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精英纷纷选择移民海外,值得深思!

2016年04月07日 新西兰商业移民


大约在最近10年,国内越来越多社会精英移居海外,成为媒体、政府和公众关注与讨论的话题。

 

初看起来,这是中国在卷入全球化浪潮之后产生的人员流动的自然现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前期,人员流出与流入水平接近于零;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人员的流动(主要是外流)开始产生并且规模越来越大,但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相比并不引人注目。


只是在最近,这个问题才引起注意和谈论,事实上,主要原因还不在于流出的绝对数量,而在于增长的势头及其特殊含义。

 



与精英外流现象相映成趣的是,也有大量的海外精英流入内地寻求发展机会。最主要的有两部分人,一是早年留学国外,取得学位并在国外的大学、科研机构、公司或政府部门得到职位的中国公民,他们感到在自己工作的领域中,国内的发展机会似乎更多,或者,他们更喜欢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


二是台湾、香港的企业家,他们看中了在大陆的获利机会或地方的优惠政策。据此,应该认识到,人员流动决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但一进一出,动机和目标却迥然不同。

 

上述两类人到大陆工作的动机是寻求机会和发展空间,无意变换自己的国籍或身份,而国内精英移居海外,大多是以取得外国国籍为目的。移居海外的精英中,不少人只是追求拿到一个外国身份,他们挣钱和交友仍旧在国内,这种现象非常值得玩味。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上世纪80年代移居海外的潮流不同,那时一些人千方百计想去外国,是因为那里生活条件比国内好,工作条件、发展机会优于国内。


而这次移民潮中,大量精英是国内的成功人士,早已享受优越的生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去到国外,要么是甘居平淡、低调,要么是准备从头再来,重新开始一轮艰辛的打拼。

 

也就是说,国内精英移民海外,多半是有所牺牲,有的甚至作出了较大的牺牲。那么,他们到底图什么?原因何在?

 



据笔者的了解,精英们移民的主要动因是获得安全感,他们凭经验和遭遇认为,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太多,未来是不确定的,自己的前途不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行动和决断作出合理预期的。除了安全感以外,精英们移民还追求好的自然环境、对子女更好的教育,等等。

 

精英们为了安全感而想方设法规避风险无可厚非,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说过,人们生活的主要目的是自我保全,所以,安全感对于人来说是第一位的。

 

其实,精英移民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一种更普遍现象的一部分。有人认为,中国的精英层属于广义的中产阶级,他们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兴起的中产阶级一样,代表了一种新兴力量,在建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可起巨大的积极作用,对于建立法治、实行对于权力的制约、形成公平的自由竞争机制等方面可起正面作用。


但30年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或精英层与当下市场经济一样,带有较强的国情特色和扭曲性,他们与其说是制衡独断、垄断的权力的力量,不如说是更多地巴结、迎合权力,当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与获利。


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些进步性的话,那就是他们对于法治的向往,因为他们毕竟希望在一套明晰的规则之下活动和生活。他们要求的不多——稳定性、可预见性而已。

 

精英移民的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希望具有另一种身份,将自己置于另一套法律系统之下,这套法律系统是否非常完美和公正暂且可以不管,但大致可以放心的是,这套法律系统是严格、清晰的,被任意解释和施行的可能性较小;是独立的,有权威的,不易受到当权者的干涉和侵害;出发点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不是官员用来对付“刁民”的工具。

 

今日中国的移民精英相当务实,他们多半不会浅薄地崇洋媚外,以自己当了美国人、法国人或拿了绿卡在同胞面前炫耀,他们的底气在于随着身份转换而得到的保障。


这就相当于在一大群探险者中,虽然看起来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但其中有的人是买了高额保险的,每个人的抗风险能力和自信心是不一样的。

 

正义是信心最根本的源泉,只有正义的社会才值得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热爱和留恋,对精英是如此,对任何人也是如此。


文章转载自“环球移民新西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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