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风的2000年历史,澳洲橡树屋微信公众号文章

医生关心人，他们描述人的疾病，目的是为了医治。作家也关心人，他们在作品中描述疾病，是希望反映人的生活和人的精神状态，并借此反映整个社会的面貌。

痛风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疾病。1910年，英国考古学家埃利奥特·史密斯和伍德·琼斯在上埃及努比亚菲莱岛上的一座神庙附近，发现最早的一具生了结节瘤的痛风患者的木乃伊。

2000多年前古希腊“神医”希波克拉底的《论圣病》中，也对痛风做过详尽的探讨，说患者会有“失语或窒息，或口吐白沫、咬牙切齿、紧握双手、眼球转动、神志不清，有的患者大小便失禁”（赵洪钧等译）等症状。历来的文献都提到，此病是由于长吃美味佳肴、过量饮酒，摄入大量酒精或者红肉引起的，所以大多发生在富有的人，尤其是皇家贵族的身上，因而有所谓“贵族病”（PatricianMalady）或“君主病”（Monarch’s Disease）之称。

痛风发作起来，病人四肢肿大，皮肤红热，甚至关节畸形，形象十分丑陋，不是作家审美的理想形象。虽然古希腊罗马的作家对痛风多有记述，但古代的英国对此病却罕有描述，直至奢侈之风盛行、患者大为增多之后，此病才引起关注。

追溯英国作家的痛风描写，早期大多只是在作品中用一两句话提及。如第一部英文流浪汉小说《倒霉的旅行家》的作者托马斯·纳什（ThomasNash，1567—约1601），在他的假面戏《一部愉快的戏剧，夏日的遗嘱》于1592年演出时，他让剧中人大声警告观众：“好好想想希波克拉底的古老信条/唯一医治足病（指痛风）的药物是休息。”——教导人过平常清淡的生活。威廉·莎士比亚的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1594）中，鲁克丽丝痛斥强暴她的王子塔昆涅斯时有这样一句比喻：“那个把金银财宝装入箱柜的老汉/困苦于阵阵抽搐、痛风和猝发的痉挛……”（杨德豫译）

还有罗伯特·伯顿（1577—1640）在《忧郁症解剖学》中说的：“勤奋的学者常常会得痛风症，黏膜炎……食欲不振，便秘……以及一切由于坐得太多而来的疾病。”（项星耀译）此后一个多世纪里，作家大多也不过在自己患上痛风之后，在与朋友的通信中诉说此病带来的痛苦和烦恼。如以中世纪恐怖故事《奥特朗托堡》（1764）开创了哥特小说之风的霍勒斯·沃波尔（1717—1797）在给朋友的信中一次次惊呼：“呜呼，我已经患上痛风了！”“简单说，我的伯爵，我已经患了痛风——是的，真的患了痛风。是周一早晨发作的，我整夜受尽折磨，此刻像一位摩洛哥大使的画像那样被裹掖在法兰绒衣裤里，被两个仆人抱到床上……”（文中未署名的引文，均为本文作者译）等等。

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社会改革取得巨大进步，经济、文化、科学和工业各方面都有长足发展，是一个对未来充满绚丽梦想的太平盛世。经济发展了，生活提高了，人们的享乐思想也随之而生，尤其是新兴中产阶级，十分重视物质生活方式：讲究舒适的住房、体面的衣着和丰盛的饮食。就饮食来说，那时的中产阶级家庭，每天都要吃三顿大餐，通常仅是主菜，就有汤、鱼、肉、甜点这样四道；另外，大约每周，至少每月，还要举办一次有八至十二位宾客的晚宴，菜肴包括大盘的鱼，大盘的烤牛肉或烤羊腿，还有火鸡、鸭肉、牛排等等；酒自然是少不了的，而蔬菜则很少吃。有资料说到，食物是英国中产阶级家庭预算中最大的一项开支，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上下，可见他们的进食量很大，这使当时的中产阶级，包括一些名作家，不少都患上痛风病。

不但英国早期的神秘小说大师威尔基·柯林斯（1824—1889）是一位著名的痛风病患者，一位研究者还说：“有数十位像通俗侦探小说家威尔基·柯林斯那样的维多利亚著名人士和如今不太闻名的维多利亚人士都患有这种‘君主病’。”柯林斯的祖父和父亲都患有痛风，柯林斯的痛风最早可能是来自遗传，加上他自己放荡不羁的生活习性。他经常暴饮暴食，沉溺红肉，钟情美酒。如他自己所说：“我的饮食风格很昂贵。肉对于我就像沙司调料。”这才造成他严重的痛风疾患。

柯林斯的痛风起始于19世纪50年代初，第一次发作大概是在1853年，从这年的4月持续到9月初。在当时的一封写给他两年前认识的大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信中，柯林斯谈道：一位叫弗朗西斯·比尔德的医生说他的两眼遗传了病毒性“痛风关节炎”，并认为他这病情是“当时的一种性病诱发出来的”；比尔德医生告诫他说，任何种类的酒他都不能喝。

1855年，柯林斯开始前去各处矿泉疗养，还寻求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所相信的种种“万灵药”。他也去过法国、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特别是英格兰东部萨福克濒临北海的海滨，以改换空气，饮用当地的矿泉水，来医治他这病。后来他又求助于鸦片酊，说这是唯一能使他活命的东西。他还应用砷剂、硝化甘油和维多利亚时代痛风病人常用的麻醉剂。

到了30岁，病情的加重使柯林斯无法去国外更多的地方旅游。

到了40岁生日的时候，柯林斯宣称痛风“已经袭击到我的脑子了”，还说此病使他心情十分忧郁。也就在这时，他开始增加服用鸦片的剂量。到了1867至1868年间，他声称，他受到此前未曾有过的“痛风性关节炎”的严重打击，他两眼的痛风是如此的糟，使得他既不能读又不能写。

到50岁时，他就因“痛风性关节炎”瞎了一只眼睛。

60岁时，痛风性关节炎的一次发作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季，使他“那么的虚弱无力，上楼梯时，两腿都不断颤抖”，虽然他“仍然坚持，为了锻炼，沿着向阳的一边蹒跚”。这段时间，柯林斯每次都只能读或写一两分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也越来越温和清淡，但对鸦片的依赖却有增无减。他妻子怂恿他去试试梅斯梅尔术（即催眠术，源自始创者梅斯梅尔的名字——编者注）。于是他找了一位梅斯梅尔专家，定时给他催眠，来摆脱他对鸦片的依赖。他还找过当地的一位德国医生，这位医生坚持说，医治他这病不需药物，“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任何的酒都可以喝，只要是酿造得最好的。这位医生的意见给柯林斯留下十分良好的印象，他把他看成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模范医生”。他这样做了，不用说，直到1889年9月23日死于中风，他痛风的病情丝毫没有得到改善。

可以看出，柯林斯是一心要医治他的痛风病，他终日为此病担忧。柯林斯的著名小说《白衣女子》中的费尔利对疾病的忧虑，便是柯林斯本人的心绪：利默里奇庄园的主人，独身的费里德里克·费尔利是小说女主人公——不满二十一岁的劳娜·费尔利小姐的叔叔和监护人。柯林斯在小说开始不久描写费里德里克·费尔利的外貌时，便说，“总的说来，看上去他身体衰弱”。画师沃尔特·哈特赖特第一次去利默里奇庄园时，劳娜·费尔利的同母异父的姐姐玛丽安·哈尔科姆向他介绍说：

有关费尔利先生的事……这会儿我可以让您知道的是……费尔利先生身体太差……医生不知道他有什么病，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什么病。我们都说，“那病出在神经上”，但是谁也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叶冬心译）

作为一位处处设置悬疑的侦探小说家，柯林斯在这里无疑是故作玄虚。全书对费尔利先生的病，他始终都仅仅描述病情，而不给予“确诊”。他每次写到费尔利，几乎都少不了说他“一直身体欠佳”，“身体不好”，“身体那样坏”，时时处在“剧烈的神经痛楚”之中，他和别人说话也“有气无力”，“老是提到他本人和他的病痛”。故事“第二个时期”交待“费尔利继续叙述事情经过”一节描写费尔利先生自己的述说时，也写到他声称自己是“一个病人”，甚至说，“我这人只不过是一束神经，装扮得像个人样罢了。”“那病出在神经上！”是什么神经呢？柯林斯没有明白写出。英国医学史家罗伊·波特（RoyPorter,1946—2002）等指出，费里德里克·费尔利先生患的即是痛风：他“时时处在痛风的阴影之下”。罗伊·波特还说到，柯林斯的另一部小说《阿马达尔》（1890）中的尼尔先生也患有足痛风。

柯林斯大概天生便该是一个从事文艺创作的人。《不列颠百科全书》说：“他读小学时就有编故事的才能。早年贩茶，庸庸碌碌。从林肯律师学院毕业后，1851年成为律师，也同样无能。但他在写历史小说、画油画等创作上却很有才能。”柯林斯从1848年起，一生写出25部长篇小说，50多篇短篇小说，至少15个剧本和100多部（篇）非虚构作品。本来，他还可以有更大的成就，只是痛风和由之产生的鸦片瘾“使他的作品质量下降”。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63）堪称维多利亚时代有伟大文学成就的代表作家。遵从现实主义的狄更斯善于观察社会生活，观察人的行为举止甚至心理活动，这使他作品中的人物真实生动，虽然有些人物的性格难免扁平化。狄更斯在作品中多次写到痛风，他对痛风的描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狄更斯在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第20章写到匹克威克想喝热的掺水白兰地，由仆人塞缪尔·维勒陪同，进了一家小酒店，叫来一品脱黑啤酒，见有一个“红光满面的上了年纪的大块头”男子一边抽烟，一边埋头“到一只一夸脱的大杯子里喝酒”。相互打量了一阵之后，倒是那大块头先认出塞缪尔，原来他是塞缪尔失散了两年多的父亲、马车夫托尼·维勒。匹克威克请他喝酒，老维勒先生“端起酒杯一下子倒进他那大大的嗓子里去，仿佛那只是个顶针箍似的”。老维勒依他自己的经验说：“痛风这种毛病的根子是太舒服、太安逸。先生，要是你得了痛风病，只要去娶个嗓门大大的寡妇，并且把她那个嗓门好好用起来，那你就再也不会得痛风病了……”（刘凯芳译）

在另一部长篇小说《荒凉山庄》中，切斯尼山庄的主人，累斯特·德洛克爵士刚出场，狄更斯就说这位年已六十五六、呆头呆脑的准男爵，虽然仪表堂堂、道貌岸然，但“不时闹痛风病，走起路来不大灵活”。作家特地写道，这“祖传的痛风病”，就像德洛克爵士的妻子一样，是“他的另一个共患难、共安乐的终身伴侣”。这自然是一句揶揄的话，但也的确切中要害：痛风病一次次地发作，让德洛克爵士陷入无尽的痛苦，但他宁愿忍受。第16章《托姆独院》里的一段详细叙述，表现这没落贵族与此病的不解之缘，具有深刻的含义：

累斯特爵士对待痛风，就像对待讨厌的恶魔一样。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个恶魔到底是属于贵族这一阶层的……多少年来，德洛克家的子子孙孙，只要是男的，都有痛风病……德洛克家的遗传与任何一家都不一样……德洛克家的人却只能死于自己家传的痛风病。这种病……是从那些显赫的先人，世代相传下来的。这种病也是他们家的一种尊严……

因此，累斯特爵士就听任他那双祖传的腿，忍受这种祖传的痛风病……他想，“我们家的人都害过痛风病；这种病是我们家才有的；几百年来，我们家哪一代都明白，害痛风病虽然不体面，但是绝不能再染上别的脏病，使猎园里的祖茔蒙受更大的耻辱，因此，我也就甘心忍受这个痛苦了。”（黄邦杰等译）

虽然痛风“缠住他的双腿”，让累斯特爵士觉得对待它“像对待讨厌的恶魔一样”。但它毕竟是一种“贵族病”。患上这种由贵族家系遗传下来的疾病，在他看来，也具有特别的意义，狄更斯在这里对累斯特爵士这种自我欣赏或自我陶醉的描绘，活画出在维多利亚时代，面对中产阶级的兴起，贵族作为一个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已经不再有任何值得骄傲的了，比起患上贵族们所常有的“别的脏病”——梅毒，唯有遗传下来的痛风，才使其具有一种独特的尊严，因而宁愿“甘心忍受”。

确实，累斯特爵士对他这祖传的痛风病是有深切情感的。小说结尾写道：“据人们私下说，就在他咬牙切齿痛骂他的老冤家（指痛风病）的时候，他确实是非常体谅对方的。”作者在幽默中对这位贵族的没落心理作了无情的讽刺。

狄更斯本人曾在50岁左右患上可怕的痛风病，病得常常连走路都很困难，后来还轻度中风。同时，他无疑耳闻目睹过不少痛风病人的病状，可能还读过几册有关痛风的医学著作。这使他对累斯特爵士痛风病状及病史的叙述和描写，就像一位医生和医学史家，是如此的真实可信。如他说的，“只要是男的，都有痛风病”，这也和《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说的相切合：“痛风是医学文献中所记述的最古老的疾病之一……然而它在女性中不多见，男女患病之比例为20:1”。

简·奥斯丁（1775—1817）本人或者她的家人都没有人患有痛风。但她在《理智和情感》中也写到痛风。“伤心或者欢乐都毫无节制”的玛丽安·达什伍德感情上受了一点挫折，“一直俯身在炉火旁，默默地伤心”，头痛不肯去睡。经姐姐埃莉诺“恳切而温和的劝告”，才依从了。埃莉诺回到客厅后，不一会，闲着无事、爱给人说亲的富孀詹宁斯太太拿着一只酒杯来了，说：“我刚刚想起家里还有一点顶好顶好的康斯坦蒂亚陈葡萄酒。我拿来一杯给你妹妹。我可怜的老头子！他当年可喜欢这种酒了！他只要有点犯他那痛风老病，就说这是他最好的对症良药。给你妹妹拿去吧。”（武崇汉译）

康斯坦蒂亚葡萄酒（ConstantiaWine）是产于南非开普敦市南半岛区康斯坦蒂亚谷地的葡萄酒，有数百年的历史，曾受到法国的拿破仑和路易·菲利普国王等王公贵族的青睐，在欧洲贵族和中产阶级中十分风行，还被用来治疗痛风。简·奥斯丁所描述的这段插曲反映了当时欧洲的一种风俗。

本名玛丽·安·伊万斯的乔治·爱略特（1819—1880）是一位极富创新精神的女作家。她的杰作《米德尔马契》（1871—1872）是维多利亚社会的一面镜子，小说将理想少女多萝西娅理想的破灭和青年医生利德盖特事业的失败交织在一起，同时融入其他众多人物，成功表现了“社会挫败人”的主题：泰第乌斯·利德盖特“完全不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与米德尔马契的任何医生都不太相似”。他埋头钻研医学，希望“在医学发现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来到米德尔马契后，他创立新医院、倡导医疗改革，“改革之一就是……只开处方，不配药物，也不从药剂师那儿抽取回扣”（好像是写如今的事，有趣！），真诚为病人服务。但改革触动了当地医生的利益，他的抱负接连受挫，研究中断，改革失败。在债务和舆论的压力下，为了负起家庭的责任，他只好离开米德尔马契。

在《米德尔马契》中，爱略特描写利德盖特在米德尔马契的医疗工作，写他医治高热和伤寒等病症以及他的电疗实验，没有提到他医治痛风。仅是在小说结尾，爱略特写道：“按照不同的季节，他轮流在伦敦和大陆的温泉疗养地开业。他还写了一篇论痛风症的文章，这种病是能够给他带来大量财富的。不少有钱的病家都信赖他的医术，但他始终认为他的一生是失败的，他没有实现他当初的抱负。”（项星耀译）

“在伦敦和大陆的温泉疗养地开业”就是在医治“有钱的病家”的痛风。痛风在这里具有深层的含义，它隐喻可怜的利德盖特放弃了他原有的价值观，而去过他所蔑视的生活，只以一篇远离他现实理想的论文来安慰自己的学术抱负。

作家描写疾病不同于医生。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都写了精神病，表现主人公因巨大的痛苦而导致此病的产生；威廉·莎士比亚的剧作和拉伯雷的小说都写了梅毒，反映了人物混乱的性生活；肺结核在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是穷困生活的结果，浪漫主义作家却把它描写成为一种少有的“病态美”。英国作家的痛风描写，也反映出时代、社会和文化特色。

《“呜呼，我已经患上痛风了!”——英国作家笔下的痛风描写》

——余凤高，《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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