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宗智

1.阅读方法

首先要养成连接概念与经验的阅读习惯。读书必定要首先掌握作者的中心论点（当然有许多没有形成中心概念的著作，甚或主要是经验信息堆积类的著作，有的价值不大，但有的是十分珍贵的参考书。我这里关心的不是参考书的编撰，而是学术专著的写作），而为了精确地掌握一本书，也是为了锻炼自己概括能力与养成连接经验与概念的思维习惯，我特别强调读书笔记要总结作者对自己中心论点的主要经验支撑证据，并同时照顾到中心论点次一级的阐发性概念及其经验根据。

最后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者把你说服了没有？为什么？（更有进者，如果由你来写这本书，你会做怎样的修改？）这样的读书习惯也是为自己做学术研究，写学术专著的一种锻炼。能够清楚掌握好的专著的设计和结构，才有可能自己撰写优秀的学术著作。

这样的读书习惯另外有一个很实用的考虑，就是为了积累自己将来研究和教学的可用材料。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们看书之后，在个把星期到几个月之中，对一本书的记忆是比较清晰完整的，之后便逐渐模糊，几年之后便几乎不可能在脑袋里作详细的找回检索。因此，我们要在记忆清晰的时候，精确地总结这本书以备将来之用。而这样的总结，不是被动的摘抄，而是积极的消化，迫使自己在记忆最完整的时候，按照上述的方法精确地掌握这本书并对之进行系统思考。那样，将来可以随时找回检索使用。我自己要到30岁之后才清楚了解到自己的记忆（或仅仅把书排列在书架上）的不可依靠，开始积累笔记。有不少在研究院时候读过的书，后来都得回去重看。

2.理论学习

前人有众多的理论著作，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资源。我自己提倡的途径是要掌握主要不同流派的理论，作为入门途径。阅读时要求与之对话，而不是简单的死学。而对话决定取舍的最好方法，乃是看它对组织、解释自己掌握的经验材料有用没用。

学习理论的目的不是寻求或掌握全能性的真理，而是提出问题，较高的一个境界是在理论和实际脱节点上，或不同流派理论的交锋点上，提出问题，试图超越现存视野。另一用途是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来澄清、推进自己的分析概念。这样，理论更多的是工具或对手，而不是答案。

另一个有用办法是：区别经典理论与庸俗理论；前者较少，后者俯拾皆是。前者一般视野比较宽阔，提出的概念更清晰并强有力，后者则比较模糊繁杂，除非和自己的研究课题有直接联系，一般用途不大。这种庸俗模式的大量存在本身便是西方形式主义倾向的一个例证：今日美国一般的社会学、政治学系，对学生们要求的是首先建立所谓“理论”或模式，然后才做经验研究，这种认识方法的结果之一是模式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十分庸俗。而与这样的模式“对话”，虽然可能会起点公关作用，但对推进和提高自己的分析概念不会有太大帮助。

最后一种可行的理论学习方法是：先在某一种流派之中，深入浸淫一段时间，作为入门方法，锻炼自己概括和连接概念的能力，然后进而学习其他流派。国内许多年长一点的学生，已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可惜的是其教学方法，大多是当教条死背，而不是活学活用地用来提出问题。但也有少数的学生，还是能够从其中得到概括能力的锻炼，这是宝贵的资源，可以当作学习其他流派理论的基本功。

3.写读书报告

学术著作都应带有一个中心论点，而阅读那样的著作，首先是要掌握其中心论点，用自己的话（一段，甚或是一句话）表达出来。然后，用三、四段总结其主要的次级论点，同时总结其经验证据。总结的时候，关键在于不要摘抄，要用自己的话，因为那样才会消化，使它变成自己的东西。一个可行的阅读次序是先看首尾，掌握其中心论点之后才逐章阅读，每章看完之后用自己的话总结。最后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者把你说服了没有，为什么？（甚或更进一步：如果由你来写这本书，你会做怎样的修改？）至于比较纯理论性的著作，我们要问：它对了解中国的实际或你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什么用？这样的看书写笔记方法乃是一种思维上的锻炼，也是养成自己的思考、写作习惯的办法。关键在养成看后就写系统笔记的习惯，不可依赖自己的记忆，因为几个月（最多一两年）之后肯定会变得模糊不清。笔记最好既不要太简短也不要太详细，应在一、两千字的范围之内。这样长年积累，随时可供将来的研究和教学之用。

4.研究写作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设计论文首先应要求自己能在经验层面作出前人所未做的贡献，因为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思想上多未完全成熟，若能老老实实做经验研究，最起 码可以在那个层面上做出新的贡献。但这不是说要只作经验信息的简单堆积，因为那样无从区别重要和不重要的信息。优秀的学术贡献需要带有明确的问题，经验证 据的目的是用来解决重要的问题，而问题的建立要靠经验与理论的连同使用，不可只靠单一方面。最理想的状况是通过新鲜的经验证据来提炼新鲜的概念，用以解决 重要的理论问题。而所谓理论问题，上面已经提到，既可以是不同流派理论的交锋点，也可以是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点。另外，最好是自己特别关心的问题，因为那样 才会有驱动力，使自己作出长时期的持续投入。

这里应该说明，寻找自己最想做而又是最能做的题目常常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我当年便因导师的影响而选择了思想史的题目，并试图为导师而挑战当时占美国首席位置的Joseph R. Levenson。后来才发现，自己无论在感情上还是能力上，都更倾向于关注普通人民，而又比较喜欢解答有关人们实际生活的问题，更合适做经济史、社会史和法律史。但清楚认识这一点的时候已经近乎不惑之年了。基于以上的经验，我自己一贯避免指定学生做某个题目，因为我认为这几乎等于是在替他们找对象。做学问是个长时期的磨练，十分必要找到自己真正愿意一生与之作伴的主题，但国内由导师包办的做法仍然比较普遍，亟需改革。

最后，怎样在经验证据上提炼新鲜概念。上面已经提到，一个好的方法是从经验证据与现存理论的脱节点出发，与现存理论，尤其是经典性的著作，对话来澄清、推 进自己的概念。最好是跨越不同流派的理论，因为同一流派中的论证，多只关乎次级问题，而不同流派的交锋点，常常是最为基本和关键的问题。有的同学可能会觉 得掌握单一流派的理论已经不容易，要求同时与不同流派对话，可能是过分苛求。但实际上，只掌握单一流派，常常会陷于不自觉地完全接受其预设前提，久而久 之，甚至会以为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真理”，因此陷入由意识形态主宰的研究。而且，通过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议，可以更清晰深入地同时掌握不同概念，并把 自己的认识和问题提高到最基本的层面上。

这方面中国的研究生其实具有比美国学生优越的条件。作为处于两种文化冲击下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研究生更能体会到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以及不同理论之间的交锋。今天中国的研究生，几乎不可避免地都是“双重文化人”（见黄宗智《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和美国一般研究生很不一样。若能既不迷信普世理论，又不迷信自己的感性认识，这本身就是一个可资学术使用的重要资源。最后是通过严谨的经验研究与高层次的理论问题意识的探讨，来回反复连接，由此才可能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性的学术，并为全人类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传统的学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