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垃圾主要分为可回收利用垃圾、生活垃圾以及不可再生利用垃圾三类。独栋房屋或者联排别墅的每户人家都有黄、绿、红三色滚轮塑料桶，每家每户都要自觉将垃圾分类并放置在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内，并根据相关部门安排的回收时间将垃圾桶拖放到指定位置等待回收。而居民公寓楼则安排有垃圾房，各类垃圾同样需要分类放置到对应颜色的垃圾桶内。

根据相关部门规定，树叶、剪草等园林有机废弃物应放入绿色塑料桶内；红色塑料桶则对应放入不可再生利用的垃圾，如生活垃圾。可回收利用垃圾包装上通常有三角形可回收标志，如废纸、玻璃瓶、铁罐、铝罐等应放入黄色垃圾桶，旧衣服、镜子、陶器等除外。

那么，当我们将自己认为可回收的垃圾放入黄色垃圾桶的时候，有认真想过这些被认定是可回收性质的垃圾会被运到哪里呢？事实上，答案可能会让许多澳洲民众惊讶：这些垃圾运送的目的地就是中国。

2017年10月15日，在悉尼市中心附近举行的Antenna纪录片电影节（Antenna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上《Plastic China》这部时长82分钟的影片让许多澳洲人心里五味杂陈。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回收垃圾进口国，接收了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欧洲、日本还有澳大利亚多达3000万公吨的废弃品。

但在2017年7月，中国宣布不再接收“洋垃圾”，并明确表示将会禁止24种固体垃圾进口，以此来维护国家环境以及民众健康。

中国此项禁令，不仅对本国来说是掷地有声，对澳大利亚的垃圾处理行业来说，更是如雷贯耳。

因为，中国针对“洋垃圾”的禁令如在明年全面实施，澳大利亚就会有平均61.9万吨、价值5.23亿澳元的废品无处可去。想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安置这些被中国拒收的垃圾对澳洲政府、本地回收商、本国垃圾回收产业链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澳大利亚垃圾回收业内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痛苦。不能将废物运至中国的回收商将被迫采取更昂贵的解决方案。

而对澳洲地方政府来说，回收到垃圾最终都被运往了中国的这个事实却是他们不愿向纳税人吐露的。澳大利亚人引以为傲的垃圾分类回收的背后并没有那么光彩。垃圾回收的代价，并不是澳洲政府在承担，也不是澳洲的垃圾处理行业在消化，也不是靠纳税人缴纳的税费在解决。

真相是如纪录片中描述的，中国山东青岛这个本该美丽无暇海滨城市中隐藏着的一个小村庄，变成了噩梦一样的存在。

随着2017年年末到来、中国收紧“洋垃圾”进口的措施即将生效，中国政府进一步保护本国环境的决定，却在一些垃圾出口大国，引起了情绪复杂的议论。

为什么大量的塑料垃圾会“漂洋过海”被运到中国进行回收处理？垃圾出口大国多为发达经济体，它们本国难道没有成熟的垃圾回收处理产业链？

事实上，被消费主义狂潮席卷的发达国家本身产生了大量的垃圾；而中国对于塑料的需求又非常旺盛。国内化工企业的塑料需求，在国内市场上往往难以被满足，于是这些中国企业便从国际市场购买塑料垃圾，回收加工后充当塑料制品原料。

以澳洲为例，当地政府会通过向纳税人征收公共税费，来支付垃圾处理的成本。垃圾回收商可以从市政预算中领取到用以处理垃圾的费用；与此同时，他们将这批澳洲产生的垃圾运到中国后，会再将垃圾当成资源转手卖给中国回收商，靠着两次收费带来巨大利益。

而将处理垃圾的土地、环境成本外部化，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是一种“何乐而不为”的选择。但这种让垃圾跨境流转的利益链条，会让垃圾出口国国内的回收产业萎缩。

但在市场和利益的驱动下，看似“买卖自愿”国际垃圾贸易，实际上却存在诸多漏洞。比如，出口到中国的塑料垃圾中，可能会混杂着其他被禁止的高污染垃圾，例如带有病原体的医疗垃圾，甚至是在国际《巴塞尔公约》中已被明令禁止越境转移的危险废物。

在经济条件发达、环保法规严格的垃圾出口国，要处理这些高污染垃圾的成本高昂，所以即使只在出口垃圾中刻意混入一部分，也能够降低处理商的整体成本。这样的漏洞，便会被不法商人所利用。

现如今，中国决定只接受污染程度不超过0.5%的垃圾，这个标准其实就已经和全部禁止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在处理塑料等可回收生活垃圾时，要想达到这种水平几乎没有可能。比如，回收塑料瓶时需要将塑料瓶去掉盖子、去掉标签。

而现实是，如果你住在公寓楼，可以去可回收垃圾桶观察一下，里面绝对会混有塑料袋、吃剩的饭盒、甚至散发着恶臭的尿不湿。去掉盖子再去掉标签的塑料瓶才能扔进可回收垃圾桶？其实，许多澳洲民众到现在都没有做到不将塑料袋扔进黄盖子的垃圾桶。

垃圾又被称为‘错置的资源’，具有资源属性。如果发达国家靠出口垃圾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那么这些国家本身的垃圾回收处理行业不但不会发展，反而会萎缩。

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为例：维州各地市政厅和垃圾处理厂向维州政府缴纳的垃圾税本应用于环保项目，却被长年存放在政府的银行账户里没有动用，维州审计部门正在调查其中的原因。

据《时代报》报导，维州各地市政厅和垃圾处理厂填埋每吨垃圾都要向政府缴纳63澳元的垃圾税，而市政厅通常将这项支出转嫁给纳税人。比如，Whittlesea市政厅每年都向该市的每户家庭征收44澳元，以填补这项支出。

这项税收旨在减少垃圾填埋和鼓励不断创新垃圾回收技术。这笔款项被政府冠名为“可持续发展基金”（Sustainability Fund），但是历届维州政府都没有动用这笔资金，维州审计部门正在调查其中的原因。

审计部门上周发布的审计计划显示，该基金每年吸纳的税款远远高于其支出。过去5年来，该基金存款总额增加了将近300%。去年，基金总额达到4.66亿澳元，在本财政年度预计将达到5.31亿澳元。

虽然基金总额急剧增加，但审计总长发现，政府用于环保项目的基金支出却下降了三分之一。

所谓“可持续发展基金”就这样成了一个骗局，政府并没有如纳税人所愿把这笔钱用在应该用的地方。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澳洲太依赖向中国出口垃圾，可以说，已经被中国惯坏了。由此更是不难推断，澳洲的垃圾回收处理体制的发展早已停滞不前。

无法运到中国的垃圾都会去哪里呢？许多澳洲的民众都不知道自己身边就有垃圾填埋场的存在，事实上，澳洲政府的数据显示正式登记的垃圾填埋场大约有600个站点，但经调查其实还有多达2,000个在政府监管之外小型站点，而民众对它们一无所知。

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当然的认为，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垃圾处理这种产业一定离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很远。但事实上，这些垃圾填埋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附近，甚至离我们很近。

比如，在墨尔本干净整洁的街道和清新的空气背后也隐藏着“卫生死角”，这些地方臭气熏天，空气中弥漫着下水道、呕吐物和垃圾的恶臭。一组数据表明，墨尔本的西区就是墨尔本乃至整个维州气味最难闻的地方。

在墨尔本西部的Caroline Spring，Ravenhall和Deer Park，维州环境保护部门（EPA）统计到的居民投诉总计达到2000次。

据《时代报》报道，居住在Caronline Springs的Peter Hurlston 9年前就因为这里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而准备搬走，他形容这里的气味就像是故意把垃圾丢在屋子里并任其腐烂才形成的。夏天，他的小孩因为这股刺鼻的腐败的味道甚至都不敢外出玩耍。

他说：“每次有朋友来我家院子里烧烤我都觉得很难为情，这个味道把我家的层次瞬间拉低了，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据他了解，从他搬到这里五年后，他就发现这股来自附近Ravenhall垃圾填埋场的气味。现在，他还在脸书上建立了一个名为“What the hell is that smell in Caroline Springs？”的主页，大家也和他一样发现了同样的气味来源。

而悉尼也不能例外，一样面临着垃圾带来的困扰：

因工地冒出恶臭，西连高速公路（WestConnex）项目承包商被勒令在两天之内清理干净位于悉尼内西区的工地。据悉，St Peters居民总能闻到从西连高速公路M5立交桥建设工地那边传来的“臭鸡蛋”味道。究其原因，原来立交桥建在原来的Alexandria垃圾填埋场之上。

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皮尔斯（Emma Pierce）住的地方距离工地约500米远。她说，这股臭味时有时无，但现在令人难以忍受，她和她的家人一闻到那臭味都觉得恶心。那真的是一种令人作呕的味道，很像臭鸡蛋的味道，有时候闻了直接想吐。

当地居民都被迫“囚禁”在家里，关上门窗以躲过恶臭。我只能离开这个城区去其他地方呼吸新鲜空气。

通过查看国家数据库（如国家污染物清单或国家温室和能源报告计划）可以得到澳大利亚的垃圾填埋场数量，或者拨打每一个地方议会电话找到这些垃圾场。

虽然所有经营的垃圾填埋场都是由当地议会批准的，但许多地区的垃圾场都并不符合规定的要求。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废物填埋处理场所都是集中在少量的大型填埋场。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澳大利亚那些并没有被国家数据记录在册的小型垃圾填埋场，这些小型垃圾填埋场受监管程度低，隐患却很大。

来自国家废物管理设施数据库（National Waste Management Facilities Database）的地图显示澳大利亚所有已知的废物管理、回收和再处理设施地点。昆士兰州的垃圾填埋场最多，其次是新南威尔士州和西澳大利亚州。

维多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大中型垃圾填埋场最多，由于人口相对较多所以新南威尔士州大型垃圾场最多。昆士兰州、西澳大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的小型填埋场相对较多，也反映出其人口分散。北领地是唯一没有填埋场的地区，废物量只占澳大利亚的1％。

那么，2018年开始，垃圾不能再运往中国呢？澳大利亚的垃圾该如何安置？

以悉尼为例，单以现在的垃圾增长速度，悉尼4大垃圾场将在6年内全部填满。介时，政府就需要再花更多的费用购买掩埋垃圾的土地？让垃圾填埋场离我们的居所越来越近？土壤不再安全，大气不再洁净，水质不再可靠？

由此不难看出，最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法还是在于加大回收利用的力度，而不是把垃圾倒在填埋场里。

其实，经过认真分类回收的资源会以不同的方式被加工并再利用：

如加热后被扩大的聚苯乙烯（polystyrene）变成了建材，用于房屋墙壁中的绝缘体 （insulation, 格冷/热板）和墙脚板（skirting board）；塑胶袋变成了塑胶家俱；木制货盘（timber pallets）变成了动物的睡铺（木屑品）；有机垃圾变成有机肥料和庭园中的产物；纸类和木板变成了再生纸或木板；玻璃瓶变成更多的玻璃和铺路材料。儿童游乐场（Playground）所使用的地板建材，塑胶富弹性的地面都是可以用回收的资源建成；塑胶的包装和瓶罐再加工后也可以制成游乐场所里的设备。

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回收垃圾对社会的附加经济价值还包括增加就业机会。根据新洲环保机构调查数据显示，每一万吨垃圾回收，相当于需要雇用9.2位全职员工来处理，相比之下垃圾掩埋只需要2.8位全职员工。

需要的是澳洲政府对垃圾回收行业提供更大的支持，而不是推卸责任。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的成绩已经有：

2017年6月2日

南半球最大的垃圾回收厂在珀斯成立

这意味着垃圾填埋将逐渐减少。新近开业的名为South Guildford垃圾回收厂，每周将处理超过4000吨可回收垃圾，其中97%的垃圾可被重新利用。

在全面投产后，该垃圾回收厂每年将分解出超过23万吨可回收材料。但这套系统繁杂且昂贵。如果一些不该进入的东西，如婴儿尿片等不慎混入，有可能会导致整个工厂关闭。也就是说，这套系统是否能够普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垃圾分类是否到位。

2017年6月16日

澳大利亚公司从垃圾里提炼天然气发电，供电8万多个家庭

澳大利亚公司 Cleanaway 正在经营的一门生意：从腐烂的垃圾中提取天然气，再出售给国家电网用于发电。

根据 Cleanaway 的年度报告，该公司在上个财年从 1.2 亿立方米垃圾中转换出了 14.5 万兆瓦时的电力。2016 年澳大利亚从生物能源获取了 3,608 千兆瓦时，占总发电量的 1.5％，足以供电 687,238 户。

2017年8月

垃圾回收站升级 废品利用率提高

首都行政区（ACT）投资800万澳元的垃圾回收中心升级工程近期完工，不仅提高了垃圾的分类和降解，并可将玻璃瓶回收加工后用于制作混凝土。

垃圾回收站的升级工程共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回收站添加了光学分选技术，以确保每年向工厂发送的六万吨垃圾将能够重新利用。该垃圾回收站是全澳少有的几个可将玻璃瓶加工成沙子的回收站之一。

这一切都是值得赞扬的，但想要更普及的实现全澳各地成熟的垃圾回收机制也着实不易，最重要的是，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垃圾回收，都是负增值产业，如果没有国家政府足够的财政支持，垃圾回收产业是不可能支撑下去的。垃圾回收商不得不采取更昂贵的处理方法，那么当地政府就需要给予更大的经济支持，而为这笔钱买单的还是纳税人。

这次中国针对“洋垃圾”的禁令对澳大利亚回收行业来说，是一场危机，是一场警钟。自此以后，澳洲人就必须为自己的浪费承担责任，并督促澳洲向更清洁的经济发展转型。然而，这个过程也并不容易。眼前，短期内为垃圾找到归宿对澳洲来说就是个很大的挑战。

澳洲废物处理协会（WMAA）的首席执行长盖尔斯隆表示，“澳洲的机会是真正做到打造循环经济，生产了材料就要回收这种材料，并在经济中对其进行再利用。”

其实，长期以来，国际回收市场形成的可回收性垃圾流动模式存在不负责任因素，像澳大利亚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往往作为规则制定者有三种不正常心态。

一是文化上的傲慢。先发优势让这些国家往往自命清高，认为生产和消费属于自己，回收和处置垃圾则应该属于别人，甚至自认出口“可回收性垃圾”也是为了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有一种占据道义制高点的施舍心态。

二是只考虑自身利益。在废物回收问题上，发达国家经常以经济利益、市场逻辑为借口和诱饵，向欠发达地区转嫁废弃物处理成本与环境污染。

三是极端不负责任。拥有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地区更加心知肚明，一些污染暂时是无法治理的。对于某些废弃物，发达国家本已具备比发展中国家更有效的处理技术，但依然出于成本等各种考量选择不自己处理，而是转移出去。

但地球始终都只有一个，在哪里处理废弃物，污染造成的损害都一样。即使所谓发展中国家垃圾处理成本比较低，也仅仅是低在人力成本上，环境能够承载的压力总量不会变。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承担属于自己的环境责任，把自己的事情先管好。

中国自身发展也已经积累了大量废弃物，在废弃物回收领域，现在中国需要的是担负自己的责任，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世界的贡献。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这句话不论对正面临严重环境治理挑战的中国，还是对垃圾处理机制并不完善的澳大利亚来说，都受用。

毕竟，只有开始行动了，那才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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