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柳霜1905年出生，祖籍广东台山，父亲在洛杉矶唐人街开一间洗衣铺维持全家生计。她从小就喜欢电影，14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电影《红灯照》中充当无足轻重的配角，随后几年经常在电影中跑龙套。

频繁出演配角，没能让黄柳霜大红大紫，但让她在好莱坞混了个脸熟，电影中一有华人角色，就有大佬想到她。1924年，良机降临，她被邀请在《巴格达窃贼》中出演重要角色。

她似乎早就等着大显身手了，楚楚动人的表现非常抓眼球，在欧美世界名噪一时。

黄柳霜凭着这部电影引发关注，除了自身演技，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衣着香艳，近乎赤裸，只在胸部和臀部包裹了少许布片。“一脱成名”也是那个时代电影圈的真实现象。二是与著名演员道格拉斯·范朋克搭戏，借势提高了自己的身价。

黄柳霜《巴格达窃贼》剧照，裸露着装让她在祖国经受道德伦理的批判。

此后，黄柳霜片约不断，屡屡出演要角，而且，性感风格得以延续，俨然已成当红艳星。

1928年，她离美赴欧，在德国参演《歌》，在英国参演《唐人街繁华梦》，这些影片进一步提升了她的国际知名度，使她风头一时无两，甚至成为英国皇室宴会的座上宾。

旅欧3年后，黄柳霜卷土回美国。在欧洲的成功使她在美国大地上更加炙手可热，尚未到港，演出邀约已如雪片飞来。她先在纽约百老汇演了167场舞台剧，而后又拍摄了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影片，比如《龙女》、《上海快车》等。

不得不说，黄柳霜的成名之路充满艰辛。20世纪初，正是美国“排华”风潮最为浓厚的时期，她在好莱坞处处遭受歧视。

比如说，电影中的华人总是野蛮无理，她扮演的角色总是“坏女人”，而且结局悲惨，要么被杀要么自杀。连她自己也无奈地调侃：“可怜巴巴地死去好像已经成了我的绝活。”

又比如说，在她扮演主角的影片中，其酬劳还比不上白人配角。

黄柳霜在“龙女”中的造型。

按说，作为第一位好莱坞华人女星，黄柳霜是全体华人的骄傲，中国媒体理应对她大家赞赏才对，但奇怪的是，当时中国媒体对她的谴责远多于赞美。黄柳霜在中国的形象是：卖国贼！

《大公报》1931年2月6日对黄柳霜的评价，比较有代表性 ：“羞为华人并且专辱华人的黄柳霜……因为惯演作践华人的片子，亦出了名了。可见流芳虽能千古，遗臭亦足以万年。”著名报人邹韬奋也指责她犯了“毁坏自己民族的难以宽恕的罪过”。

黄柳霜引发反感的个中缘由，就是来自她表演的那些“坏女人”角色，舆论认为她的表演有妖魔化中国之嫌。不妨拿出她的代表作，来分析一下她在剧中的身份。

性感撩人的黄柳霜。

《巴格达窃贼》：扮演身份低贱的蒙古女奴，女间谍，第二号的反派人物。邹韬奋先生对这一角色讽刺道：“不过派她做做赤身裸体翘着臀部大磕其头的女奴。 ”

《唐人街繁华梦》：身份低贱的华人舞女，一个斤斤计较爱算计的小女人，用色情摆布着中国情人和英国老板。

《龙女》：黄柳霜所扮演的凌美残忍狡诈，是一个具有蛊惑力的危险人物。

《上海快车》：扮演妓女惠菲，缺乏个性和生命力，被军阀强奸，后又杀人。片中大部分的中国人仍然是愚民。

黄柳霜扮演的这些角色，不是妓女，就是奴隶，不是杀人犯，就是蛇蝎心肠，都是充满屈辱感的负面形象。她一生拍摄的50多部电影，大多如此。

黄柳霜1929年作品《Piccadilly》宣传海报，她饰演夜总会舞女，扮相大胆。

对于享誉世界的黄柳霜，中国公众没有把她视为一个演员，而是视为代表中国的形象大使。所以，她出演狡猾、狠毒的人物，就变成了对本民族的丑化和侮辱，因此将她斥为“卖国”也就不足为怪了。 

另外，黄柳霜演出时往往着装暴露，画面艳俗，甚至要出卖色相、搔首弄姿来取悦片中的西方人，这样一副“淫贱”形象，实在让祖国民众难以接受。她早期影片中那些号称“中国服饰”的着装，夹杂着泰国、印度等地的风情，也是不断被吐槽的对象。

其实，黄柳霜是时代的替罪羊，她无力抗拒美国的种族歧视。如果要在好莱坞占一席之地，她只能屈从于西方人塑造出的中国人物形象。而这一点，无法获得祖国民众的理解。

黄柳霜1934年《Limehouse Blues》剧照，一袭拖地旗袍，使其极具女王风范，气场强大。

对此，她本人也是痛苦的，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不过，黄柳霜也在努力，试图做些改变。

首先，他在接拍电影时，对剧本有所挑选，有侮华嫌疑的影片，常拒绝参演。

1935年，曾争取出演《大地》中正面的中国女性角色，只不过最终失败。

她有时候也对剧本提出修改，如在拍摄《唐人街之王》 时，向制片商提出 ：取消“过房爷”（指认干爹）之类的说法 ；“擦鼻”不是中国礼仪，以接吻代替；影片应铲除中国人“不是醉生梦死就是蠢头蠢脑”的观念。制片商都一一答应。

其次，亲近祖国。

黄柳霜穿着从中国购买的旗袍，典雅温婉，充分展现了东方女性的柔美。

1936年2月，黄柳霜回中国探亲，访问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城市。在此期间，她广泛接触中国演艺界人士和中国媒体，并就自己扮演的角色解释道：

“那不是我的选择。那些角色即使我不演，也会有其他白人演员去演。而我会失去仅有的那一点‘中国人演中国人’的机会，反而更没有机会维护华人起码的形象；与其让他们演，还不如我演。”

她主动学习国语（她只会粤语），向媒体表达对故国的眷恋之情：

“现在我来了，认识了祖国大地和可爱的人民，发现了‘慈母的爱’，从现在起，我确认了我自己是一个中国女性，而在此之前，我只是一个生长在洛杉矶的东方女儿而已。 ”

黄柳霜的这次访问，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媒体上对她的赞扬之声明显多了起来。

第三，支持抗战。

抗战爆发之后，黄柳霜积极参与援华活动，多次发表演说，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救济中国难民；将自己的衣物、首饰拿出来拍卖，所得钱款一分不留于1939年汇回中国。

黄柳霜的这些活动真正扭转了她的形象，得到国内媒体的肯定，关于黄柳霜的负面评价已经基本绝迹，代之而起的是称其为“爱国者”、“中华女儿”。

黄柳霜的刘海造型非常经典，至今仍被不断模仿。

1942年拍完《轰炸缅甸》和《重庆来的夫人》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电视的崛起，黄柳霜淡出电影圈。

就在事业逐渐褪色的同时，在爱情生活方面，黄柳霜也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归宿。

当她在好莱坞崭露头角时，父亲就打算为她找个婆家，早早将她嫁出去，已见识了花花世界的黄柳霜当然没有同意。

黄柳霜一直希望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接纳。16岁那年，她与比她年龄大许多的电影制片人米奇·尼兰相恋。尼兰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当时已有家室，他对黄柳霜除了玩弄，不会投入真爱。她的另一个男友是摄影师查尔斯·罗塞尔，二人的感情也是无果而终。

黄柳霜坦称，自己很难与中国男人恋爱。当时美国的华人圈里，文化程度低、做苦力的，自然没有福分娶到当红明星。而那些精英华人，已打入白人主流社会，又往往看不上她明星的身份。

黄柳霜与玛琳·黛德丽在一起，举止亲昵。

更蹊跷的是，1932年黄柳霜一度陷入同性恋漩涡。她与德国女星玛琳·黛德丽相识多年，在拍摄《上海快车》时有密切合作。媒体刊登的照片显示她们举止亲密，最露骨的一张是黄柳霜把烈酒倒在黛德丽嘴里。黛德丽是公开的双性恋者，由此引来她们是同性恋的传闻。

黄柳霜从未停止寻觅意中人，但她又从未真正得到爱神的眷顾。在绝望中，她痛苦地说：“中国男人嫌弃我做戏子，美国法律又禁止我嫁白种人。 ”

事业的落差与情感的落寞，让她心情抑郁，终日与烈酒为伴，导致疾病缠身。

1961年，黄柳霜在洛杉矶的家中因肝硬化不治而亡，终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