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用21年,中国曾办出一个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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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07-20 美国高中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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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940多万高考考生,题海修炼12年,考场大战2天(呃,悲剧如江苏、海南考生者是3天),不过依然没得到彻底解脱,焦心等着分数,在不同的大学中掂量着,只是想让分能物有所值。


各家高校恨不得那个小喇叭对着你喊:我最牛!民间机构、大学,还有国外组织发布了10多个排行榜,但榜单排名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着实让人搞不懂。


不过,就在半个多世纪前,有所高校,却是当仁不让的全国第一学府,北大、清华和她也相差了一大截。


更让人惊叹、惋惜的是,她仅仅存在22年,却如流星一般璀璨划过中国高等教育史:


1940年代建设了中国最早的原子能研究基地;

拥有全国1/3的“部聘教授”;


她的学生,有19名院士,

4位两弹一星元勋、五星红旗的设计者、

台湾80年代改革的“设计师”;


1948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

位居亚洲第1、世界第9;


这就是,1927年创设的

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校门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国立中央大学是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在当时也自然是最好的大学”。 


1949年后,国立中央大学先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后在院系调整中,又被肢解为19块。


由于一些原因,这段历史被雪藏。而今,回看过去,不是贪婪和留恋她昔日辉煌,只是想从6个小故事,来看这所短命,却又风华绝代的大学是如何创造奇迹的。


中央大学36级地质系毕业生


教学研究为中心:

抗战中的“鸡犬不留”


1937年12月,南京有一群特殊的逃难者。几个中年人,赶着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背篓里装着鸡、鸭、兔。路人纷纷侧目。


原来他们是中央大学的校工。那些动物是农学院引进的优良禽畜。为了不让它们落入日本人手里,校工们租了4条木船,渡过长江,带着动物就上了路,除了喂饲料,路上一步没敢停。那年底,日军攻入南京城大屠杀时,他们已快到合肥。战乱导致物价飞涨,校工们宁愿以水充饥,也要省钱买饲料给动物吃饱。


最感人的一幕被校长罗家伦记录下来:“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像是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中央大学图书馆


中央大学提出学校行政“应以教授为第一”,“避免学校机关变成行政关”,日常工作紧紧围绕和服务教学、科研工作。


抗战局势不断恶化,中央大学决定西迁重庆。1900多箱图书、仪器,3架教学飞机,24具教学解剖死尸,连同那些动物,所有的教学科研工具,完完整整地搬到了重庆沙坪坝。据说,后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抗战中,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为了能多买一本书,多订一份期刊,多购一份试剂,中央大学大量缩减行政人员数量,将行政办公经费压缩了1/3。


1946年9月,中央大学回迁南京,此时,已拥有7个学院37个系、6个专修科、26个研究所,是当时国立大学系科设置最全的大学。《申报》统计:当时,北京大学6院26系,清华大学5院23系,浙江大学6院28系,中山大学7院27系……中央大学在抗战浩劫中,反而更加壮大。


教授不媚权贵:

胡小石拒为蒋介石写寿文


1946年秋,恰逢蒋介石60大寿。当时,蒋介石权势如日中天,抗战胜利让他赢得了极高的国际赞誉,全国百姓也尊称其为“民族英雄”。朝野上下都在忙着为最高领导祝寿。


当时,立法院请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国学大师胡小石,为蒋介石写一篇寿文。当然,酬金只管说,再多也不是事儿。


听出来意,胡小石一口回绝。来人情急之下,脱口反问:“前时美军史迪威逝世,那次公祭典礼上的祭文,不是由先生写作的吗?”胡小石立刻回敬道:“史迪威将军来中国帮助我们抗战,所以我才为他写祭文。再说,我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替活人写寿文。”来人看着没辙,只好空手而去。


 胡小石书法


其实,在当时中央大学有一群品行正直的学者。前两年风靡一时的话剧《蒋公的面子》就是根据当时中央大学中文系一件真实的事儿改编的。1943年年,蒋介石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共进年夜饭。结果教授们非常为难,因为有人觉得蒋介石镇压学生,也没什么学术资历,还来当校长,因此,三位教授没有把这顿饭当作赏赐,而是在“给不给蒋介石这个面子”去赴宴上争执了半天。


正因为,不媚权贵,保持文人风骨,大学教授、知识分子才能担当起维护社会道德伦理和精神价值的重任。


大学回归学术:

中大礼堂不外借


中央大学大礼堂前廊有爱奥尼克式的列柱和三角顶,堂内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圆顶,顶高34米,三层,可容2700余人,是当时南京最大的礼堂。


所以,政府的很多大型性会议就会来借用中央大学礼堂。比如,“五五宪法草案”就是在这里通过的。但频繁的政治会议,破坏了平静的校园环境,学术圣地也开始变得车马喧嚣,市气逼人。


为此,中央大学出台了大礼堂借用管理办法,严格限制举办各类政治会议。


中央大学礼堂今貌(位于东南大学校内)


1930年代前期,中央大学办学经费从每年190多万元,下降到160万元,平均每年拿出1/4来购买仪器和图书。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扩大4倍,可容纳1000多学生(当时在校生也不过千人),新买中日文图书4.8万册,英文图书近2万册,杂志近500种。同时,还鼓励学生组织物理学学会、数学学会,开展学术研究。


得益于学校大力投入硬件建设,营造学术氛围,当时媒体报道在中央大学学生们“都是埋头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到讲台上去宣读提案……”


吴健雄:中央大学毕业生,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世界物理女王、原子弹之母


用人惟才:

有人背地说校长坏话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重组政府时,蒋介石想推荐罗家伦当“考试院”副院长,可很多大员进言,罗家伦不行!蒋介石想不明白,就问“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王答道:“据我所知,罗志希(罗家伦)做中大校长时,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合,他不管是什么人,都不接受,因得罪了不少人。”


罗家伦:中央大学在任时间最久的校长


罗家伦也回忆说:“聘人是我最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职位做过一个情。虽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


中央大学当时大师云集,国学大宗师章太炎首席大弟子黄侃、艺术大师徐悲鸿、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潘菽、中国第一位美学教育家宗白华、大诗人徐志摩、中国物理学宗师叶企孙等等。中央大学90%的教师曾留学海外。


中央大学抛弃论资排辈,注意为青年教师营造宽松的科研环境,只要尽心,就可以七八年埋头做研究。1933年理学院新聘了10多名教授,其实都是国外大学刚毕业的博士,年仅25岁的施士元因为科研能力突出还被直接聘为物理系系主任。这批人后来基本都成为业内翘楚,中央大学理学院实力也更上一层楼。


中央大学用心建设了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发展学校教学、科研,进而确立了在当时国内高校中的领先地位。


培养一流学生:

考试造就的“慈悲之恋”


徐悲鸿和女弟子孙多慈的“慈悲之恋”,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央大学激烈的入学考试造成的。孙多慈家出名门,祖父孙家鼐是中国首任学务大臣,曾一手创办京师大学堂,父亲孙传瑗是国民党安徽省常委。


1931年,孙多慈参加中央大学入学考试,无奈报考人数实在太多,更无后门可走,最终名落孙山,只好找熟人去旁听。没想到在中央大学课堂上,与徐悲鸿四目相对,产生了师生恋。有徐大师开小灶专心辅导,孙小姐第2年才如愿以偿考上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选课表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主要任务。中央大学当时,主要在4个环节来保证培养一流人才:


严进。中央大学是当时有名的“铁门槛”,考试考3天、8门,曾出现全国考生总数的2/3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录取名单要在《申报》等3大报连续公示3天,据中央大学教务长回忆,中央大学在20多年里,仅仅特招过一人,就是孙中山的外孙,当时是以华侨身份录取的。


灵活培养。学生在大二时,可以转系,只要通过两门转入学科的专业测试即可。国语、外语、体育都是必须课。学生一般都要求学第二门外语,文学院学生要掌握三门外语。考试也不含糊,以1939年为例,中央大学600名新生,留级和被退学的占1/3,全部课程及格的只有170人。


严出。先是校内考核,然后有毕业会考,请外校专家组成委员会进行考试。


厚保障。虽然,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大学经费十分紧张。但中央大学仍然从有限的经费里挤出钱设立奖助学金,比如,在最困难的抗战时期,每学期设置奖学金额250名,约占学生总数的14%,奖学金分70元、50元两档,基本能做到上学不花钱,一大批寒门学子没有了后顾之忧。


中央大学存在22年间,共有毕业生8914名,很多成为各个领域顶大梁、执牛耳者:


19位院士(大陆两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


任新民:我国运载火箭专家 、两次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得者;


侯学煌:中国植物生态学主要开创者;


冯端:在凝聚态物理领域的研究中居世界领先地位;


曾联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的五星红旗图案设计者;


李国鼎:被誉为“台湾现代化催生者”和“台湾科技教父”;


唐德刚:著名史学家、传记文学家。


 国立中央大学毕业证书


权力的克制:

蒋委员长进校门先脱军装


1941,罗家伦辞任校长,一时没有合适人选来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所以,蒋介石自己就当起了校长。当时,蒋介石也是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所以,一天到晚穿的都是军装。


刚上任,有个周六下午他到学校视察,发现校园里空空荡荡。蒋介石就问随行大员:“不是说中央大学的人很多嘛,怎么看不到几个人?”随行的大员回答:“这里是文化区,平常看不到军人,委员长穿一身军装,大家怕碰到委员长要敬礼,所以都躲起来了。”蒋氏嗯嗯两声,以后“入乡随俗”,到中央大学前就先换上中山装。


蒋介石为中央大学的题词


这就是蒋校长。他明白自己是个外行,只读过保定及日本的军校,没有真正在大学里做过研究,所以基本不过问教学上的事,学校里的实际教学工作均由教育长负责。干了一年多,有了合适人选,蒋介石也就辞去了校长的职务。


这其实是,民国时期政府和高校关系的鲜活反映。当时,政治权力给大学留有较大的自治空间。


在大学校长人选上,教授、学生就有一定的话语权,比如1931年政府任命桂崇基到中央大学当校长,但遭到师生一直反对,中大学生自治会提出竺可桢、翁文灏和任鸿隽3个候选人名单,最终,国民政府“考虑学生意愿”,从中选择了任鸿隽作为校长。


同时,民国时期,国家对各个大学也相对公平,没有重点发展那所高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给大学的拨款,基本是按照大学规模和学科结构分配。

1933年5所国立大学经费


先去名,

再“失身”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一个红色新时代到来。中央大学,除一小部分迁到台湾,主体留了下来。


5月7日,南京市军管会接管国立中央大学。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被要求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


1949年暑假,根据军管会意见,教师聘书不再一次性发放,先给一部分“政治进步”的。许多没有接到聘书的教授担心下一年没有工作,不得不到外地找教职,师资就此流失。


1950年,政府开始改革旧有学校教育事业,作为原中央大学,是重点。生物系教授对蚯蚓的研究,园艺系教授对《红楼梦》中大观园园林艺术的研究等,都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极具特色的边政系被取消,心理学系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伪科学”,不再招生。外语系也改只教俄语。


1952年,更大的风暴来袭。根据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院系调整。中央大学虽然已经改名为南京大学,但还是没逃脱被调整的命运。


1956年,尘埃落定。原来的中央大学已经被大卸为19块,后来有5所成为985高校,12所是211高校。


中央大学家谱


而作为中央大学主体的南京大学,只剩下10个系。


有人说这是因为“原罪”,因为她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大学,也有人说,这和南京城地位衰落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而今中央大学在大陆的残留,也就是每一年南京城里,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6所大学会过同样岁数的生日(校庆)了。


据说,1948年普林斯顿大学曾发布过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央大学位居亚洲第1、世界第9。


在今天,不论是国外的泰晤士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学排行,还是我们中国的上交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国大陆还没有一所大学能进入前20。


中央大学存在的22年,基本是政治动荡期,成就依然注目。给当下的启发也许在于:


大学坚守定位。大学是一个民族精神和灵魂的传承人,大学是一个社会的希望和未来,大学也是一个国家创新的重要源泉。因此,大学应该不媚权贵,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捍卫社会的道德。大学之大,不仅在大师,更在于育人,为国家培养栋梁,为民族传承文明。大学要“去行政化”,所有工作都应该围绕、服务于教学和科研。


大学不畏政治。中国传统,历来是大国家、小社会的格局。历来大学的办学资源基本来自于政府。但在和政府权力互动中,应洁身自好,而非委曲求全。


权力要有自觉。大学教学、科研、发展运行有自身规律,“外行领导内行”往往适得其反。管大学不是管衙门,管教授不是管下属,政府要充分尊重和维护高校的自治,为大学发展留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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