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用你的高贵,留给世界一个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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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03-31 美国留学妈妈圈




在这个欣欣向荣的社会,

人们真的已经不需要一个虚妄的文凭来证明自己了。


2009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长达一年多的传记写作结束了,20099月份《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出版的时候,我的生活如同晃动的纪录片镜头一样。手机不断地疯狂响起,纸媒约我写稿,视频网站邀请我去做访谈节目。MSN上不断闪烁着蓝色小人,电脑因此清脆地发着声,我的人生从风平浪静到高潮迭起,这其中有繁华,有热闹,有亲朋好友的欢呼与围观,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成就感。人生第一次,我像是吸食了大麻,忙碌遮蔽了很多喜怒哀乐,浮华推动着很多过眼云烟。我感受到了想象中的那种很high的感觉,感到了人生得意须尽欢。


开复当时忙着从谷歌大中华区CEO的位置上辞职,一个小小的团队正在24小时不停地帮他准备着一个发布会。我偶尔参与这个发布会的策划。我第一次知道,准备一个发布会是如此烦琐麻烦,要照顾到会场上椅子和椅子之间的间距,要调试前后话筒的现场音效,还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新闻通稿里的每个词语甚至标点符号,有一百个细节需要关照。而《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的第一版是在创新工场成立发布会召开前紧急赶印的。书的定稿送往印刷厂的前一夜,我还在分秒必争地修改。在昏黄的灯光下,我一字一句地定夺着,像米开朗琪罗对待自己雕刻的大理石一样,紧张地不敢呼吸。凌晨5点,A4大小的书稿厚厚一摞,像天女散花一般散落到了各个角落。桌子上、地上、沙发上,到处都是。黎明将至,我已神情恍惚,我想,我已经把疯魔体验到了极致。


在一切繁华结束之后,我陷入了一种庞大的虚空当中。我经历了打仗一般做一个项目的痛苦、煎熬和投入后,又经历了项目出炉的幸福、迷幻和跌宕起伏。当一切暂时告一段落,我的世界安静了。一场大戏刚刚落幕,太阳照常升起,我的手边竟然没有一件能召唤我起床的事情。原来所谓“成功是一种习惯”,说的是当人们经历了一次成功感之后,就会永远怀念那种制高点,怀念那种身处云端般的激动。与其说是渴望成功,不如说是人们对于自我实现的满足和迷恋。


200912月底,我终于坐在了新东方水清校区的GRE辅导班上,混迹于年轻人的队伍当中。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GRE为何物,也还在半信半疑它和我之间即将发生的联系。我本以为这种考试和自己八竿子都打不到。更不相信,一个数学白痴在十年没有用过数学之后,能够重拾那些令人生畏的数学概念,质数、素数、公约数……还有概率分析和简单的统计。可怕的是,这些数学概念全部是用英文写成的,单词不会连题目都读不懂。但一了解我才知道,数学部分是GRE考试中最简单的部分,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不值一提,所以GRE辅导班根本不辅导数学。写作和语文,才是GRE考试的极致炼狱。


那个时候我还在全职工作。虽然记者这个职业来去自由,但是自由也意味着随时待命。新闻永远不会提前通知你什么时候发生;这意味着你也许不需要早起,但是你可能会晚睡;这意味着随时接到了一个什么选题,你就要全神贯注地打一圈电话,联系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或者跑到某个采访对象的所在地,和他进行一场深度对话。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要在极其短的时间内,组织出一篇逻辑严密的文章。这是一个晨昏颠倒、消耗元气的工作,没有朝九晚五的概念,但是工作时需要全情投入。但是为了GRE的课程表,我必须圈出固定的时间。很少早起的我,因此像是变了一个人。我每天早上7点就起,当冬日的寒冷达到顶峰时,我在一片黑暗中醒来,经常发现自己上课要迟到了,于是我飞奔到地库,发动车,一脚油冲出去,像疯狂老鼠一般在北京四环飙行几十公里。


我记得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而该死的水清教室竟然没有暖气。工作中的光鲜亮丽根本就别想了,我脱下了高跟皮鞋和羊绒大衣,丢掉了皮质手袋,穿上了两层粗线针织毛衣,外面又罩上了很久不穿的白色羽绒服,出门前谨慎地戴上了一顶毛线帽子。为了在寒冷的教室里能坐得住,我把自己包成了一个白色大豆包。


我为自己准备了很多重型武器。首先,出门之前,我一定会带好自己的乐扣蓝色水杯,因为水清教学楼一层有一个简陋的装热水的铁桶,很多学生都在那里排队打水。我上课之前把蓝色的杯子装满沸水,上课的时候把水杯握在手中,心里就会保有一丝热气。另外,每次下车时,我会特意带上车上的毛绒坐垫,上课时铺在冰冷的塑料椅上,也可以让自己保持一点温度。


那个能容纳几百人的教室当时只坐了不到一半人,因此寒冷很不容易驱散。每天上课我几乎都会迟到,虽然我没有镜子,但是我可以想象自己当时的狼狈,头戴白色的毛线帽,手捧蓝色的长水杯,腋下夹着一个车用毛绒坐垫,弯着腰偷偷潜伏进教室,在快走中坐下来长呼一口气,眼前升腾起一团团白雾。


上课时间总是段子和单词交相辉映,我和很多学生一样,还没有看过一遍红宝书,就稀里糊涂地走进了课堂。老师讲课的内容对于当时的我如同天书。其实无论是词汇课还是填空课,没有背过单词就去听课,基本上只能沉浸在云山雾罩的音节里面。新东方的老师们往往用幽默和段子,把大家对GRE的恐惧消化于无形。教阅读的陈虎平老师,当时在中国政法大学教哲学,每次上课的时候几乎都要翩翩起舞。他在黑板上画下飞舞的公式,根据留学生的平均收入,告诉我们记住一个单词大约等同于挣到了多少美元,把学生逗得哈哈大笑。


教填空的杨子江永远留着一头金城武般的长发,讲课的时候眼睛透过眼镜,露出憨厚的笑意。课间,他在投影上播放了帕瓦罗蒂和布莱恩·亚当斯合唱的《我的太阳》,两个人的表情太可爱了。布莱恩·亚当斯确实声嘶力竭,而旁边的帕瓦罗蒂一直想笑。听到这首歌我感到很亲切,看到帕瓦罗蒂,想起斯人已逝,不禁有些伤感。


从课堂里走出来,我飞奔到家,摇身一变我又变成了全职的财经记者。上课的那段日子,正赶上了Google从中国市场退出的重要新闻。我脱下臃肿的羽绒服,踢掉鞋,戴上耳机,像个战士一般开始工作。我和我能联系的一切消息源进行联系,然后写下一篇篇独家报道。


上课的昏天黑地和工作的手忙脚乱,让我无数次怀疑自己同时正在进行的两件事情。我白天上课,下午和晚上采访,然后写稿,胡乱地吃饭。在邮件里按下发送键,又打开红宝书开始背密密麻麻的单词。红宝书如同砖头般的厚度让人生畏,而记住上面所有单词的要求,似乎已经超越了人类记忆的极限。我感觉我的人生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未知当中,这也让我的情绪经常处于惊涛骇浪的状态。我一会儿觉得人生无望,梦想不可能实现了;一会儿又觉得,无论怎么样,也要尝试最后一次,至少让自己不在未来的日子里后悔。每一天,我都在情绪的列车里奔跑疾驰。考试的难度对我如同珠峰,但情绪的困扰又夹杂着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你到底是不是在做一个符合你年龄的决定?考试的险峻把人置于一个孤独的星球,而理想与传统价值的冲突更为突出。无数次,我在深夜里惊醒,一个声音好像从外太空传来,“你就是要做这样一个自私的人,是吗?”


我的思考,夺路而逃。


备考的日子,对于我来说是一场接一场的昏天黑地。我最终还是没有能力背完红宝书,转而依托于当时一种叫作“猴哥”的软件来加深记忆。当时的GRE考试中还有单词类比和反义词的选择,而“猴哥”对这些题目做了很好的分类。除了电子版,我想把配套的书打印出来可能方便在床上看。但等我真的拿到这本书的打印版时,被吓坏了。那真的是比新买的一摞A4打印纸还要厚得多,每一页上布满了需要背诵的单词。


我整个人进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我会经常在床上猛然起身,揪起熟睡的先生,“你说,传统和现代是否能够做到融合呢?卢浮宫之前的玻璃金字塔是否就是这种融合的完美案例?”

“你说,无论是政治、学术或其他领域的丑闻都是有用的吗?”

“你说,孩子的更好社会化是否能决定社会的命运?”

白天积累的素材和GRE作文的例子在黑夜如同幻灯片一样闪过,而晚上,先生被迫和我用中文进行着一场一场有关GRE写作的头脑风暴。

GRE我考了三次,原因是第二次ETS(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用过往的题目出题,导致中国学生抱怨此场考试不公平,ETS因此历史性地取消了全部考生的考试成绩,那是我整个备考过程中最黑暗的时刻。当时已经是2010年的10月了。我为这件事已经花费了整整10个月的时间,我放弃了旅游,放弃了电影,放弃了一切我能够享受的浮光掠影。而命运怎么能这样捉弄我呢?我气若游丝,所有的希望命悬一线。我当时差点就完全放弃了坚持,放弃了所有的事。

20113月,我拿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offer(录取通知书)之后,我记得我和徐小平老师有一场真诚的对话。徐老师的观点,我从刚开始的不理解,到今天已经无比认同。在这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人们真的已经不需要一个虚妄的文凭来证明自己了。

而我当时的想法确实有点极端,我想起了,世界上有一种鸟,荆棘鸟,为了生命中想要得到的东西,它宁愿用死亡去换取。那一刻,那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

我的想法也许只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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