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不了牛顿,因为太多诸葛亮和林黛玉

2016年07月18日 加拿大移民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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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教授像往常一样款款走上讲台,宣布:“上课!”大家已经习惯了这样仪式般的开场,肃穆、庄严。我常感慨,若所有老师都如周教授一般,大学该是一次多么有趣的经历。


“今天,我们讨论一点儿深层次的、有用的东西:中国为什么出不了牛顿?旁边的日本,我们叫小日本,还有更小的尼泊尔,包括印度、非洲一些不起眼的国家,都出过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们中国,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却没有获过诺贝尔奖。”周教授看着我们,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接着说,“这说明我们的科学、文化不被认可,不被人瞧得上眼。为什么呢?大家先讨论一下。”


一个同学站起来:“在第一次课上,您讲过发明创造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是钱、二是闲,爱迪生九岁有自己的实验室,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有钱、有闲,可能成了发明家,也可能成了花花公子。中国不是没有富人,这种人还是有的。你们想,如果他们出国到了法国、美国,有没有成发明家的?

“有。”同学们回答。


周教授微笑着点击多媒体课件,大屏幕上出现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出不了牛顿》。


“为什么出不了牛顿?瑞士学者,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给我们解了迷。”周教授转身看着大屏幕念道:“当欧洲人读了英国汉学家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文明史》后,一定会对中国古代特别是元朝以前所取得的科技成就惊叹不已。历史上的中国,曾在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然而,人们很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欧洲在文艺复兴运动后产生了现代科学,而中国在14世纪以后却开始沉默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周教授停下来,转身面向我们,“外国人尊重的是元代以前的中国。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观念里,中国在元代前后是两码事。元朝以后是明朝清朝,四大名著《三国》《水浒》《西游》《红楼》就产生在明末清初。同学们,第一次课讲过,我们学习《思想道德修养》这门课的目的是……”


“有所成!”


“我们上这门课的目的,不是教你学会电脑、五笔字型,不是学会英语,是让你有所成就、让你找到好工作、挣高薪;谈恋爱能最后谈成、成家。假如你不是这样的想法,而是我就是喜欢失败,就想考学考不上、恋爱谈不成、找到工作就失业……不可能吧?”


大家笑,当然不会。


“一说四大名著,你们都知道,我可以分析分析你们的人格。”周教授轻描淡写地描述,却把大家的兴趣全都吸引来了。


“提起《三国演义》,你们最先想到谁?”


“诸葛亮。”“关羽。”……


“三国中最早灭亡的,就是他们这个群体。”举座哑口无言。


“诸葛亮英年早逝,曹魏打到蜀国首都,记不记得守城的人是谁?”


“诸葛亮的儿子和孙子。”


“刘备在世有五虎上将,而到诸葛亮死,蜀国无一员大将,为什么没有?诸葛亮曾说:‘无人可信哪!’他没看上一个。诸葛亮有一个人事文件:《七观》。其中一条:醉之以酒而观其性。灌醉了,扔到烟花柳巷……”大家捧腹,“就说不灌醉,扔100个进去,出来的能有几个?”


“10个吧。”有人说。


“再灌醉呢?”


“0个……”大家笑。


“一个也出不来了——诸葛亮的意思:要当大将、要为我所用,就不能有七情六欲。”周教授的推理水到渠成,“而曹操手下有千员大将,在他的人事文件《求贤令》中讲:‘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唯才是举。’——肯来我手下的,只看他有一条可用之处就可以。你要美女是吗?要多少?‘10个。’行,给你30个。要钱?要多少?‘100两。’好,给你1000两……曹操不藐视人性。最后,曹操千员大将打到成都,诸葛亮的儿孙只一战,便被挑于马下。”周教授停下来,看着大家说:“你们最欣赏这种人。”


大家不语。


“明清以后,都是这样:欣赏失败者。在他们这个集团里,关羽最早被杀害;三国整个集团中,蜀国最早被灭亡。话说回来,诸葛亮也有他的好处……”

“他聪明!”


“对,诸葛亮最聪明、玩儿得最花,也最早完蛋——《三国演义》里,最终谁成事儿了?”


“司马家族。”


“所有人几乎都忘记欣赏成功者了。不过,你仍然可以坚持:我就是喜欢诸葛亮,就是喜欢他火烧赤壁、骂死王朗、舌战群儒……你等着吧。”


掌声夹杂着笑声一起响起来。


“为什么大家都忘了司马懿呢?包括《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也很少写到。其实,这是一种人格,是成功人士、成大器的男人,应该具备的品质。”


“低调。”人群中有一个清晰的声音遥相呼应。


“对,”周教授很满意,“成功男人最重要的素质,就是低调、不张扬。你看谁平时玩儿得很花哨,就是诸葛亮;谁平时不张扬,却戴劳力士、开奥迪,就是司马懿。”


周教授接下来的话更是一语中的、振聋发聩。


“很多人欣赏明清时期的东西,男人都欣赏《三国演义》,女人都欣赏《红楼梦》。红楼梦里有十二钗,这十二个姑娘结果怎样?死的死、伤的伤、远嫁的远嫁、当尼姑的当尼姑、被抱走的被抱走……”刚才还小有些不满的女生,此时也若有所思地附和:“的确如此。”


“而你就看这样的书,‘哎呀,黛玉妹妹跟我多像啊!她就是我呀!’(笑声)你就照着《葬花吟》活吧,结果……”


“死了!”有人起哄似的接腔。


“你会效仿,”周教授不动声色地点拨,“前面讲人际关系时说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讲‘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你整天看《红楼梦》,就入了黛玉之肆,久而——‘我已黛玉矣’(笑声)很多人像黛玉,爱使小性子:宝玉送东西给她,她说:‘先给宝钗姐姐送了吧?’宝玉很老实:‘是啊。’‘那我不吃了!’……宝玉约她赏花,看到树上有只小鸟,宝玉说:‘你看,树上小鸟多漂亮!’‘是啊,可是,只有一只啊!你看它多孤单、多可怜。’——如果你说:‘看,有三只鸟!’她又该说了:‘是啊,可是,怎么有三只,不是两只?’(大家爆笑)……总之你都对不住她。”


“四大名著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现实中无一例外是落魄文人。你跟他学,跟他的思维,只能是落魄、无奈、敌视成功。罗贯中认为:曹操就是又黑又奸,像我这样落魄的才是好人!我们要彻底铲除这些消极的东西。”周教授的话语中流露出一种深沉的责任感,“中国真正的‘四大名著’,是创造汉唐宋元文明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些东西,你一看,看不懂,没黛玉妹妹的故事有意思,你就是‘鲍鱼’了。”


哈哈,入了黛玉之肆,可不就成鲍鱼了嘛。


“你们应该多看比尔·盖茨、松下、戴尔、靳羽西、伊丽莎白女王的东西,多关注成功,只要是关于成功、健康、幸福的就看。为什么明清以后出现这么多问题呢?”

周教授转身看着大屏幕念道:“中国人过于讲究实用,过分强调了从经验中得出结论,而不像欧洲的科学家那样强调理性思考,以纯粹求知为科学之目的,并使自己思考的结果逻辑化、公理化。”然后他转过身来,看着大家,“我们大多数人往往喜欢学具体的、马上就能用得上的东西,让学计算机、五笔字型,那就学;学《思想道德修养》,就不爱学。急功近利、浮躁,很难守一,没有说坚持三年五年把优势发展出来,太急躁。不愿潜伏、积累,不愿学习理论;凡是品质、逻辑、思维,都不愿学,认为没用,我们的民族普遍是这样的理论。‘中国人讲究实际,轻视灰色的理论教条,’——想一想你们现在都听谁的歌?”

“王菲”、“周杰伦”、“任贤齐”、“周笔畅”……


“你们听的都是歌,有词,像《心太软》唱的: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让我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笑声)听完了,你还想: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笑声)你的意境完全被限制住了。维也纳音乐节会不会找几个歌星去唱?——他们听的是音乐,音乐给人充分自由的想象和无限的创造力,听着音乐你能想到自然、想到童年、想到初恋……但是,歌,就把所有东西限制死了。”


“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凡事,没有规矩,兴不起来;没有内涵,立不起来;没有内在本质,成就不了——最后要找到本质、内在。一个人没有这些本质的东西,什么都做不到位。有空读读《马可波罗》,他记载当时中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邻里和睦、锦衣玉食、遍地黄金……’当时对中国就能崇拜到这个地步。——多点儿抽象的、本质的东西,将来,好驾驭你的儿子、你的老公、你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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