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看】中国最著名的四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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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06-18 生命真谛


第一篇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



1890年~1969年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


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第二篇


救人(北大演说)

蔡元培



1868年~1940年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下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镕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苛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励,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苛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漠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第三篇


“研究国故”的方法

胡适



1891年~1962年


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讲到研究国故的人,真是很少,这原也怪不得他们,实有以下二种原因:一、古今比较起来,旧有的东西就很易现出破绽。在中国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觉浅薄得很,这样当然不能引起青年们的研究兴趣了。二、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哲学也是如此。就是文学一方面,《诗经》总算是世界文学上的宝贝,但假使我们去研究《诗经》,竟没有一本书能供给我们做研究的资料的。原来中国的书籍,都是为学者而设,非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作的。所以青年们要研究,也就无从研究起。我很望诸君对于国故,有些研究的兴趣,来下一番真实的工夫,使彼成为有系统的。对于国故,亟应起来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兴趣,并能使有研究兴趣的人容易去研究。


“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我们要明了现社会的情况,就得去研究国故。古人讲,知道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国故专讲国家过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种方法:


一、历史的观念。在一般青年,所以对于国故没有研究兴趣的缘故,就没有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它作是历史看。清乾隆时,有个叫章学诚的,著了一本《文史通义》,上边说“六经皆史也”。我现在进一步来说:“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本来历史的观念,就不由然而然地生出兴趣了。如道家炼丹修命,确是很荒谬的,不值识者一笑。但本了历史的观念,看看它究竟荒谬到了什么田地,亦是很有趣的。把旧书当作历史看,知他好到什么地步,或是坏到什么地步,这是研究国故方法的起点,是叫“开宗明义”第一章。


二、疑古的态度。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譬如《书经》,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别。有人说,古文《尚书》是假的,今文《尚书》有一部分是真的,余外一部分,到了清时,才有人把它证明是假的。但是现在学校里边,并没有把假的删去,仍旧读它全书,这是我们应该怀疑的。至于《诗经》,本有三千篇,被孔子删剩十分之一,只得了三百篇。《关雎》这一首诗,孔子把它列在第一首,这首诗是很好的。内容是一很好的女子,有一男子要伊做妻子,但这事不易办到,于是男子“寤寐求之”,连睡在床上都要想伊,更要“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呢!这能表现一种很好的爱情,是一首爱情的相思诗。后人误会,生了许多误解,竟牵到旁的问题上去。所以疑古的态度有两方面好讲:一、疑古书的真伪。二、疑真书被那山东老学究弄伪的地方。我们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我们知道,[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是没有错误的。假使信而错,那就上当不浅了!自己固然一味迷信,情愿做古人的奴隶,但是还要引旁人亦入于迷途呢!我们一方面研究,一方向就要怀疑,庶能不上老当呢!如中国的历史,从盘古氏一直相传下来,年代都是有“表”的,“像煞有介事”,看来很是可信。但是我们要怀疑,这怎样来的呢?根据什么呢?我们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究其来源怎样,要知道这年月的计算,有的是从伪书来的,大部分还是宋朝一个算命先生,用算盘打出来的呢。这哪能信呢!我们是不得不去打破它的。


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上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


三、系统的研究。古时的书籍,没有一部书是“著”的。中国的书籍虽多,但有系统的著作,竟找不到十部。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要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所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


有人说,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进步,这话荒谬得很,足妨害我们研究的兴趣。更有一外国人,著了一部世界史,说中国自从唐代以后,就没有进步了,这也不对。我们定要去打破这种思想的。总之,我们是要从从前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里边,以客观的态度,去寻出系统来的。


四、整理。整理国故,能使后人研究起来,不感受痛苦。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


(一)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


(二)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


我们研究国故,非但为学识起见,并为诸君起见,更为诸君的兄弟姊妹起见。国故的研究,于教育上实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虽不能做创造者,我们亦当做运输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人是不可少的。


第四篇


今日青年之弱点

章太炎



1869年~1936年


现在青年第一弱点,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其结果不是侥幸,便是退却。因为大凡作一件事情,在起初的时候,很不容易区别谁为杰出之士,必须历练许多困难,经过相当时间,然后才显得出谁为人才,其所造就方才可靠。近来一般人士皆把事情看得容易,亦有时凑巧居然侥幸成功。他们成功既是侥幸得来,因之他们凡事皆想侥幸成功。但是天下事那有许多侥幸呢?于是乎一遇困难,即刻退却。所以近来人物一时侥幸成功,则誉满天下;一时遇着困难废然而返,则毁谤丛集。譬如辛亥革命侥幸成功,为时太速,所以当时革命诸人多半未经历练,真才不易显出。诸君须知凡侥幸成功之事,便显不出谁是勇敢,谁是退却,因之杂乱无章,遂无首领之可言。假使当时革命能延长时间三年,清廷奋力抵抗,革命诸人由那艰难困苦中历练出来,既无昔日之侥幸成功,何至于有今日之纷纷退却。又如孙中山之为人,私德尚好,就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实是他的最大弱点。现在青年只有将这个弱点痛改,遇事宜慎重,决机宜敏速,抱志既极坚确,观察又极明了,则无所谓侥幸退却,只有百折千回以达吾人最终之目的而已。


现在青年第二个弱点,就是妄想凭藉已成势力。本来自己是有才能的,因为要想凭籍已成势力。就将自己原有之才能皆一并牺牲,不能发展。譬如辛亥革命,大家皆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廷,后来大家都上了袁世凯的当。历次革命之利用陆荣廷岑春暄,皆未得良好结果。若使革命诸人听由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的做去,旗帜鲜明,宗旨确定,未有不成功的。你们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不利用已成势力我是很赞成的。不过已成势力,无论大小,皆不宜利用。宗旨确定,向前做去,自然志同道合的青年一天多似一天,那力量就不小了。惟最要紧的须要耐得过这寂寞的日子,不要动那凭藉势力的念头。


现在青年的第三个弱点,就是虚慕文明。虚慕那物质上的文明,其弊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虚慕那人道主义,也是有害的。原来人类性质,凡是能坚忍的人,都是含有几分残忍性,不过他时常勉强抑制,不易显露出来。有时抑制不住,那残忍性质便和盘托出。譬如曾文正破九江的时候,杀了许多人,所杀者未必皆是洪杨党人,那就是他的残忍性抑制不住的表示,也就是他除恶务尽的办法。这次欧洲大战,死了多少人,用了若干钱,直到德奥屈服,然后停战。我们试想欧战四年中,死亡非不多,损失非不大,协约各国为甚么不讲和呢?这就是欧美人做事彻底的表现,也就是除恶务尽的办法。现在中国是煦煦为仁的时代,既无所谓坚忍,亦无所谓残忍,当道者对于凶横蛮悍之督军,卖国殃民之官吏,无不包容之奖励之,决不妄杀一个,是即所谓人道主义。今后之青年做事皆宜彻底,不要虚慕那人道主义。


现在青年第四个弱点,就是好高骛远。在求学时代,都以将来之大政治家自命,并不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在少年时代,偶然说几句大话,将来偶然成功,那些执笔先生就称他为少年大志。譬如郑成功做了一篇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的八股,中有汤武证诛,亦洒扫也;尧舜揖让,亦进退也;小子当之,有何不可数语。不过偶然说几句话而已,后人遂称他为少年有大志。故现在青年之好高骛远,在青年自身当然亟应痛改。即前辈中之好以(少年有大志)奖励青年者,亦当负咎。我想欧美各国青年在求学时代,必不如中国青年之好高骛远。大家如能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始足与各国青年相竞争于二十世纪时代也。


来源:大象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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