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部分军官7月15日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土耳其总统府16日发声明称“一小撮士兵”的政变图谋没有成功。

据悉，部分政变军人投降后遭遇民众暴打，甚至多人被愤怒的民众活活打死，而警方也未能有效控制局势。

图为博斯普鲁斯大桥上，投降的叛军被愤怒的民众暴打。

政变军官和士兵被勒令脱掉外衣仅剩内裤投降。

叛乱士兵被愤怒的民众暴打。

叛乱士兵被民众打肿脸被打出鼻血。

被囚禁在一所清真寺里的政变军人。

被愤怒的民众打死的叛乱士兵。

愤怒的民众涌上装甲车，揪出叛乱士兵暴打。

大批叛乱士兵成为民众的“俘虏”，惨遭鞭子抽。

叛乱士兵被愤怒的民众暴打。

叛乱士兵被愤怒的民众围攻暴打。

叛乱士兵被愤怒的民众暴打。

被愤怒的民众打死的叛乱士兵，很多人被扒掉衣服赤身裸体死去。

叛乱士兵丢弃的武器。

叛乱士兵被扒掉上衣搜身。

警察保护叛乱士兵，使他们免遭民众殴打。

愤怒民众抢夺叛军枪支。

叛乱士兵成为民众的“俘虏”。

士兵被愤怒民众暴打，钢盔被拽掉。

叛乱士兵被民众围攻暴打。

叛乱士兵被愤怒民众打翻在地。

投降的叛军。

当地时间7月16日，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军事政变失败后，大批坦克装甲车被遗弃街头，沦为民众自拍、合影的背景。

装甲车被弃沦为民众自拍背景。

土耳其军事政变以失败告终，官方数字显示，政变过程中有161名平民与警察被杀，104名叛变士兵被击毙，共计265人死亡；1440人在冲突中受伤。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促请安卡拉政府保持克制，并在后续调查中依法办事。

成千上万群众响应政府号召，周日（7月17日）凌晨继续留守土耳其各大城市广场“捍卫民主”。总统埃尔多安稍早前公开要求美国交出他所称策动政变的伊斯兰教教士居伦。克里表示，安卡拉政府必须出示证据证明居伦犯法，华盛顿才会考虑引渡居伦。他还说，两国同为北约盟友，任何指控美国参与了这场政变的言论都将损害双边关系。

目前土耳其各地已有将近3000名涉嫌参与政变的军人被抓捕，据报包括多名高级将领；约2700名法官在政府平乱过程中被革职。

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表示，周五（15日）晚间爆发的这场政变“在土耳其民主史上留下黑点”。目前居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居伦否认策划政变，并谴责政变企图。一些军方坦克首先在星期五傍晚封锁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两条跨海大桥，拉开这场未遂政变的帷幕。首都安卡拉则先后发现有军人在街上活动；战斗机在市内低飞。

政变爆发时身处西南部度假胜地马尔马里斯的埃尔多安通过手机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促请群众走上街头反对起事，堵截叛军。他其后飞到伊斯坦布尔，并说：“这些人犯下了叛国和动乱罪，他们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么，土耳其政变为何没有成功呢？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也许会觉得此次土耳其政变“似曾相识”。确实在历史上，土耳其军队多次干预土耳其国内政治进程。从1960年以来，土耳其已经发生至少6次军事政变，其中包括4次成功政变和2次未遂政变。可以说，土耳其军队和政府之间的博弈一直存在。

任何军事政变，很少能够做到军队内部“高度统一”。从历史上看，军队内部对于军事政变往往存在多重分歧，因此也往往给政变成功与否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军队是否能够在短时间内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夯实权利并达成自己的目的成为了政变成功与否的关键。此次政变中，军队内部对于政变并不统一，大部分的高层军事人员并未参与，少部分军事人员发动的政变因此缺少足够的后援支持。在最初的一系列行动造成恐慌效应后，无法继续推进以夯实权利，因此当埃尔多安和政治盟友开始反击的时候，政变的土崩瓦解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任何军事政变的背后，往往是当时国政策剧烈摇摆之时。此次军事政变背后的土耳其同样在近期经历着剧烈的政策变化。包括新总理耶尔德勒姆在内的人员更迭、土耳其高层结构正在经历着在巨大的变化；此外在外交方面，土耳其开始放弃（或者逐渐放弃）过去一些年的“新奥斯曼主义”，开始逐步与周边国家如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寻求关系正常化。此外国内频发的恐怖主义袭击也让民众不满情绪升高，这些都为军事政变发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但是土耳其军事政变的发生也有一些非常不利的因素，比如如今在传媒资讯发达的年代，军事政变控制舆论和社会已经难度上升，过去那种单纯控制电视台和广播站的做法已经无法阻止信息在民众中迅速传播；此次军事政变中参与人数较少，无法在土耳其国内形成压倒性优势，当然了，人数多也意味着政变泄密的可能性增大，所以小规模的人数参与，意味着政变需要大多数人物的跟进，而从这个方面看，政变策划者无疑是失算了；最后土耳其军队高层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关系密切，近些年土耳其政府对于军队的“驯服”已经非常成功，任何小规模的政变也都很难再得到高层军官的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政变后，很可能会意味着埃尔多安进一步的在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清洗”。一方面，埃尔多安关于政变者是“恐怖分子”的表态，同之前对于“葛兰运动”的表态相似，因此可以被视作是将对军队进行“清洗”的一个讯号；另一方面，任何政变往往会成为“被政变”一方的借口，借此加强权力和控制军队。埃尔多安应该不会放过这一机会。

惊魂未定的埃尔多安和疾风骤雨后的土耳其，在经历了一个难忘的“政变之夜”后，应该反思当下的内政外交政策。政变归于平静，还有恐怖主义威胁、经济发展乏力、社会分歧加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面对。军事政变，仅仅是当下土耳其面临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和体现而已。

土耳其记者、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埃兹吉·巴萨兰（Ezgi Basaran）有如下分析。

建国以来，土耳其共和国有过不少军事干预政治的经历，并且发生过四次政变，其中两次迫使政府更替，但军人没有接管政权。

这些都引发严重后果。但是，任何一次都比不上2016年7月15日夜间发生的那一幕。

土耳其当局已经抓捕涉嫌参与政变的6000余人

人们是否有预感会发生政变呢？没有。许多人认为，尽管有迹象显示，军队中层不满埃尔多安总统不自由的政策，但是政变的可能性非常小。

原因有几方面。

首先，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第二届掌权以来，将限制军队干政作为主要承诺之一。

2007年，当时土耳其武装部队负责人亚沙尔·比于康纳特(Yasar Buyukanit)将军反对AKP创始人、埃尔多安长期的盟友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ul）担任总统。AKP和议会对此干预置之不理，居尔当选。

但是，将军试图干预政府布局显示出AKP和军界存在争端。

比于康纳特插手一个月后，土耳其展开对厄尔根尼康（Ergenekon）长期、高调的刑事调查。检控方称，厄尔根尼康是恐怖组织，由“深国”—政治体制内—内世俗的民族主义者组成。

他们被指策划暗杀、爆炸，推翻政府，过去几十年内影响政坛。被控罪的人中包括前军队总参谋长巴什部（Ilker Basbug）。

2010年，土耳其又调查“大锤”案件，300名军官被监禁。他们被控密谋制造2003年推翻AKP政府的政变，但是后来发现，大多数证据是伪造的。

上述两起案件中原告都无罪获释。

现在已知，审判是伊斯兰教士居伦（Fethullah Gulen）在军队、情报、警察、司法体系中的追随者指挥的。居伦影响力很大，1999年起流亡美国宾夕法尼亚。

AKP依靠居伦运动，消除国家和军队中的世俗力量。但后来，AKP和居伦运动陷入权力之争。

居伦运动在国家架构中的存在有着很深的根基，而且很难追踪。

埃尔多安曾经誓言要清楚“恐怖分子的平行国家”，但是他承认这需要时间。不过，埃尔多安看上去仍然控制着局面，有高层官员的支持。

7月15日的政变看似主要是由宪兵和空军发动的。军队中一些重要分支强烈谴责政变。

谁是政变幕后主使？目前存在几种理论。

一个假设是，这是总统埃尔多安自己搞的“伪旗行动”，目的是夺取更多权力。但是常识告诉我们，事件发展得太远了，不可能是“伪旗”。

另外一个库尔德人接受的假设是，凯末尔主义者（Kemalist）--现代土耳其创始人阿塔图尔克在军中的世俗追随者诱骗居伦派搞政变。他们知道政变会失败，结果会出现他们盼望已久的居伦派被从军中清理出去。

还有一种理论来自警察消息人士，他们说，AKP政府本来计划在7月16日逮捕支持居伦的军官。消息人士说，策划政变的人得到情报之后决定行动，所以政变比预期的要早，准备不充分。

埃尔多安和他的部长们指责居伦运动策划政变，并说，这是该组织的最后一口气。

他说的也许没错，但是，还有许多其它方面并不逻辑。

首先，使用暴力、更别说是搞政变了，不是居伦运动典型的“作案手法”。正如我们在厄尔根尼康和大锤案中看到的一样，该运动曾经使用过监听、伪造证据、抹黑等方法。

再者，政变过程中军人发表的声明听上去和阿塔图尔克向土耳其青年发表过的著名讲话很相似。不过，由于一些措辞过于明显，因此也可能是别人故意安插进去的，暗指这是凯末尔派、而不是居伦派。

目前什么都无法确定，但是，面对叙利亚战争扩散的挑战、所谓的“伊斯兰国”的威胁以及库尔德人起义，土耳其最不希望看到的，应该就是又一起军事政变。

尽管土耳其政府在发动军事政变的几小时后宣布“基本控制”局势，但这一事件还是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盟友大感意外和担忧。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土耳其局势可能因此陷入长期不稳定，给美国在中东地区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目标带来冲击。

土耳其１９５２年加入北约，其军队被认为是北约内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常规部队。此外，土耳其连接欧洲与中东，是这一地区最大经济体之一，被认为对东南欧及中东地区的稳定有着重要影响。

外界认为，虽然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近年来受一系列因素影响，但两国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合作广泛。

“美国对土耳其发生的事件抱以最严重关切，”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１５日晚评论土耳其局势时说。

担心“最糟糕局面”

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国家安全事务的主管布莱兹·米兹塔尔认为，不管政变以什么方式结束，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关键盟友正面临政治、经济不稳定等一系列影响，这一局面势必分散土耳其当局的精力，转移原本用于打击“伊斯兰国”、遏制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的安全力量。

“从美国角度来看，一次没有奏效、但将土耳其拖入长期权力争斗的政变可能是最糟糕局面，”米兹塔尔说，“一次迅速但没有抵抗的成功政变即使说带来了不稳定，也不如一次不成功的政变带来的不稳定更严重。”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成员、中央情报局前安全分析师布鲁斯·里德尔认为，土耳其此次政变企图“可能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因为“一个稳定的土耳其对美国在中东、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

而从媒体报道的事态发展来看，此次政变图谋的周密程度超出外界预料。用一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这次政变决不像是只有几名军方中层人士发动的“手工作坊式”政变。

首先，政变军人同一时间在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发起行动，机场、总统府、议会大楼和电视台等标志性地点都是企图控制的目标；其次，政变军人掌握了不小规模的军事资源，除不在少数的军人和坦克参与外，这一团体还控制多架直升机对政府部门发起空中攻击，造成不小伤亡，当局在对抗中多次出动Ｆ－１６战机予以击落。

“看起来，这像是一场相对精心策划的政变，”一名欧盟消息人士说，“他们（政变军人）控制机场……电视台……伊斯坦布尔的多个战略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