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鹤凌始终信奉学以致用，职业生涯中，不但致力于经济学理论研究，也坚持将研究成果与实践相结合。史鹤凌也始终心怀故国，从2001年起，他便开始为中国计划经济委员会（即日后的发改委）提供政策研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他参与了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他的建言影响了西部大开发和南水北调工程，在中澳自贸协定谈判中，他带领的团队更是制作出了理论模型，全程为谈判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澳自贸协定从去年年底开始施行，许多中国媒体与中国消费者对自贸协定都有很高评价，认为其互利互惠，也充分保护了双方的弱势产业。然而在澳洲媒体与民间上，自贸协定却收获了许多负面的声音。尤其是近期中国企业收购澳洲牧场的一系列新闻被不少当地名流指责为“危害澳洲食品安全”，并获得民间不少赞同。对此，史鹤凌有自己的解释。

“这件事传出的时候，我对澳大利亚的一些妈妈进行了随机采访。她们实际上都普遍表现出对食品安全的一些担忧，而这些担忧确实有它的一一定的社会基础，”史鹤凌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三聚氰胺毒奶粉的事件使得整个世界对中国有食品安全控制不严的印象。”

在史鹤凌看来，这种思维方式自然会扩展到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的牧场采购，当地人会认为一旦这些牧场被中国商家拥有以后，对食品安全的控制也会按照原来中国的做法——控制不严。

史鹤凌认为，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无需过于紧张。“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他们可能还不理解，因为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并不是靠商人本身来控制，而是靠国家来控制的，实际上澳洲的食品安全有一套非常系统的方法以及严格的管理制度，”史鹤凌告诉记者，“在澳洲，奶粉从采奶开始，一直到最后的成品，一直到最后的销售，里面涉及到的卫生检查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澳大利亚的整个食品安全的控制到位的话，到底谁拥有这个牧场，实际上对整个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在此，史鹤凌借助今日墨尔本向公众呼吁，不必因为中国企业投资了澳洲的农业而担忧食品安全。“尽管你们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用过分担忧，”史鹤凌说，“因为澳大利亚政府是一个很好的政府，是一个民选的政府，食品安全一直放在第一位，在这个体制下不管是谁拥有牧场，食品安全都是到位的，不用过分担心。”

从2001年起，史鹤凌开始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建言献策。在2001年至2005年间，作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宏观经济与经济体制专家，史鹤凌协助当初的国家计委（即如今的发改委）制定了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并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战略研究。

西部大开发对于中国极其重要，也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当时国内普遍的观点是东部应该采用“输血”的方法来支持西部。然而史鹤凌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我当时提出的一些建议是，当时的西部开发是重要，但不能通过输血的方式，因为一旦停止输血，西部大开发整个规划可能会失败，所以一定要增强西部的造血机能，”史鹤凌说，“所以我们从财政方面，从金融方面，从科技发展方面，从教育方面，提出一些很系统的一系列建议和战略性的规划，最后的报告很长，最后的报告由400多页，涉及到西部大开发的方方面面。”这些建议，至今在中国政府的许多西部政策中都有体现。

而史鹤凌带领的团队同样影响了南水北调工程。南水北调计划提出时分成三线，东线、中线和西线，其中西线计划从青藏高原调长江水入黄河，而史鹤凌的团队直接在报告中否决了这一点。

“我们当时通过对环境的考察，认为西线南水北调将对当时非常脆弱的中国西部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报告当中断然否决了，”史鹤凌说，“我们觉得西线南水北调的计划不应该执行，中国政府也多多少少听到了我们的一些声音，看到了我们的一些分析，所以在后面实行的南水北调过程中，西部的南水北调整个项目现在是暂停的。”

“我想这样应该是我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及生态保护做的一部分微弱贡献吧，” 

说到这里，史鹤凌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随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作为工业国的中国和作为资源出口国的澳大利亚双双面临着经济转型，而作为同时具有两国背景的经济学家，史鹤凌在多年观察后认为，比起澳大利亚，中国的经济转型更困难。

史鹤凌告诉今日墨尔本，中国已经高速发展了40年，高速发展后现在忽然降速，原来积累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就凸显了出来。“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过去40年当中，中国经济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是靠国家投资来进行拉动的。但是从2008年以后，发改委4万亿的投资的效果来看的话，这种政策的话它的效果是越来越差，”史鹤凌说，“大概两三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过一个研究，当时4万亿的投资效率非常低，大概超过80%这些都在亏本当中。而现在经济整个有滑坡的迹象，如果还想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差。”

史鹤凌认为，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抵达了发展的瓶颈，降速不可避免，并且应该从投资拉动型经济转变为消费拉动型经济，以消费促生产，以生产促发展。然而，这一转变面临着诸多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老百姓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那么这反映在中国股票市场上，你会发现中国股票就跟过山车似的。一旦有利好的消息，股民全部上去买进，一旦有些不好的消息的话，就都在抛售，”史鹤凌说，“上证指数就是个直观的表现，一下冲上5000点，一下又降到3000点以下。”

在史鹤凌看来，这两天中国一线城市房价的飙升同样反映了老百姓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中国经济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百姓的消费行为呢不是一种长期的消费行为。你生活在澳大利亚都知道，我们有一些长期的计划，比方说五年当中的话基本上怎么一个消费水准，”史鹤凌指出，“但中国的话不是这样，百姓可能觉得房价可能在半年当中就会飙升30%，我现在不买的话错过了这班车的话就没法再上车了。所以表现为各种不理性，而这些不理性对中国的损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此，史鹤凌指出了症结所在。“怎么来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生态环境，不是自然生态而是人文生态，使得老百姓有一个比较理性的、比较稳定的一种心态的话，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国经济调整的最大的问题，”史鹤凌坦言。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如今的调整问题并非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问题，而是人心的问题。“怎么使老百姓心中有一个非常稳定的、非常确定的一个未来，使得他们的整个的消费的话有一个比较理性的、比较长久的一个规划。我觉得这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的问题，也是应该做的事儿，”史鹤凌说。

 比起中国，史鹤凌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转型更为乐观。尽管近两年中国对于澳洲矿石需求的下滑造成了澳洲经济的疲软，然而在史鹤凌看来，澳洲政府已经及时采取了对策。

“从2014年年底的话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开始用国内消费替代出口来拉动本国经济，”史鹤凌指出，“尽管有些困难，但实际上澳洲已经逐步做到了这一点。数据的反映，2016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已经低于2015年和2014年。尽管2016年的开年以来澳洲经济表现不好，但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和机构都对它充满乐观。”

在史鹤凌看来，比起客观原因，有一条关键的主管因素阻碍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复苏——缺乏创新性。史鹤凌将其归咎于澳大利亚人的天性太过安逸，不愿冒险。“这届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上台的话是在强调一个创新，那么这里面创新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澳大利亚的人是不是能够愿意，我们称为take risk，就是说冒险的问题，”史鹤凌说，“因为创新必然涉及到冒险。而澳大利亚人太安逸了，长时间的安逸生活使得他们缺少创新的动力。”

尽管如此，史鹤凌还是对澳洲经济充满了信心。他指出，澳洲政府在政策层面给予了创新者许多重要的协助。“澳大利亚法律规定，此前一个企业一旦倒闭，那么企业的主要负责人（director）3年内是不能再建立一个企业的，但现在这个3年是降到1年了，”史鹤凌告诉今日墨尔本，“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创新倒闭后的，等待一年就可以重新创业。所以澳大利亚实际上是从政策层面与机构层面是给创新注入了很多的活力。因此我对澳大利亚经济的调整比较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