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越来越多的银行人告别了这个“金饭碗”行业。（东方IC/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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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孤例。年初，中国建设银行原网络金融部总经理黄浩也出任了蚂蚁金服集团总裁助理。
据各银行公告，自2015年起至2016年6月，已有超过60位银行的“董（事）监（事）高（管）”离职，涉及岗位从董事、行长、副行长到风控总监、首席信息官等。
离职潮并不仅仅在中高层蔓延。吴丽是一家国有银行的支行副行长，她明显感受到这一年来所在支行走的人比往年更多了，一个三十多人的支行，今年以来“已经走了近一半”。
银行业曾经是个“只进不出”的好去处：收入高、福利好、旱涝保收。因此，过去银行的人员流动也多发生在行业内不同银行间。但当银行不再能“躺着挣钱”，职业发展空间逼仄，而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越来越多的银行人感叹着“时代变了”，开始告别这个行业。
不同的人离开的理由不尽相同。备受媒体关注的银行中高层或是因为薪酬待遇和更好的发展空间，而普通的基层职员则或许是由于银行业风光不再后，不堪承受压力的选择。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所谓的银行离职潮是中国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竞争不断加剧的必然结果。
6月中旬，一段山西长治漳泽农商银行公开暴打员工屁股进行“业绩考核”的视频在网上流传。事后据媒体跟踪报道，事件发生的背景，是最近几年农商行的业绩考核压力越来越大。
压力大，是南方周末近期采访的所有银行从业人员的通感。而最直接的压力源，即是与所有银行员工工资收入挂钩的不良率。
银行业不良贷款数量的升高仿佛就发生在一夜之间。王浩博是一家股份制银行浙江某地分行的法务，2013年他所在分行全年发生的不良贷款不过才7-8笔，而这个数字在2014年暴增到了60-70笔，2015年则到了近百笔。银行甚至为此不得不扩充了法务的编制，以应对数量大幅上涨的诉讼。
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已达到2.1万亿，不良贷款率达到2.04%，突破了2%的“生死线”。其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近1.4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75%，环比上升0.07个百分点，这已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第11个季度上升。
四大国有银行中，农业银行2015年的不良率高达2.39%，相比上一年增幅达70.33%。其他三大国有银行的不良率增幅也在30%以上。股份制银行与国有银行情况类似，不良率都在1.4%-1.7%之间，除了中信银行增幅为10%之外，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增幅都在30%以上。
过剩产能是不良贷款的高发区，在政府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银行的不良贷款还将继续增加。
不良率高企的数字落到现实中，最先被砸中的是银行内部负责拉存贷款的客户经理。
刘妮是一家股份制银行浙江省某支行的客户经理，身处不良贷款重灾区的她，手上负责的14个客户中已经有5个出了问题。其中3家已经被起诉到法院，要求查封清算，其余两家则勉强维持着3个月一结利息的状态。
“因为银行规定贷款利息一月一结，如果3个月不结这笔贷款就会被降为不良贷款，就要启动相关法律程序，有的企业还在想尽办法活下去。”刘妮估算，就她所在的支行，目前实际不良率在10%左右，未来还将继续攀升。
高企的不良率让客户经理的收入几乎在几年间腰斩。刘妮表示，2010-2012年形势好的时候，她所在支行客户经理平均能拿到40万左右的年薪，这一数字在去年只有税前20万，同时还要承担银行内部对不良贷款审计后的处罚。
刘妮表示，在不良资产完成诉讼拍卖后，银行合规部门会对整笔贷款中客户经理发挥的职责，进行尽职或渎职的认定，然后予以定级。最后，对客户经理处以该笔不良贷款最终损失的千分之一到百分之几不等的罚款。去年一年，她因为不良贷款被扣罚了4万元，这还是在她仅作为贷款协办人员，并不承担主要责任的情况下。
不少银行客户经理目前处于“想走走不了”的状态，在清收完手上的不良贷款之前，他们并不能轻易离职，只能每天去跑清收。
过去，银行从业者在公积金缴存、住房补贴、节假日补贴等方面隐性福利令人艳羡，但近两年随着业绩下滑，银行各种奖金福利相应减少。“原来5天年休假补贴三四千元，现在已经降到了一千元不到。”王浩博说。
与不良率攀升相呼应的，是银行净利润增速的迅猛下跌，各大银行的财报显示，大家的日子都不怎么好过。
2015年，在18家A股和H股上市的银行中，四大国有行净利润增速全都在1%以下，增速同比跌幅均在90%以上。相比四大国有行，交通银行增速为1.03%，但跌幅也高达80%。6家股份制银行平均增速为4.21%，不到2014年的9.74%的一半。7家城商行则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速，达到了26.60%。
净利润增速下跌，与不良率升高关系密切。人民银行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一般的银行出现了不良贷款，内部解决途径就是核销，“核销不良贷款意味着利润的减少，不良贷款冲销的越多，减少的利润就越大。”
经济下行周期的影响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等，也让银行的好日子难以为继。
贾童杰2014年离开了银行业，之前他是杭州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行长。那时候他就切身感受到了压力，并不看好银行业的未来发展，“基层银行的业务就是存贷款、吃息差，形势好时企业一年可以沉淀下来几千万元的存款，形势不好的时候，企业放在银行的存款自然就少了，银行业绩也就下降了。”
贷款也是如此，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信贷条件会宽松一些，经济形势下行时，企业的收入和业务量在逐渐减少，银行在就会收紧信贷，过去能够操作的贷款，此时就不能做。
“银行的任务还在不断上调，没有任务是不可能的。”贾童杰离职前觉得业务不那么好做了，“存贷款任务完不成，就会影响你的打分和绩效，最后自然会影响你的收入。”
吴丽也表示，现在她所在区域的银行更多把目光转向个人理财，“企业可能没钱了，但是不少个人手里还是有钱的，他们没有好的投资渠道，我们就拉过来做理财。”
利率市场化和存款保险等改革的推进，也不断压缩着银行的盈利空间。银行的大部分利润来自存贷款的息差，2015年10月存款利率上限取消后，中国的利率管制已经基本放开。理论上来说，取消利率管制之后，银行可以采用更具竞争性的利率吸收存款，即资金成本会有所上升，同时银行也会相应提高贷款利率的敏感性，加之银行间的竞争加剧，银行存贷利差会伴随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逐渐缩小。
赵锡军认为，在利率市场化前后，商业银行传统存贷款业务的要求和管理是不一样的，中小银行将面临更大的挑战，甚至是市场的“挤出效应”。大银行有足够的资本优势，可以采取较低的利率放贷，也许其存款利率同样很低，但是由于存款保险制度，资金会流向更稳健的大银行，其资金池会更加充沛。
近一年来，不少银行中高层打破在银行业内流动的惯例，投奔互联网金融或民营银行等新型机构。
兴业银行原行长李仁杰出任陆金所董事长；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出任乐视高级副总裁；华夏银行原副行长黄金老出任苏宁云商副总裁；渣打中国总行原副行长罗龙翔、平安普惠原副首席风险官冯瑞彬，以及汇丰银行原中国区首席法律顾问周莉莉，则在今年初入职点融网。
南方周末采访的多位银行业人士并不觉得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务产生了较大冲击，但互联网金融所带来最大的竞争压力，是对人才的竞争。
一家国有行总行的一名处长对南方周末表示，国有行员工离职的原因，一般是其新入职机构的薪酬高出很多，且与业绩挂钩比较明显；另一个原因是在国有行晋升空间比较小，“有些人能力特别强，其领导还比较年轻”。
2015年央企高管限薪之后，国有银行高管的薪酬几近腰斩。据公开数据，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的2014年税前薪酬为108.9万元，2015年则为54.68万元，降幅达49.79%；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2014年的税前薪酬为108.32万元，2015年则为61.33万元，降幅达43.48%；交通银行行长彭纯2014年税前薪酬为100.76万元，2015年则为52.57万元，降幅达47.83%。
但限薪令并不被认为是不少国有行中高层出走的主要原因，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银行的中高层更看重平台的发展空间。
赵锡军将发展空间归结为新兴金融机构相对于传统银行的比较优势，他认为传统的银行业是以存贷为主要业务的，利率市场化以后，竞争压力就越来越大，收入增长不那么容易了。加之传统银行业各种各样的监管和管理规范比较多，互联网金融新业态还没有形成细致的规范的管理，自由度会大一些。同时，新兴的互联网公司提供的股权、期权等各种薪酬以外的条件，也更具吸引力。
（应受访者要求，吴丽、王浩博、刘妮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