感于我们在心灵上,我们和前辈,我们在人性的完善上,我们和前辈真是差的太远太远,我觉得最大的差距是在这里,而并不在于这一代人事业上的贡献或者说你的作为。有些是不可比的,比如张伯驹能够捐那么多的好东西,张伯驹有钱,咱们没有钱,这个不比,但是在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完善上,你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和前一代差距真是非常大。


我这里补一句话,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是孙曜东,他被关了几十年,后来在军警献策的时候被释放出来,回到上海,给了一笔钱就算打发了,出来给了一个安置费,他没有办法过日子,给张伯驹写了一封信。你要知道在文革期间,75年,大家钱都很少,他在上海的时候吃了闭门羹,原来他们家开饭两桌,一桌孙家,还有一桌是唱戏的,他曾经找过所谓的艺术家,最后人家都没有怎么搭理他,因为75年大家经济上都很困难,他冒然地给张伯驹写了一封信,张伯驹立刻让潘素每月给孙先生寄40块钱。朋友们,那是文革75年。还没完,张伯驹又跟大奶奶(福芝芳)说,他说孙先生出来了,生活很困难,我让潘素寄每月40块钱。福芝芳二话没说,潘素寄多少我寄多少。以后福芝芳每月照样给孙先生寄40块钱。所以我们一直认为,福芝芳身上不是霸气,福芝芳身上是侠气。这个差别是太大了,如果再问文革中她对杨宝忠一家,她对尚小林一家,她死后对许多人,你会为之落泪,因为福芝芳的所为完全是她的天性,我应该这样,大爷没了,大奶奶在,我能担多少我担多少。


我觉得这是那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很大的差别。

 

啥都没说就走了,个个是角儿

 

我就觉得那一代人走了,啥都没说,个个是角儿,包括康同壁一手好字,一手好画,一手好诗,他是第一批中央文史馆的馆员,温家宝还比较喜欢诗词,现在他也常常说点诗词,他说文史馆是不是该出本诗集。就这个堂堂中央文史馆,不存康同壁的一首诗,最后没有办法,他们说,我们觉得恐怕要找那个叫章诒和的人。然后就辗转问说,你有没有康同壁的诗词。我说我有,不是原件,是复印件。他说能不能我们复印。我说不用复印了,我就送给你们。因为人家康先生就是那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康同壁后来发病住在医院,没地方让他住,就住在挂号处的通道里,风吹着,人家说,这是名流,是不是能找间房。名流?名流就该这样吹。一直把康先生吹死。你想想,我就觉得那一代人,对他们极不公正,什么都没有讲。这些人是非常会讲的,我讲的不一定都是写报告,我说的是文字、绘画这些。什么都没有留下就走了。我就觉得我认识他们,我要活下来我就得写他们。


刚才晚饭有几个朋友聚会,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东西要出版,因为我觉得我的东西是出版不了的。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去挣稿费,用这个改善我的生活。我也没有想到拿这个去成名。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我想的,我从来不想用文字去干吗,我就觉得把他们一笔一笔的写下来就行。我想换成你们每个人,都会和我一样。


我常常跟贺卫方讲,我说我们都没有故事,你也没有故事,我也没有故事,那一代人绝对是故事。朋友们,我没讲的多着呢,他们真是太生动。有的不一定说多糟糕,我就举一个细节。


我现在在研究程砚秋程先生,他住在海淀,玉泉山底下程家花园。有一天他调嗓子,正调着嗓子,出来一个人,您别叫了,中央首长在睡觉。程先生,得,咱就回去吧。过了一个星期,他又去了,他又调嗓子,他说您别调,我们中央首长还睡觉呢。程先生说,他什么时候能醒啊。绝对是原版,我绝不扯谎。他说咱这首长什么时候能醒啊,您跟我说一点行吗。他说我是唱戏的,我必须得调嗓子。后来那人说,您下午。他说好。但是你要知道,唱戏的必须是早上调嗓子,没说下午,下午那就歇了,因为晚上该开锣了。


到下午了,他一调,那门又开了,出来一个首长,程砚秋一看,阅人无数,一看,这就是每天早上睡觉不让调嗓子的那个。后来程砚秋就走了,没打招呼,他觉得不是他所能够往来的人,就走了。那警卫员就说,这就是每天早上调嗓子我没让他调。这首长说,赶紧给我问问他叫什么名字。再一天下午,程先生又去调了,这警务员就说,请问您尊姓大名。程砚秋。这就报上,跟着这首长就出来了,我是你的戏迷。程先生说,您尊姓大名。任弼时。无限的精彩,我写程先生这些都没写。


后来两个人特有意思,他说我是你戏迷,我最爱听你唱《锁麟囊》。程砚秋说《锁麟囊》我不唱了。为什么不唱?不是您给禁的吗!这开玩笑了。他说不唱了。他说我到哪听去?他说我最后一次中南海。后来任弼时说那天我没去。他说这么着吧,我给你弄一个唱片。任弼时说您什么时候能拿给我。他说好象三日之后。那天四门大开,程砚秋就进了任弼时的房间,任弼时特别高兴,接受了他这个《锁麟囊》的礼物。任弼时说,您送给我礼物,我也得回赠。一本《共产党宣言》。程先生说,我谢谢您,回去咱好好阅读。这些都非常有意思。后来程先生到了这本书也没看,就搁那了。


这就叫故事,这些人是有故事的,我们是没有故事的。甭管我们俩在杭州也好,在上海也好,你没有故事可写。现在就是这样。所以我想,如果我能够和这批人认识,还有故事,我就觉得我写出来,其他的都不在我考虑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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