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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we did is survive.（我们只是活下来了而已）——这是近期热映的电影《敦刻尔克》临近结尾时，一位从欧洲大陆成功撤退返回英国的士兵面对夹道而来的热情民众略显尴尬时所说的一句话。民众递给他一条毛毯说：“That's enough.”（这就够了）。

战争的残酷就在于此，活下来，并不容易。在战争中，饱受屈辱之后活下来，更不容易。

生活在广西偏远农村的中国妇女韦绍兰就曾差点儿活不下去。1945年年初，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怀着几个月身孕的韦绍兰喝下了农药。那时的她甚至不知道肚子里孩子的生父究竟是谁，她只知道，应该是日本人。从日本军营逃回家之前，韦绍兰被侵入村子的日本兵掳去做了几个月“慰安妇”。

喝下农药的韦绍兰没有死，她被邻居救了下来，可等待她的漫长岁月却从此成了“遭罪”。

由于担心受到日军蹂躏后失去生育能力，韦绍兰在身为草药医生的婆婆支持下，生下了这个孩子，是个儿子，取名罗善学。罗善学自出生起就背负着“日本仔”的名号，在村子里饱受屈辱。吃杂粮长大的罗善学只读了三年书，到70多岁仍未婚娶，只因“他是日本人”，没有女人愿意跟。右眼残疾的罗善学寡言而孤僻，在他眼里，自己是一个“不该出生的人”，对生父，他则声称要“恨到死为止”。

韦绍兰和罗善学母子俩相依在一个简陋的土房内，靠微薄的低保救济生活

图片取自记录式电影《三十二》

韦绍兰母子的故事被中国年轻导演郭柯用镜头记录在电影《三十二》中。2012年，当他开始拍摄这部电影时，中国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幸存者数量只剩下32位。2014年，郭柯准备将镜头从韦绍兰的个人故事拉宽至中国现存“慰安妇”群像。那时，由于高龄老人相继去世，在册中国“慰安妇”幸存者数量已经减少到22人，郭柯为新电影取名《二十二》。

这部电影于今年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在中国举行了全国公映，此时，在册中国“慰安妇”幸存者数量已经只剩8人。

电影《三十二》和《二十二》海报

在电影海报上，主创者写下“深情凝视”四个字。对于这部纪录片，导演郭柯的定位是“这不是一部贩卖磨难和眼泪的电影”，“只是希望大家能给这些老人最后一次深情的凝视”。

因为种种原因，“慰安妇”题材一直缺席于中国大众影视文化，《二十二》是首部取得公映许可证（“龙标”）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虽然早早拿到了拍摄许可，但影片依然经历了投资人撤资、上映困难等诸多问题。最终，在演员张歆艺个人出资100万，以及32099位网友众筹100万的支持下，才得以成功公映。

这样的困境在韩国也出现过。2016年，以韩籍“慰安妇”姜日出为原型拍摄的电影《鬼乡》在韩国上映首周爆冷夺得票房冠军，但在此之前，这部电影的拍摄也遇到资金障碍，最终在7万多民网友的众筹支持下，才得以成功拍摄上映。影片最后将所有参与支持的网友名称全部打出，予以致敬。

在国际范围内，寻求“慰安妇”受害者正义的每一步推动都异常艰难。2016年上映的韩国“慰安妇”题材电影《鬼乡》中描写了这样一幕：韩国政府宣布接受全国各地慰安妇举报，当主人公来到举报处，听到工作人员说除非疯了才会有人来举报后，她愤怒地大声吼出来，自己就是这个疯子。对于曾经受过伤害的老人们来说，诉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纪录片《三十二》和《二十二》中同样体现出这种痛苦。韦绍兰老人流着泪说：“我一想起来眼泪就流。”李爱连老人说：“我17岁之后就没跟人提起这件事了。”毛银梅面对镜头，她说自己对那时的经历“记得一点，又不记得一点”，最后抹着眼泪说“不说了不说了，说起来难受”。

韦绍兰老人（上）和毛银梅（下）在拍摄中

1992年8月14日，当韩国籍“慰安妇”金学顺站出来向世人讲出自己的故事，才有第一个“慰安妇”公开人证。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受到鼓舞，纷纷站出来。因此，8月14日被定为国际“慰安妇”纪念日。

今年8月14日，当《二十二》在中国公映的同一天，美国的“慰安妇”正义联盟同样在行动。由旧金山高等法院退休华裔法官郭丽莲和邓孟诗领衔的“慰安妇”正义联盟携华裔、韩裔等多个社区组织前往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举行集会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正式、真诚道歉，还受害者公道。今年晚些时间，旧金山中国城的圣玛丽广场还将竖起一座关于“慰安妇”的纪念碑，一段历史将在百年华埠被永久铭记。

抗议者首举部分勇敢作证的“慰安妇”头像

旧金山“慰安妇”纪念碑模型

一个月前，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在旧金山中国城举行公开讲座时分享了“慰安妇”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展示了大量日本政府官方参与“慰安妇”项目的大量证据。

由于日军销毁大量证据，关于二战期间日军“慰安妇”的真实数量很难考证。目前，较为常见的说法是，1931年至1945年日军侵华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沦为日军性奴。不过，苏智良教授从最新研究中推测，真实数据至少较目前估测翻倍，加上韩国、越南、菲律宾等亚洲国家，这一数量就更为惊人了。

这些原本数量庞大的“慰安妇”族群大多随着岁月碾入尘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位仍在默默企盼。2001年，居住在中国海南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和另外7名海南同籍“慰安妇”幸存者一起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经过长达十年的漫长诉讼，日本政府最终以“个人无权起诉国家”为由判她们败诉。

“上次官司打输了，我不甘心。”黄有良老人80岁时曾在东京的法庭上说：“只要我没死，我就要继续讨公道。”上周六，记录着她个人影像的电影《二十二》公映前两天，90岁的黄有良老人去世了。

“这里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也没有血光淋漓的战争，只是适度的靠近，真诚的交流和静静的聆听。”导演郭柯表示，之所以用克制的纪录来表达，是希望借由影像，让一群在战乱之时饱受摧残的同族长者，和一段不该被忘却的历史记忆，在彻底尘封之前，被大众最后凝视。

黄有良老人生前留影

她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慰安妇”原告

电影《二十二》

王志凤、符美菊、李美金老人

在二战史上，敦刻尔克大撤退并不是一场光彩的胜利，但也从未被视作真正意义上的失败。在电影《敦刻尔克》中，战争的残酷性在导演的克制中依然保持着无法抗拒的震慑力。一心厌战想要回家的士兵在上岸后遇到了迎接他的民众，和那句让他暖心的“That’s enough”。

“她不是自己跑去的，是被日本兵掳走的。”韦绍兰从日本军营逃回家，常年在外做工的丈夫责骂她时，婆婆曾这样劝阻儿子。90多岁的韦绍兰年轻时像所有瑶族姑娘一样爱唱山歌，现在她仍会唱的歌中，有这么一句歌词：“天上下雨路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每一位曾经在二战中被日军充当性奴隶的受害者都曾有过这样独自抹泪的时候，对于剩下的8位中国在册幸存者来说，“遭罪”的日子越过越少，战争的尾声会渐渐湮没，但历史的回响不会消散，《鬼乡》在海报上写下质问——是什么将少女们送进地狱；《二十二》再次请我们深情凝视，与此同时，遍布世界各地的“慰安妇”正义联盟依然在行动。

历史会过去，但从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