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尔街媒体人的辞职独白:我为何辞职离开纽约,美国留学那点事微信公众号文章

文：新浪微博／孙思远

离开纽约的时候，我没有通知任何人。等我回到北京几周之后，仍有不少机构和公司发邀请给我，寻求媒体曝光与采访。而当我告诉他们，我已经辞职回国了，大家都很诧异：“what are you弄啥嘞？”

当我提交辞职信的时候，我的微博认证是“新浪财经纽约站记者、评论员、主持人、专栏作家、纽交所特派员”。在不少人看来，这份工作相当光鲜——可以出入全世界最高大上的场所，结交最有影响力的人。

事实上，这份工作的确过瘾：在伯克希尔哈撒韦50周年股东大会上对话“股神”巴菲特、与美联储四朝元老格林斯潘畅谈互联网金融、两次专访阿里巴巴董事局执行主席马云；见过的政商名流更多——奥巴马、克林顿夫妇、潘基文、李克强、伯南克、拉加德、比尔盖茨，等等。

但这几年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公司在华尔街的几次辉煌瞬间：阿里巴巴创下全球融资记录的巅峰IPO、京东上市纳斯达克主席亲自赠送铜牛、微博IPO占领纽约时代广场，再加上聚美优品、58同城、陌陌等一众互联网新贵。一时间，中国概念股风头无两，一扫多年前被浑水、香橼等机构做空的阴霾。

尤其是，当身边CNBC、Fox Business、华尔街日报、彭博的外媒朋友们每天讨论“阿里巴巴”、“京东”、“微博”的时候，当纽交所的驻站记者为了争夺马云的专访而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作为华尔街的中国媒体人，我的自豪感几乎和当年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一样气贯长虹。

既然如此，继续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该多好，好好干下去，说不定能成为中国版的Jim Cramer（华尔街财经一哥、CNBC著名主持人）。因此，当我决定从新浪财经科技事业部美东地区主管、纽约站站长之位离职时，身边朋友们都非常不解：好好地为啥要“自毁前程”，辞职回国瞎折腾呢？

身处信息生产与分发的最前端，媒体人对时势变化的嗅觉相对敏锐。作为国际媒体人，我的判断很简单——中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无论从哪个维度考量（经济总量、GDP增速、可支配收入、国际影响力，等等），中国都在不断创下新的高度。

这几年海外的媒体生涯，自己不可谓不感同身受。从新浪纽约离职前，我连续四次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的年会，而每一次的年会议题里，有关中国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多、份量越来越重。就连全球最顶级的经济论坛冬季达沃斯，也因为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到来而变得一票难求。

由于是纽交所驻站记者，我的办公室就设在纽交所交易大厅楼上。2014年9月18日，阿里巴巴上市当天，纽交所门口聚集的大批热情粉丝几乎把围栏挤爆；令我惊讶的是，其中大部分粉丝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慕名而来的老外。阿里上市前夕，我还发过一条微博，转载自一位华尔街资深基金经理的朋友圈：

除了阿里巴巴，聚美优品的陈欧在敲响纽交所开市钟的那一刻，也刷新了一项纪录——纽交所史上最年轻的上市公司CEO。

以上这些人都无一例外崛起于中国。

当然了，这并不代表在美国奋斗的中国人无法取得成功。美国也有如杨致远、骆家辉、江平、王薇薇等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华人。但去年阿里巴巴上市期间，马云接受我专访时曾说过一句话：“阿里今天来上市不敢说代表了中国企业，但却是代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巨大市场和创新能力。”

他的言下之意很简单——阿里的成功，乃至马云自己的成功，其实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缩影；没有中国经济的腾飞和消费升级，阿里不可能成长为今天的商业帝国。这番话绝非马云为了“政治正确”的逢迎讨好，而是实实在在的肺腑之言。

再看美国，为什么过去50年，美国会造就巴菲特、比尔盖茨、德鲁克这样的世界级商业、思想领袖？以巴菲特为例，“股神”过去50年的年复合收益率近20%，伯克希尔哈撒韦（NYSE: BRK.A）荣膺全球最贵股票，每股价格超过20万美金。在风云变幻的资本市场取得这样的成就，巴菲特不可谓不伟大。

但另一方面，“股神”讲过的每一句话都被翻来覆去研究过，几乎没有秘密可言。今年5月，我在伯克希尔哈撒韦50周年年会上专访巴菲特，对我的每个提问，“股神”的回答都在意料之内，皆是他价值投资理念的延伸。但即便如此，过去50年，仍然没有人能够复制他的成功。

过去50年，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二战结束之后的美国，进入了空前增长与繁荣，这50年恰是美国最黄金的50年。作为价值投资的坚定捍卫者，巴菲特喜欢以合理价格购入大蓝筹长期持有，如可口可乐、迪士尼、富国银行等，它们无一不是来自驱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传统行业；与其说巴菲特是在赌公司赌行业，不如说他是在赌国势。

回头看中国，从国家意志、产业发展、消费升级、资本需求等任何一个维度考量，未来50年的中国，也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巅峰50年；中国也必将诞生自己的巴菲特、比尔盖茨、德鲁克。事实上，中国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马云。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就公开表示自己是马云的粉丝，还因为曾与马云握手交谈而兴奋不已。

生逢大时代，若想无限接近历史的顶点，怎能将自身置于度外？

我在美国留学加工作一共五年，算是海归一枚。曾几何时，海归创业者已跻身一代中国商界翘楚——李彦宏、张朝阳、沈南鹏… 无一不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要推动者。与当时中国本土创业者相比，海归们具有太多比较优势，无论是知识理念，还是技术方法。

然而，形势正在起变化。一方面，海归变得越来越多，稀缺性下降，“海归光环”渐弱；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带动本土企业强势崛起，同时带动了一批本土强人的崛起，技术上与国外的差距也越来越小。

去年我曾以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华尔街分会负责人的身份，在纽交所组织过一场交流活动。活动上，百度百付宝的总经理章政华告诉我：来纽约之前，谷歌刚派了一个技术团队考察百度在硅谷的实验室，因为“百度在某项技术上已经超越谷歌”。

去年年底，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与06年经济学诺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有一场辩论，话题是“硅谷vs中关村，哪里才是全球创新中心”。有趣的是，徐小平认为硅谷的创新还遥遥领先于中国，倒是诺奖得主认为，中国在创新方面已经接近甚至超越美国了。

中国创新是否已经超越美国，历史自有公论。但本土强人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今时今日，即便是业内以偏爱海归创业者著称的几家创投基金，若让其在一支由BAT强人组成的本土部队，与一支纯海归创业团队之间二选一，恐怕也会非常为难。在我看来，未来的天平甚至会继续向中国本土部队倾斜。

这并不难理解。本土强人们有资源、人脉、渠道，更熟悉市场和商业环境；与海归们相比，技术和理念上的差距也越来越小，凭什么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呢？另外，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互联网金融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

另外，由于信息的四通八达，国界的概念也在模糊。“私人助理服务”magic模式即是一例——magic模式源于硅谷，公司于今年3月底在YC Demo Day上亮相，之后迅速被中国创业者复制，并落地推出了产品，代表公司如助理来也、小蜜蜂、美位等；随后百度也高调宣布入局，推出了“度秘”。对于优秀的商业模式与创意，中国团队的执行力反而可能更强。

既然如此，此时不回更待何时？

然而，就在我决定回国前夕，中国股市刚刚经历暴跌，创投圈也开始进入“资本寒冬”。有朋友劝我缓一缓，先观察，再行动。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没有经历过经济周期的投资经理不是好的投资经理；同样，没有体验过“资本寒冬”的创业者也算不上好的创业者。

由于久居海外，对国内的市场规律、文化习惯、人情世故等都落下了太多功课。回国之后，我自认需要一段时间缓冲适应，并不期待马上发力。而这个适应期，我更希望在“资本寒冬”中度过——因为这样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与真相，而不是让资本泡沫淹没了理性。

既然决定回国，并且马上就回，那回来之后做什么呢？

我职业生涯早期做过金融分析师，第二个硕士毕业之后，又误打误撞去华尔街做了媒体。在这样的人生阶段，精力充沛、对新鲜事情上手快，希望尽可能尝试新的行业领域，探索职业边界。但自己血液里流淌的DNA到底是什么，我并没有确定的答案。

2006年，我还在大学本科期间，曾代表学校参加了第五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那一年，我们团队非常幸运捧得了全国金奖、最佳团队表现奖。从那时起，我大致确定自己要做与创业相关的事情，无论是创业投资、媒体，还是创业本身。

尽管没有找到笃定的方向，但此时此刻，我明白至少应该对去留做出选择。因为若再不抉择，自己多半会在习惯中形成惰性和路径依赖，以后连找方向的机会都将失去。当我确定了这一点，就再也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

诚如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96年辞职回国加入新东方——王强离开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时候，他上司说可以为他破例停薪留职三年，但王强的回答是：“非常感激您给我这个机会，但如果您真的想帮我，请不要给我停薪留职；因为我回国之后一旦遇到困难，就会想到自己还有条后路，不会全力以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