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微按：
官微今日推荐是有关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教育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教育有存在一些弊端，但大多对考试方式，还有对教育体制的吐槽，但是作者看到了一个我们司空见惯却从没意识到这件事有问题的现象。
那就是老师批改作文的现象，文中的李教授从各个角度分析了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不足。问题很明显，但这比起我们的教育体制的弊端，却是一个容易改变的现象。如果我们清楚学生们学习的动机，老师们批改作文的动机，主要都是为了让学生学到以及吸收到更多，我们可以采取更加简便有效的方式让学生少受伤害的同时，学到更多。
灰蒙蒙的三月，接连有学生自杀，在普罗大众再次质疑现今学生压力太大时，本来只请老师家长多关心学生的教育局长吴克俭，早几天重申教局去年曾发通告，要求学校在大部分情况下须让学生回家没有作业。不过，这反而触动逾百个家长神经线，拍下子女的手册，力证家课超多，十多二十样功课，中英数包罗万有，还有琐碎但困扰的改正工夫——因为香港的教育特色是时间紧迫，老师无法就每个错处好好解释，学生对改正没有头绪，是每天发生的事。“尤其在英文作文，老师习惯一见到错处就改，认为这是勤力尽责，但看着被画至满江红的功课，究竟学生吸收到吗？”老师厌恶改作业，学生继续犯错，研究香港教师如何改作文十多年的李洁冰教授说，这种大改特改的改正方法其实效率不高，处理不好，一来成了无谓的压力，二来对成绩较差的学生甚至有害。“但这不能只怪老师”，她认为，要改变的是整个教育的思维，包括政府和家长，“我始终相信，less is more，但现在是求量多于求质，讲的是分数、竞争。这说法很普通吧，但很核心”。一篇作文改到满江红，谁有心机学习？“最近，我到了一间学校做讲座，才知道他们批改学生的英文作文，仍然是逐个错误扣分。文法错，扣；链接字错，扣。那个英文科主任说，怎能不扣？我说，我都很诧异，现在仍这样扣分？out啦。”在英文系毕业后，李教授在中学教了五年英文，她说，当年改作文，完全没有考虑过是否没有效率的问题。“拿起作文本，不期然就会用自己年少时老师改我文的方法，见到错就改改改，觉得自己这样很尽责。”直至一九九六年，她在学术期刊中看到一篇后来轰动教育界的文章。“老师改作文这回事，有老师以来就有发生，不是新鲜事，全球如是。几十年前，美国开始有这方面的研究，到什么时候最多呢？是一九九六年以后，因为，那一年，一个学者（John Truscott）写了一篇很具争议性的文章，他认为，从来没有研究说到改文可以帮助学生写作，但这对于老师来说是最花时间的一项工作，既然没成效，为什么还要继续？”李教授形容，她当时脑里「叮一声」——老师改作文、指出错处，本来天经地义，在作文簿的错处上，用红笔画圈间线，“有些marking codes，prep等于preposition、vt是verb tense，学生要自己想想正确的写法是什么，或者直接给他答案”——她从没想过，这原来是个问题。只重视文法，忽略思维想法。五年后，她开始埋首做这方面的研究，发问卷给香港的英文老师，了解老师如何改作文、觉得是否有效。“我发现，老师集中在改学生的文法。”她曾经检视百多份作文，把老师的评改量化统计，结果，学生被指正的，超过九成是关于文法的错处。“写作并不止于语法，还包括很多元素”，例如内容、组织、创意、风格；透过写作，学生应该学到的，远不止于运用正确的文法，“还有培养你的思维、你的想法、表达方式。”但香港的老师，大多只把写作视为反映文法知识的工具。“这样会让学生以为文法全对就等于是好文章。”而且，老师似乎改得太多。研究中的百多份作文，来自二十六个老师，全都奉行逢错必改。先不论老师改得有没有道理、准不准确，对于学习第二语言的学生，有错处是正常不过，但若每句都被批评被指正，文章批改后被红笔画得犹如染了一个血海，学生除了知道自己英文差得要命，是否能学到好英文？李教授曾在一个小型研究中访问过学生，七成学生倾向赞成全面改错，但只有不足两成人支持，她说，研究结果是这些学生有认知超载（cognitive overload）的现象，被指正的地方太多，学生根本无法理解自己究竟错在哪里。“除非老师能逐一解释错处，但在香港，哪有空间？而且，这样一口气改四十份作文，老师也会出现疲劳，老师也会出错。难道老师发还作文之前要再校对一次？”而有些过于着紧的老师会走火入魔、矫枉过正，有些质素参差的甚至会改错。访问当天的早上，李教授才收到一个同事的电邮，说读小学一年级的儿子，作文被老师乱改一通——儿子写「I like to eat corn」，老师改成「I like to eat popcorn」。「家长投诉，说儿子没写错，老师解释，认为小孩子喜欢的应该是爆谷（popcorn），还叫孩子多学生字。」李教授在另一个研究中，邀请教师做测试，评估他们改错的准确度，结果是，不少老师倾向过分纠正，对本来正确的用词吹毛求疵，或重组本就正确的句子，只有一半的改正是必要。“我想，因为这是个中国人社会，我们太着重老师的权威、着重正确性。当然，有些老师的确是有心的，或许也帮到不少学生。”但经常如此，学生总是满江红，一年作文二十次，那种挫败的感觉就赤祼裸地重复二十次。这种处处指正让学习窒息，最后只会磨灭学生的学习兴趣，为求安全，宁愿重复用学过的几句，不敢尝试，“trial and error嘛，trial与error，买一送一，你不容许error出现，又怎会有新尝试？”李教授自小在传统名校读书，英文成绩一直优异，她记得，升上高一，觉得自己高年级了，想试用新词汇，最后因为逐个错处扣分，那一篇小试牛刀的文章，被扣至不合格。“我哭着回家，好困扰。我记得很清楚。”扣分制，其实是个惩罚性的制度，对于优秀打不死的学生，或许可以让他们记得错处带来的不忿、警惕自己不要再犯，但对于一般学生，或许就是惩罚了他们尝试的勇气。“在扣分制度下，学生唯有写最稳阵的句子，人人写Once upon a time、One day，但学生是否学到如何写一篇好文章？”可是，就如她遇到的系主任提出的疑问，不扣分的话，怎么改？李教授现在跟英文教师办讲座时，首先建议的是废除计分的制度。大约在2000开始，教统局开始提倡促进学习的评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引入校本评核、淡化一试定生死的压力，求学不是求分数，口号是有了，可是当中的精神，在香港的写作课里，没有做到。“有些老师误解，以为持续在课堂上评核学生就可以，但若过程里很着重分数，那其实每次评核都是一个小型考试。”她说，曾经有学者做过研究，老师改作文时只写评语，比起评语连打分更能促进学生学习。“评核，不能独立进行，它与教学是不能分割。我的方法是，先与学生订立一个评核准则，每一课都有不同目标，教写故事，你要先让学生知道，怎样才能写出好故事，例如开首要引人注目，才能吸引人看下去，又例如故事当中要有转折、复杂性，这样才不至于平铺直叙。最后，老师就根据这几方面批改，其他方面如文法，到教授文法的时候，才指正吧。否则用扣分制的话，故事不知道写得好不好，分数就因为错文法错别字，提早判死刑了。”李教授翻查过教育局发出的指引，指引事实上紧贴国际步伐：相比起全面性的指正，指引建议老师应选择性地指出写作上的错误。可是，这并不代表教师大改特改的做法就全都是出于自愿。“其中一个老师，曾经尝试少改一点，但他说校方每年会抽查，拿走一迭功课，看看老师怎批改，作为老师的年度评核其中一环。学校的评核表中有一项，是老师批改功课是否仔细，学校看到功课被改得满江红、被改得多，就代表老师愈勤力。”学校的制度、人事，反而往往是老师实践教育理念的绊脚石。虽然，只不过是众多科目里的其中一科，甚至只是一科里的其中一环，写作的教育方法要改革，也是困难重重。李教授从踏进“批改作文”的领域开始，一直希望能改善香港学校批改作文大改特改的风气，至今十五年，她说，进展一点不明显。“早前有间学校主动找我，邀请我替他们的老师做工作坊，把这种思维引进学校。工作坊是办得不错，当天我还做了一个小辩论，赞成逢错必改的老师，听了我的讲解后，当时看来也认同的。但后来我们电邮来往，他们说正在努力尝试做点什么改变，不过困难仍是很大，因为学校有老臣子，他们不认为有改变的需要。”我以为，一个普通英文老师或许难言改革，科主任、校长带动会好一点？“当天找我的，是两个英文科科主任。”“这是很困难的，教育制度环环紧扣、千丝万缕，一个小改革，牵动的是整个学校、整个制度。理念不止要老师、校长认同，更重要的还有家长。他们总会问﹕学生错了，你不指正，他怎知道自己错？这我明白的，但一次过指出他几十个错处，他又是否消化得了？学写作，由小四至中六，差不多十年时间，可以慢慢学，过程总有错，但那有什么问题？老师会错，我也会错，外国人写英文也会错，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是不教文法，只是不必一有错就指正。你想象一下，你学英文，上堂起身说句话，你一错，老师就指正你，是否很泄气？”“十多年来，仍是同一个问题：时间不够。李教授认为，香港的教育制度内容太多太紧凑，好的方法，总是不够时间做，有限的时间却用在沉闷低效率的事情上，那又何苦？你问我的话，我会说学习动机最重要。我读书时，英文课是玩游戏的，现在没时间呀，考试不考玩游戏。有些孩子，幼儿园就学串Antarctica，我觉得匪夷所思，我初一才学。其实不需要学特别深、特别多，我始终相信，less i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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