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笑事件中,你帮助他人或抒发自己,都不要让慈善成为娱乐

2016年12月01日 腾讯娱乐


娱乐观


腾讯娱乐专稿(文/杨时旸)

等待反转,几乎是所有朋友圈爆款传播链条中最令人期待的一幕。事实证明,“罗一笑事件”也终于没能逃出这个窠臼。



早有公关业内人士总结:无聊、同情、爱国、占便宜,这几种心理诉求基本上可以囊括社交媒介爆款转发文章中的所有情绪。相较于填补无聊、炫耀爱国、显露鸡贼的贪图便宜,“同情心”是其中的最大公约数,它最不容易引发价值观冲突,也最容易对那些拒绝转发和发出质疑之声的人们贴上冷漠的标签,以迅速占领道德高地。而在同情心之中,对于孩子的同情一旦被当做武器,则更加老少通吃、天下无敌。


《罗一笑,你给我站住》这篇文章的标题平实、无厘头,还掺杂着一点点戏谑和家常化的幽默,理论上来讲,这种没有明星八卦,并不关乎个人利益,又没有什么耸动性的标题,如果没有背后推手的推波助澜,它不可能引发如此狂暴的刷屏狂潮。


在一个兴趣如此碎片化,社交早已圈层化,关注度被高度稀释的互联网世界中,任何刷屏的内容都值得被警惕。这是一种互联网世界的新常识。但是,警惕太容易被情绪冲垮。更何况,它的内容还关乎一个身患绝症的无辜女孩,和一个求助无门的绝望父亲。所以每个转发者都瞬间代入了自己。


我们一边嘲讽和无奈于长辈朋友圈泛滥的低智商谣言,一边自己动情又忘我地转发这些中产阶层的、明显处于灰色地带的消息。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这篇文章的造势、转发是典型的经过编排和人群筛选的、具备精准打击力度的营销结果。


这篇文章的几个关键词和关键情绪颇堪玩味。


首先是孩子。在很多人事后搅拌着尴尬和倔强的回应中,他们愿意这样说,“只要是涉及孩子的,我一般都会转发。”他们有一种“宁可错转一千,也不放过一条”的心态。只要涉及有关孩子的伤病、走失、虐待、贫困等等新闻,这些人就会放弃对于背后真相的探寻,瞬间化身慈母和圣母的结合体,配以动情的评语转发那些错漏百出的内容。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并不在乎那件事的真假,有无背后利益相关方的推动,他们只在意自己寻找到了一个可以表演善良的介质。即便“罗一笑事件”已经反转至此,那些人依然咬定,“无论如何,孩子患有绝症的事情是属实的。”这一点足以构成了无法抵抗的转发诱惑。对于那些自己也为人父母,或者终将为人父母的大多数人来说,为一个生病的孩子动一动拇指,是成本最低的表演善良的办法,他们由此达成了一种自己朋友圈里的内部认同。完成一桩抒情永远比探究事实真相来得容易得多,更何况,后者还通常需要背负冷漠的骂名。


基于这样的公众心理,众多此类事件并没有唤起足够的警醒。因为即便最终证明有严重的瑕疵存在,但仍然也算引起了关注。他们不会低头认错。这种自我安慰和对于事实真相的不在乎,其实暗中鼓励着欺诈的再度发生。这种氛围让那些利用孩子苦情的营销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一次次变换形态地完成自己的营销诉求。其实,这伤害巨大,它伤害的是普遍的对于机制的信任,是互联网世界中“狼来了”的变种。总有一天,人们出于避险,而刻意冷漠,那些真正需要被救助的人们就会丧失机会。


第二,在孩子这个关键词之外,还有悲情和独立的情绪。


在此之前,更多的求助者只需要贩卖悲情就够了,但是现在,互联网求助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需要有一些崭新的花样才能脱颖而出。这一次,罗尔采取了一种在悲情的主调之中植入独立和尊严的崭新姿态。“不是募捐,而是卖文。”你看,这样一来,事情就被完美地转化了——从单纯的乞讨变成了有尊严地工作,一个文人在面临人生重大变故的当口,既没有放弃尊严又表达出了适度的绝望。这种复调式的阐述方式,重新定义了一个求助者的形象,这远比那些单纯的比惨和讨要钱财,更惹人怜爱。


这一切关键的情绪注定毫无悬念地激发起了人们自我圣母化的人格想象,圣母和圣父们聚集在一起互相鼓励,比赛着转发,以便感受到了一种数字化的温暖感。


如果说,孩子的病、家庭经济的窘况等等一切都是真实的,只是他们不懂得如何获得大众的帮助,而幕后推手只起到联结作用,那么或许还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事情反转之后,人们发现,罗尔的家庭并非自己描述的那样,在经济上难以为继。


在医疗费大部分可以报销等等情况被爆出之后,罗尔在深圳和东莞拥有三套住房的情况也开始备受关注。当媒体向罗尔求证房产情况时,他在电话里顾左右而言他地说,“房产证还没下来,还差个证。”好了,至此,事情已经演变成更糟糕的状况——基本事实层面的扭曲。这形成了另一层道德追问:当自己拥有高昂资产的时候,贩卖悲情求得募捐,这是否是道德的?甚至还需要再向前追问一步,这是否涉及欺诈?


乞讨、寻求募捐和帮助都是被允许且合法的,但问题在于,你陈述的理由是符合事实的还是有意编造的。如果是后者,那就不只是口水之争而是涉及法律代价了。现在,事情张扬至此,罗尔出面说,“如果有人觉得受到了欺骗,我可以把钱退给他们。”如果一切欺诈都以退还钱款就能相安无事的话,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呢?致命的是,一些人不觉得自己受到欺骗,或者硬撑着拒不承认自己受到了愚弄。更有些人觉得,即便有部分不实,也完全可以理解,那毕竟是一个父亲的无奈之举。


“罗一笑事件”刷屏之初,就透露着过于强烈的营销策划色彩。它太不符合常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女儿患有如此急迫需要治疗的疾病,早就在忙乱地变卖财产谋求更好的医治,哪还有时间撰写文章,编排结构,调节情绪,一篇篇推送呢?更何况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P2P机构,以转发量为条件给予捐助,难道说父亲在自己女儿身患绝症的情况下,还接受了一家互联网公司的KPI考核吗?这到底是疼爱女儿还是在消费女儿呢?想想,实在有点过于残忍了。女孩还小,但愿,她不会知道这一切混乱。


互联网的交互性降低了很多事情的边界,比如表达同情,比如表演善良。人们施于善意的前提是搞清楚那件事的真相,不然,那并不是真的帮助他人,而只是在抒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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