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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在半个多世纪前，有所高校，却是当仁不让的全国第一学府，北大、清华和她也相差了一大截。

更让人惊叹、惋惜的是，她仅仅存在22年，却如流星一般璀璨划过中国高等教育史：

1940年代建设了中国最早的原子能研究基地；

拥有全国1/3的“部聘教授”；

她的学生，有19名院士，

4位两弹一星元勋、五星红旗的设计者、

台湾80年代改革的“设计师”；

1948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

位居亚洲第1、世界第9；

这就是，1927年创设的

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校门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国立中央大学是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在当时也自然是最好的大学”。 

1949年后，国立中央大学先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后在院系调整中，又被肢解为19块。

由于一些原因，这段历史被雪藏。而今，回看过去，不是贪婪和留恋她昔日辉煌，只是想从6个小故事，来看这所短命，却又风华绝代的大学是如何创造奇迹的。

中央大学36级地质系毕业生

1937年12月，南京有一群特殊的逃难者。几个中年人，赶着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背篓里装着鸡、鸭、兔。路人纷纷侧目。

原来他们是中央大学的校工。那些动物是农学院引进的优良禽畜。为了不让它们落入日本人手里，校工们租了4条木船，渡过长江，带着动物就上了路，除了喂饲料，路上一步没敢停。那年底，日军攻入南京城大屠杀时，他们已快到合肥。战乱导致物价飞涨，校工们宁愿以水充饥，也要省钱买饲料给动物吃饱。

最感人的一幕被校长罗家伦记录下来：“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像是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中央大学图书馆

中央大学提出学校行政“应以教授为第一”，“避免学校机关变成行政关”，日常工作紧紧围绕和服务教学、科研工作。

抗战局势不断恶化，中央大学决定西迁重庆。1900多箱图书、仪器，3架教学飞机，24具教学解剖死尸，连同那些动物，所有的教学科研工具，完完整整地搬到了重庆沙坪坝。据说，后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抗战中，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为了能多买一本书，多订一份期刊，多购一份试剂，中央大学大量缩减行政人员数量，将行政办公经费压缩了1/3。

1946年9月，中央大学回迁南京，此时，已拥有7个学院37个系、6个专修科、26个研究所，是当时国立大学系科设置最全的大学。《申报》统计：当时，北京大学6院26系，清华大学5院23系，浙江大学6院28系，中山大学7院27系……中央大学在抗战浩劫中，反而更加壮大。

1946年秋，恰逢蒋介石60大寿。当时，蒋介石权势如日中天，抗战胜利让他赢得了极高的国际赞誉，全国百姓也尊称其为“民族英雄”。朝野上下都在忙着为最高领导祝寿。

当时，立法院请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国学大师胡小石，为蒋介石写一篇寿文。当然，酬金只管说，再多也不是事儿。

听出来意，胡小石一口回绝。来人情急之下，脱口反问：“前时美军史迪威逝世，那次公祭典礼上的祭文，不是由先生写作的吗？”胡小石立刻回敬道：“史迪威将军来中国帮助我们抗战，所以我才为他写祭文。再说，我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替活人写寿文。”来人看着没辙，只好空手而去。

 胡小石书法

其实，在当时中央大学有一群品行正直的学者。前两年风靡一时的话剧《蒋公的面子》就是根据当时中央大学中文系一件真实的事儿改编的。1943年年，蒋介石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共进年夜饭。结果教授们非常为难，因为有人觉得蒋介石镇压学生，也没什么学术资历，还来当校长，因此，三位教授没有把这顿饭当作赏赐，而是在“给不给蒋介石这个面子”去赴宴上争执了半天。

正因为，不媚权贵，保持文人风骨，大学教授、知识分子才能担当起维护社会道德伦理和精神价值的重任。

中央大学大礼堂前廊有爱奥尼克式的列柱和三角顶，堂内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圆顶，顶高34米，三层，可容2700余人，是当时南京最大的礼堂。

所以，政府的很多大型性会议就会来借用中央大学礼堂。比如，“五五宪法草案”就是在这里通过的。但频繁的政治会议，破坏了平静的校园环境，学术圣地也开始变得车马喧嚣，市气逼人。

为此，中央大学出台了大礼堂借用管理办法，严格限制举办各类政治会议。

中央大学礼堂今貌（位于东南大学校内）

1930年代前期，中央大学办学经费从每年190多万元，下降到160万元，平均每年拿出1/4来购买仪器和图书。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扩大4倍，可容纳1000多学生（当时在校生也不过千人），新买中日文图书4.8万册，英文图书近2万册，杂志近500种。同时，还鼓励学生组织物理学学会、数学学会，开展学术研究。

得益于学校大力投入硬件建设，营造学术氛围，当时媒体报道在中央大学学生们“都是埋头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到讲台上去宣读提案……”

吴健雄：中央大学毕业生，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世界物理女王、原子弹之母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重组政府时，蒋介石想推荐罗家伦当“考试院”副院长，可很多大员进言，罗家伦不行！蒋介石想不明白，就问“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王答道：“据我所知，罗志希（罗家伦）做中大校长时，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合，他不管是什么人，都不接受，因得罪了不少人。”

罗家伦：中央大学在任时间最久的校长

罗家伦也回忆说：“聘人是我最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职位做过一个情。虽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

中央大学当时大师云集，国学大宗师章太炎首席大弟子黄侃、艺术大师徐悲鸿、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潘菽、中国第一位美学教育家宗白华、大诗人徐志摩、中国物理学宗师叶企孙等等。中央大学90%的教师曾留学海外。

中央大学抛弃论资排辈，注意为青年教师营造宽松的科研环境，只要尽心，就可以七八年埋头做研究。1933年理学院新聘了10多名教授，其实都是国外大学刚毕业的博士，年仅25岁的施士元因为科研能力突出还被直接聘为物理系系主任。这批人后来基本都成为业内翘楚，中央大学理学院实力也更上一层楼。

中央大学用心建设了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发展学校教学、科研，进而确立了在当时国内高校中的领先地位。

徐悲鸿和女弟子孙多慈的“慈悲之恋”，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央大学激烈的入学考试造成的。孙多慈家出名门，祖父孙家鼐是中国首任学务大臣，曾一手创办京师大学堂，父亲孙传瑗是国民党安徽省常委。

1931年，孙多慈参加中央大学入学考试，无奈报考人数实在太多，更无后门可走，最终名落孙山，只好找熟人去旁听。没想到在中央大学课堂上，与徐悲鸿四目相对，产生了师生恋。有徐大师开小灶专心辅导，孙小姐第2年才如愿以偿考上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选课表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主要任务。中央大学当时，主要在4个环节来保证培养一流人才：

严进。中央大学是当时有名的“铁门槛”，考试考3天、8门，曾出现全国考生总数的2/3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录取名单要在《申报》等3大报连续公示3天，据中央大学教务长回忆，中央大学在20多年里，仅仅特招过一人，就是孙中山的外孙，当时是以华侨身份录取的。

灵活培养。学生在大二时，可以转系，只要通过两门转入学科的专业测试即可。国语、外语、体育都是必须课。学生一般都要求学第二门外语，文学院学生要掌握三门外语。考试也不含糊，以1939年为例，中央大学600名新生，留级和被退学的占1/3，全部课程及格的只有170人。

严出。先是校内考核，然后有毕业会考，请外校专家组成委员会进行考试。

厚保障。虽然，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大学经费十分紧张。但中央大学仍然从有限的经费里挤出钱设立奖助学金，比如，在最困难的抗战时期，每学期设置奖学金额250名，约占学生总数的14%，奖学金分70元、50元两档，基本能做到上学不花钱，一大批寒门学子没有了后顾之忧。

中央大学存在22年间，共有毕业生8914名，很多成为各个领域顶大梁、执牛耳者：

19位院士（大陆两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

任新民：我国运载火箭专家 、两次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得者；

侯学煌：中国植物生态学主要开创者；

冯端：在凝聚态物理领域的研究中居世界领先地位；

曾联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的五星红旗图案设计者；

李国鼎：被誉为“台湾现代化催生者”和“台湾科技教父”；

唐德刚：著名史学家、传记文学家。

 国立中央大学毕业证书

1941，罗家伦辞任校长，一时没有合适人选来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所以，蒋介石自己就当起了校长。当时，蒋介石也是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所以，一天到晚穿的都是军装。

刚上任，有个周六下午他到学校视察，发现校园里空空荡荡。蒋介石就问随行大员：“不是说中央大学的人很多嘛，怎么看不到几个人？”随行的大员回答：“这里是文化区，平常看不到军人，委员长穿一身军装，大家怕碰到委员长要敬礼，所以都躲起来了。”蒋氏嗯嗯两声，以后“入乡随俗”，到中央大学前就先换上中山装。

蒋介石为中央大学的题词

这就是蒋校长。他明白自己是个外行，只读过保定及日本的军校，没有真正在大学里做过研究，所以基本不过问教学上的事，学校里的实际教学工作均由教育长负责。干了一年多，有了合适人选，蒋介石也就辞去了校长的职务。

这其实是，民国时期政府和高校关系的鲜活反映。当时，政治权力给大学留有较大的自治空间。

在大学校长人选上，教授、学生就有一定的话语权，比如1931年政府任命桂崇基到中央大学当校长，但遭到师生一直反对，中大学生自治会提出竺可桢、翁文灏和任鸿隽3个候选人名单，最终，国民政府“考虑学生意愿”，从中选择了任鸿隽作为校长。

同时，民国时期，国家对各个大学也相对公平，没有重点发展那所高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给大学的拨款，基本是按照大学规模和学科结构分配。

1933年5所国立大学经费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一个红色新时代到来。中央大学，除一小部分迁到台湾，主体留了下来。

5月7日，南京市军管会接管国立中央大学。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被要求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

1949年暑假，根据军管会意见，教师聘书不再一次性发放，先给一部分“政治进步”的。许多没有接到聘书的教授担心下一年没有工作，不得不到外地找教职，师资就此流失。

1950年，政府开始改革旧有学校教育事业，作为原中央大学，是重点。生物系教授对蚯蚓的研究，园艺系教授对《红楼梦》中大观园园林艺术的研究等，都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极具特色的边政系被取消，心理学系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伪科学”，不再招生。外语系也改只教俄语。

1952年，更大的风暴来袭。根据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院系调整。中央大学虽然已经改名为南京大学，但还是没逃脱被调整的命运。

1956年，尘埃落定。原来的中央大学已经被大卸为19块，后来有5所成为985高校，12所是211高校。

中央大学家谱

而作为中央大学主体的南京大学，只剩下10个系。

有人说这是因为“原罪”，因为她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大学，也有人说，这和南京城地位衰落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而今中央大学在大陆的残留，也就是每一年南京城里，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6所大学会过同样岁数的生日（校庆）了。

据说，1948年普林斯顿大学曾发布过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央大学位居亚洲第1、世界第9。

在今天，不论是国外的泰晤士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学排行，还是我们中国的上交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国大陆还没有一所大学能进入前20。

中央大学存在的22年，基本是政治动荡期，成就依然注目。给当下的启发也许在于：

大学坚守定位。大学是一个民族精神和灵魂的传承人，大学是一个社会的希望和未来，大学也是一个国家创新的重要源泉。因此，大学应该不媚权贵，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捍卫社会的道德。大学之大，不仅在大师，更在于育人，为国家培养栋梁，为民族传承文明。大学要“去行政化”，所有工作都应该围绕、服务于教学和科研。

大学不畏政治。中国传统，历来是大国家、小社会的格局。历来大学的办学资源基本来自于政府。但在和政府权力互动中，应洁身自好，而非委曲求全。

权力要有自觉。大学教学、科研、发展运行有自身规律，“外行领导内行”往往适得其反。管大学不是管衙门，管教授不是管下属，政府要充分尊重和维护高校的自治，为大学发展留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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