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贬值下限究竟是多少？,海外房产微信公众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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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真揪心！就在今天，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度最低跌破6.8450，创下七年来新低。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最低报于6.8551。此前被视为重要关口的6.83已轻松突破。

面对“跌跌不休”的人民币，大家都会有个疑问：人民币要跌到何时才是个头？下跌的空间还有多大？对此，作者按照M2与GDP的关系，给出的人民币在极端情况中的贬值下限或将为11.6:1。

关注海外投资的你，有必要认真阅读此文，了解人民币未来走势。还是那句话，海外资产配置要趁早，才能规避单一市场的经济风险。

为何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易超贬

为何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一般都会贬过头呢？逻辑很简单，因为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而言，它们的流通性和可兑换性都差，主权信用评级也差，这好比一个是主板股票，另一个是新三板股票，前者的流动性很好，财务透明度也高，估值水平当然可以比后者高。

从理论上讲，风险溢价通常等于流动性溢价加上信用溢价，新兴经济体货币的风险溢价率较高，故超贬现象就成为常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每年都对各国货币估算出一个以美元计价的购买力平价（PPP），有人统计过，当2011年全球的名义GDP总额超过72万亿美元的时候，按IMF估算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额达到90万亿，也就是说，全球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货币总体被低估了约25%，当然，这当中主要是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被低估。

如IMF依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16年俄罗斯人均GDP为26109美元，但名义人均GDP只有8058美元，比中国还低，因此，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卢布兑美元汇率或被低估了2.24倍（26109/8058减去1）；

同理，印度被低估了2.87倍，巴西被低估了0.77倍，中国被低估了0.83倍。我们不妨把这些倍数称之为本币的风险溢价率。

2016年各国人均名义GDP及购买力平价下人均GDP

资料来源：IMF 、海通证券宏观研究

虽然购买力平价是理论计算结果，但基本能够如实反映在不同国家使用等额美元所能获得的商品和服务的差异。

中国相比金砖国家中的印度和俄罗斯，风险溢价率要低很多，这是否外汇管制有关呢？如作为高收入地区的台湾，新台币的风险溢价率也高于大陆的人民币。

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名义汇率之所以会出现大幅贬值，主要是因为它们大多靠货币扩张来应对经济难题，中国、巴西、南非、印度和俄罗斯等金砖五国也莫不如此。

如1976年末，1美元兑印度卢比汇率为8.97，如今则上升至66.7，过去40年里卢比对美元的贬值幅度竟然达到644%，俄罗斯更是贬值了80多倍（1976年底1美元=0.74卢布）。

中国过去40年的贬值幅度还不算大，虽然超过250%，但相比其他新兴经济体要小得多，这可能与外汇管制有关。

此外，外贸顺差和外资的大量流入让中国成为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这对于稳定币值是否有贡献呢？接下来探讨这个问题。

管制之下人民币贬值空间究竟还有多大

中国加入了SDR，说明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前景进一步明朗，但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进展似乎总比预期的要慢，尤其当人民币贬值预期抬升之后，外汇管制也随之加强。

管制的加强究竟会减弱预期还是会加强预期呢？人民币有离岸价和在岸价，离岸价总是高于在岸价，但价差并不大，似乎表明在不管制的情况下汇率的贬值空间也不大。但毕竟人民币在资本项下还不能自由兑换，外汇也不能自由进出。

如中国与印度相比，同样都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但印度的浮动幅度要大于中国。在金融的开放度上，中国也落后于印度。这就给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项下开放条件下的贬值幅度还有多大留下了悬念。

不少人在寻找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均衡汇率水平只有在外汇市场充分开放条件下，通过汇率长期不断波动之后才能形成一个阶段性平衡点，但在管制条件下均衡汇率难以形成。那么，有没有可能计算出一个“理论”上的均衡汇率呢？

王晓东认为，可以通过M2与GDP之间的比价关系来找到“合理”的汇率水平。如以2000年为基期，当初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8.28:1；

同时，GDP按2000年作为不变价计算（按目前修正后数据，下同），2000年的M2规模为13.5万亿，1元人民币M2对应的GDP为0.77元，如今，1元人民币M2对应的GDP为0.27元。美国2000年1美元M2对应的GDP为2.6美元，如今1美元M2对应的GDP为1.3美元。若按此比值关系，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11.6:1。

依据这种挂钩GDP与M2的比值变化来推算人民币合理的汇率水平，显得有点简单粗暴。首先，2000年的时候，人民币汇率8.28:1是否属于均衡汇率也是要打问号的，尽管当时的外汇黑市价与官价都很接近了。

其次，不仅因为中国的GDP与美国的GDP在计算口径上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中国的GDP有所低估，而且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上的差异使得GDP缺乏可比性，如中国GDP中第二产业的占比较高，过去一直超过50%，而美国不足20%，第二产业的产出中，大部分是可贸易品，属于全球定价的，而第三产业的产出中，大部分是不可贸易品。因此，GDP统计口径和结构性差异也可以从两国的购买力平价上体现出来。

第三，选择不同的基期，M2与GDP之间的比价关系又会出现差异。正如王晓东又以2006年作为基期（人民币步入升值阶段），当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1：8.08，按2006年不变价计算的1元人民币M2对应0.63元GDP，如今为0.32元GDP；同时，按2006年不变价计算的1美元M2对应的GDP为1.97美元，如今为1.19美元。若按此比值关系，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该为9.5:1。

尽管用M2/GDP的比值关系来推算理论汇率存在很大问题，却反映了一个毋容置疑的事实，即过去20多年来货币供应量相对于GDP的规模来说，多得有点离谱，尤其在2009年之后货币增速继续高增长是有违常理的，因为经济增速与货币增速之间的剪刀差不宜过大，不要因为CPI没有显著上升就以为提高M2增速问题不大，如前所述，通胀、资产泡沫和贬值都是货币过量投放的多种表现形式。

GDP作为产出指标，必须关注其背后的投入量究竟多少，是否合理。比如，2014年的GDP目标为7.5%，M2增速目标为13%；2015年GDP的目标为7%左右，M2的增速目标是12%；2016年GDP的目标为6.5%-7%。但M2的增速目标却提高至13%，显然是投入多产出少，目前，货币过量导致的问题至少在资产和汇率两个指标上都体现出来了。

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的现象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会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如美国次贷危机之后，M2增速也大幅上行，美国全部储户的基尼系数居然已经高达0.48，这或许也是导致川普大选获胜的重要原因，因为奥巴马在过去8年的执政期间过多利用了金融手段来刺激经济，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导致中低收入群体去“占领华尔街“，川普则主张多用财政手段，通过减税和增加基础设施投入，让中低收入群体受益。

日元升值原因：近年来美国M2增速显著快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