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欣欣向荣的社会，
人们真的已经不需要一个虚妄的文凭来证明自己了。
2009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长达一年多的传记写作结束了，2009年9月份《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出版的时候，我的生活如同晃动的纪录片镜头一样。手机不断地疯狂响起，纸媒约我写稿，视频网站邀请我去做访谈节目。MSN上不断闪烁着蓝色小人，电脑因此清脆地发着声，我的人生从风平浪静到高潮迭起，这其中有繁华，有热闹，有亲朋好友的欢呼与围观，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成就感。人生第一次，我像是吸食了大麻，忙碌遮蔽了很多喜怒哀乐，浮华推动着很多过眼云烟。我感受到了想象中的那种很high的感觉，感到了人生得意须尽欢。
开复当时忙着从谷歌大中华区CEO的位置上辞职，一个小小的团队正在24小时不停地帮他准备着一个发布会。我偶尔参与这个发布会的策划。我第一次知道，准备一个发布会是如此烦琐麻烦，要照顾到会场上椅子和椅子之间的间距，要调试前后话筒的现场音效，还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新闻通稿里的每个词语甚至标点符号，有一百个细节需要关照。而《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的第一版是在创新工场成立发布会召开前紧急赶印的。书的定稿送往印刷厂的前一夜，我还在分秒必争地修改。在昏黄的灯光下，我一字一句地定夺着，像米开朗琪罗对待自己雕刻的大理石一样，紧张地不敢呼吸。凌晨5点，A4大小的书稿厚厚一摞，像天女散花一般散落到了各个角落。桌子上、地上、沙发上，到处都是。黎明将至，我已神情恍惚，我想，我已经把疯魔体验到了极致。
在一切繁华结束之后，我陷入了一种庞大的虚空当中。我经历了打仗一般做一个项目的痛苦、煎熬和投入后，又经历了项目出炉的幸福、迷幻和跌宕起伏。当一切暂时告一段落，我的世界安静了。一场大戏刚刚落幕，太阳照常升起，我的手边竟然没有一件能召唤我起床的事情。原来所谓“成功是一种习惯”，说的是当人们经历了一次成功感之后，就会永远怀念那种制高点，怀念那种身处云端般的激动。与其说是渴望成功，不如说是人们对于自我实现的满足和迷恋。
2009年12月底，我终于坐在了新东方水清校区的GRE辅导班上，混迹于年轻人的队伍当中。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GRE为何物，也还在半信半疑它和我之间即将发生的联系。我本以为这种考试和自己八竿子都打不到。更不相信，一个数学白痴在十年没有用过数学之后，能够重拾那些令人生畏的数学概念，质数、素数、公约数……还有概率分析和简单的统计。可怕的是，这些数学概念全部是用英文写成的，单词不会连题目都读不懂。但一了解我才知道，数学部分是GRE考试中最简单的部分，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不值一提，所以GRE辅导班根本不辅导数学。写作和语文，才是GRE考试的极致炼狱。
那个时候我还在全职工作。虽然记者这个职业来去自由，但是自由也意味着随时待命。新闻永远不会提前通知你什么时候发生；这意味着你也许不需要早起，但是你可能会晚睡；这意味着随时接到了一个什么选题，你就要全神贯注地打一圈电话，联系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或者跑到某个采访对象的所在地，和他进行一场深度对话。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要在极其短的时间内，组织出一篇逻辑严密的文章。这是一个晨昏颠倒、消耗元气的工作，没有朝九晚五的概念，但是工作时需要全情投入。但是为了GRE的课程表，我必须圈出固定的时间。很少早起的我，因此像是变了一个人。我每天早上7点就起，当冬日的寒冷达到顶峰时，我在一片黑暗中醒来，经常发现自己上课要迟到了，于是我飞奔到地库，发动车，一脚油冲出去，像疯狂老鼠一般在北京四环飙行几十公里。
我记得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而该死的水清教室竟然没有暖气。工作中的光鲜亮丽根本就别想了，我脱下了高跟皮鞋和羊绒大衣，丢掉了皮质手袋，穿上了两层粗线针织毛衣，外面又罩上了很久不穿的白色羽绒服，出门前谨慎地戴上了一顶毛线帽子。为了在寒冷的教室里能坐得住，我把自己包成了一个白色大豆包。
我为自己准备了很多重型武器。首先，出门之前，我一定会带好自己的乐扣蓝色水杯，因为水清教学楼一层有一个简陋的装热水的铁桶，很多学生都在那里排队打水。我上课之前把蓝色的杯子装满沸水，上课的时候把水杯握在手中，心里就会保有一丝热气。另外，每次下车时，我会特意带上车上的毛绒坐垫，上课时铺在冰冷的塑料椅上，也可以让自己保持一点温度。
那个能容纳几百人的教室当时只坐了不到一半人，因此寒冷很不容易驱散。每天上课我几乎都会迟到，虽然我没有镜子，但是我可以想象自己当时的狼狈，头戴白色的毛线帽，手捧蓝色的长水杯，腋下夹着一个车用毛绒坐垫，弯着腰偷偷潜伏进教室，在快走中坐下来长呼一口气，眼前升腾起一团团白雾。
上课时间总是段子和单词交相辉映，我和很多学生一样，还没有看过一遍红宝书，就稀里糊涂地走进了课堂。老师讲课的内容对于当时的我如同天书。其实无论是词汇课还是填空课，没有背过单词就去听课，基本上只能沉浸在云山雾罩的音节里面。新东方的老师们往往用幽默和段子，把大家对GRE的恐惧消化于无形。教阅读的陈虎平老师，当时在中国政法大学教哲学，每次上课的时候几乎都要翩翩起舞。他在黑板上画下飞舞的公式，根据留学生的平均收入，告诉我们记住一个单词大约等同于挣到了多少美元，把学生逗得哈哈大笑。
教填空的杨子江永远留着一头金城武般的长发，讲课的时候眼睛透过眼镜，露出憨厚的笑意。课间，他在投影上播放了帕瓦罗蒂和布莱恩·亚当斯合唱的《我的太阳》，两个人的表情太可爱了。布莱恩·亚当斯确实声嘶力竭，而旁边的帕瓦罗蒂一直想笑。听到这首歌我感到很亲切，看到帕瓦罗蒂，想起斯人已逝，不禁有些伤感。
从课堂里走出来，我飞奔到家，摇身一变我又变成了全职的财经记者。上课的那段日子，正赶上了Google从中国市场退出的重要新闻。我脱下臃肿的羽绒服，踢掉鞋，戴上耳机，像个战士一般开始工作。我和我能联系的一切消息源进行联系，然后写下一篇篇独家报道。
上课的昏天黑地和工作的手忙脚乱，让我无数次怀疑自己同时正在进行的两件事情。我白天上课，下午和晚上采访，然后写稿，胡乱地吃饭。在邮件里按下发送键，又打开红宝书开始背密密麻麻的单词。红宝书如同砖头般的厚度让人生畏，而记住上面所有单词的要求，似乎已经超越了人类记忆的极限。我感觉我的人生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未知当中，这也让我的情绪经常处于惊涛骇浪的状态。我一会儿觉得人生无望，梦想不可能实现了；一会儿又觉得，无论怎么样，也要尝试最后一次，至少让自己不在未来的日子里后悔。每一天，我都在情绪的列车里奔跑疾驰。考试的难度对我如同珠峰，但情绪的困扰又夹杂着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你到底是不是在做一个符合你年龄的决定？考试的险峻把人置于一个孤独的星球，而理想与传统价值的冲突更为突出。无数次，我在深夜里惊醒，一个声音好像从外太空传来，“你就是要做这样一个自私的人，是吗？”
我的思考，夺路而逃。
备考的日子，对于我来说是一场接一场的昏天黑地。我最终还是没有能力背完红宝书，转而依托于当时一种叫作“猴哥”的软件来加深记忆。当时的GRE考试中还有单词类比和反义词的选择，而“猴哥”对这些题目做了很好的分类。除了电子版，我想把配套的书打印出来可能方便在床上看。但等我真的拿到这本书的打印版时，被吓坏了。那真的是比新买的一摞A4打印纸还要厚得多，每一页上布满了需要背诵的单词。
我整个人进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我会经常在床上猛然起身，揪起熟睡的先生，“你说，传统和现代是否能够做到融合呢？卢浮宫之前的玻璃金字塔是否就是这种融合的完美案例？”
“你说，无论是政治、学术或其他领域的丑闻都是有用的吗？”
“你说，孩子的更好社会化是否能决定社会的命运？”
白天积累的素材和GRE作文的例子在黑夜如同幻灯片一样闪过，而晚上，先生被迫和我用中文进行着一场一场有关GRE写作的头脑风暴。
GRE我考了三次，原因是第二次ETS（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用过往的题目出题，导致中国学生抱怨此场考试不公平,ETS因此历史性地取消了全部考生的考试成绩，那是我整个备考过程中最黑暗的时刻。当时已经是2010年的10月了。我为这件事已经花费了整整10个月的时间，我放弃了旅游，放弃了电影，放弃了一切我能够享受的浮光掠影。而命运怎么能这样捉弄我呢？我气若游丝，所有的希望命悬一线。我当时差点就完全放弃了坚持，放弃了所有的事。
2011年3月，我拿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offer（录取通知书）之后，我记得我和徐小平老师有一场真诚的对话。徐老师的观点，我从刚开始的不理解，到今天已经无比认同。在这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人们真的已经不需要一个虚妄的文凭来证明自己了。
而我当时的想法确实有点极端，我想起了，世界上有一种鸟，荆棘鸟，为了生命中想要得到的东西，它宁愿用死亡去换取。那一刻，那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
我的想法也许只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