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曾就读于三所高校，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于我，人民大学像是雄心勃勃又难免急功近利的同龄人，那也是我只知进而不知退的岁月，长驱猛进却最终铩羽而归，想抱怨却无从抱怨，因为回首一看，假使有错也皆出于己，母校何曾亏待。北京大学像是体贴入微且志同道合的知己，我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大多具有我想象中那种由使命感而生发的精神气质，这样的精神气质为我重新定义了正义、自由、理想和勇气，也重塑了我对自己的要求，使得北大注定成为一生都难以从心头抹去的记号。而哥大则是个沉稳博大但不失赤子之心的长者，她为我提供了超出想象的知识、超出想象的尊重、超出想象的宽容、以及超出想象的率性。她和她背后的国家一样多元而复杂，在现代史的维度内较我们要年长，无所顾忌的性格表明比我们的文明要年轻很多，而那份自信和包容又时刻彰显着她的成熟。
在哥大，我读的学位是MPA， Concentration 是Economic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pecialization 是East Asian Studies。课程很杂，经济、金融、会计、统计都要学一些，很quant的学习内容基本上是配合美国大多数相关岗位对就业者的要求来的。这样的训练方式给了我们很大的安全感，因为有了基本的分析能力，掌握了基本的分析工具，感觉丢出去不大可能饿死。但我们都自知在这些领域不过初窥门径而已，还远未登堂入室。与其说这些课业让我们变成了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不如说让我们有了关注时代变化的敏感，互联网和资本市场的勾勾连连不再是与我们这些非从业者毫不相关的身外之物。这大概是美国这些professional-oriented的学位最基本的培养目标吧。
体会比较深的倒是其他一些课。比如History of Modern China，听西方学者建构中国近现代史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尤其在一些很微观的层面，譬如去分析煤的产量与获得同资本主义发展机会有何关系。时常觉得在西方长成的学者在近代史领域的比较研究比我们自己的视角似乎更value free一些，没有必然性的羁绊，没有哪个制度更加进步的成见，但其实李约瑟难题还是这些课程绕不开的话题。
更开眼的是另外一些课，比如Economic Development，比如Issues in RuralDevelopment。在这些课上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付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去改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生活。如果不是在这里，我永远想象不到美国年轻人对非洲问题有多么狂热，他们愿意为了实地考察而学法语甚至local community的某些特殊语言，争先恐后地奔赴实地进行调研。他们去矿山、去疾病多发地带，调研并试图解决那儿的贫困、医疗、教育、人权等问题。Rural Development那课上，只有我和一位韩国姑娘是没有实地经验的，一位20出头的美国姑娘在撒哈拉以南跟随一个NGO已进行了多年的灌溉实验，听她介绍她的经验实在是佩服不已。
美国人是格外关注人道主义和全球治理的。纽约出现埃博拉病例的时候，我去听了哥大Earth Institute的一场对社会开放的报告会。会上，科学家、媒体、政府官员、哥大学者以及在西非从事埃博拉防控的专业人员通过现场报告或skype的方式介绍了各自的工作。4个小时的报告，现场观众的耐心和热情让我惊讶，学者和在西非的专业人员的工作精神和专业水平更是让我叹为观止。时值我们正在workshop design之际，之前学了很多stakeholderanalysis, outcome mapping, data collection之类的技巧，我上课的时候对此嗤之以鼻，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必要专门在课上学。在会上才知道美国人真是让这些东西在实地工作中发挥效用。一个20来岁的华裔姑娘，哥大生物和医学双硕士，当时在利比里亚是一个community小项目负责人，她用几分钟时间简洁明了地介绍了他们在当地如何与居民沟通、如何将病人送至医疗中心、如何说服居民处理病人尸体。当时我想，我大概太孤陋寡闻了，很少在国内见到能如此专业、高效地处理这样事务的同龄人，当然大家也是难有这样的机会。那次报告会之后，我产生了一种感觉：美国是世界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也是美国的。当然，这样的角色代价大得很。
对于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美国人自己也是自信满满。金砖银行成立之时，见到美国人对此表示乐观，也有美国人认为，中国不过旨在输出过剩产能而已，有人签contract就好，对发展的关心度上远不如其他国际组织。又譬如谈到美元，有美国人会觉得想挑战美元霸权可以，可得先找到另一种货币足以承担美元如今的功能，目前哪里找得到呢。对于中国，一位曾在菲律宾与离开中国后的晏阳初先生共事过的教授认为，在中国所有的方法最终都是中国方法，所有的模式最终都只能是中国模式。这些见闻让我在回国后又听到开发性金融、开放型经济、包容性增长这些词之后感慨良多。
最后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关于哥大东亚系的初建，是我在哥大听过的最喜欢的故事。百年前有一位在美华工叫丁龙，他在退休的时候向主人倾诉了自己的一个心愿，想把一生的积蓄捐献给美国的大学以成立汉学系研究自己的祖国。丁龙的主人毕业于哥大法学院，他感动于仆人的理想，将丁龙的1.2万美元捐款追加至27.5万，并协助丁龙在母校哥大创立了全美第一个汉学系。这项事业也打动了慈禧，清政府将数千卷《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捐献给了哥大汉学系。
第二个故事其实是哥大校长的一封信，依然发生在纽约出现埃博拉病例的时候。校长给大家写信主要是安定大家的恐慌情绪，但在信的开头和结尾是这么两段话：
“Dr. Spencer, an emergency department physician at New YorkPresbyterian/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recently returned from ahumanitarian mission with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to one of the outbreak areasin Western Africa. We admire and appreciate all of those willing to do thisvital and selfless public health work around the globe.
…
We must keep Dr. Spencer in our thoughts and wish him a full and speedyrecovery, as we do the vulnerable populations he serves. ”
这两个故事让我觉得，有崇高理想和奉献精神的人，无论他是什么身份，无论他正遭遇什么，他这个人和他的事业都应当得到尊重。我是学政治学出身，在从东方走入西方时没有热切地拥抱这里的制度，相反，我始终冥顽不灵地认为无论古今中西，政治中起作用的就是那么些东西。哥大真正打动我的其实是上述的这些见闻和故事，这些关于知识、尊重、理想主义和人文关怀的故事。说这些是修辞也罢，美式政治正确也罢，来了就知道，真的很打动人。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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