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特辑:尊前谈笑人依旧——伟人影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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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04-04 生命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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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之父孙中山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他们对孙中山的认识,都离不开“革命”这两个字。纵观孙中山的一生,他念念不忘的同样是这两个字。在革命要被杀头的晚清时期,孙中山却以“革命”安身立命。





孙中山之所以如此执着于“革命”,与他上书李鸿章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1894年农历春节,在广州开设东西药局的孙中山,回到香山县翠亨村老家,埋头思考十多天,草就了洋洋洒洒近万字的《上李鸿章书》。他希望能像康有为上书光绪帝那样,由当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推行政治改革方案,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从而富强国家,挽救时局。孙中山在信上认真地说:


“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20年,必能驾欧洲之上。”——孙中山




甲午战争前夕的李鸿章


孙中山担忧自己人微言轻,所以他费尽周折,动用了他所能用上的全部关系网络,以求这封信能送到李鸿章手中。但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忙于外交和战争准备,无暇顾及这封寄托孙中山政治抱负的书信。上书的失败,宣告改良政治的希望成为泡影,这让孙中山毅然选择了革命之路。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和他的二十多位支持者,聚集在檀香山卑涉银行华人经理、基督教教友何宽的家中,举行了“兴中会”成立大会。据《檀山华侨》记载,在孙中山的带领下,入会者左手放在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举向天空,大声朗诵誓词: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兴中会”入会誓词



第一次广州起义前夕 图中戴帽者为孙中山


从1895年至1900年,孙中山分别筹划了广州起义与惠州起义,然而皆以失败告终。然而在海外流亡之际,孙中山仍到处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经过又一个五年的努力,人们不再谈革命而色变,不再谴责孙中山是乱臣贼子,而是“恨其事之不成矣”。在革命营垒里,嘲笑他为“孙疯子”、“孙大炮”的,也越来越少了。为了把有限的力量凝聚起来,孙中山在日本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会晤,决定将兴中会、华兴会、日知会、光复会等团体组建为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诞生,而孙中山也被推举为同盟会总理。随后,同盟会相继在潮州、黄冈、钦州、廉州等地组织起义。尽管屡屡失败,但孙中山坚信“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



广州起义


1911年4月27日,由黄兴指挥的第二次广州起义,尽管事前多有准备,但还是因为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此役牺牲的革命党人,便是后来广为传颂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后来,孙中山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段文字:


“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孙中山




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惊醒了无数市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经历的正是被载入史册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


2

凡人领袖毛泽东


2011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35周年,他的一生,曾掀起波澜无数;他的逝世,留下热潮不断。百年来,毛泽东影响的人,数以几十亿计。在最多人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传奇的领袖。而在追溯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其实就是一个凡人,一个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凡人。



生活中的毛泽东随性、随和,在斯诺对这位中共领导人的描述中,毛泽东会“当着来访者的面,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子,搜寻着什么寄生物”,而他在抽烟时,也会发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声音。斯诺判断说,这是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所特有的。的确,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尽管身为领袖,却依然保持着农民特有的生活习惯,他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会毫不掩饰地打饱嗝,不管饭桌上坐着的是谁。他也会在喝了茶之后,用手把茶叶掏出来吃掉。这些在很多人看来多少有些粗俗的习惯,毛泽东却一辈子不改。而那些来自于泥土来自于农家的勤俭节约的习惯,毛泽东更是一生不变,面对一些奢侈浪费的人和事,毛泽东的不满和愤怒会直接表达,丝毫不留情面,无论对方是什么人。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毛的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尼克松日记


这是尼克松回忆1972年与毛泽东会面时的情景,那是毛泽东的“家”,除了书稿文稿和简单的家具,这位千万人称颂的领袖,家中的简朴一如农家。转战陕北时期,刚调到毛泽东身边当卫士的李银桥,吃惊地发现,毛泽东洗脸和擦脚都用同一条毛巾。李银桥向毛泽东建议多买一条毛巾,一条擦脸,一条擦脚。毛泽东听了摇摇头说:“如果全军每人节约一条毛巾,那省下来的钱,就足够打一次沙家店战役了。”



1950年2月,毛泽东结束了他的首次苏联之行,回国途中顺路视察哈尔滨等东北工业基地。毛泽东抵达的当晚,当地省市领导准备了丰盛的宴席,为主席接风洗尘。看着一道道佳肴,毛泽东眉头紧锁。席间,他只是夹了一点菜,吃了半碗米饭,就放下筷子,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抽烟。事后,毛泽东不客气地说:


“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



在很多国家的广场或者巨型纪念建筑物里,都会有个人在注视着他的国家、他的国人。在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已经更换了多次,而他注视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国运、民生已是翻天覆地。这个历经了人与神奇幻轮回的老人,不仅造就了一段影响深远的中国历史,至今仍然通过宪法以“毛泽东思想”的方式对国人的现在和未来发挥作用。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毛泽东”三个字和“中国人”三个字仍然息息相关。


3

红军之父朱德




1946年12月1日,朱德60岁寿辰,延安全城悬旗三天以示庆祝。《解放日报》接连几天以整版篇幅刊登贺词贺电,报道为朱德祝寿活动盛况。重庆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朱德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在北京的中共代表团集会庆祝朱德六十寿辰,叶剑英、邓颖超、罗瑞卿等人出席,会场悬挂着“人民军队之父”的贺幛。以如此高的规格为一位领导人祝寿,这在此前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绝无仅有。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是1930年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写的一副对联,后来成为了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实际上,早在1928年5月,朱毛井冈山会师不久,毛泽东就把这十六字诀写进了给中央的报告中。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十六字诀真正的来历。


1927年,南昌起义后,朱德率起义军南下,在会昌遭遇了一场恶战。


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进,敌驻我扰”。——侯镜《朱德画传》





从1913年至1928年,十五年的征战磨砺,令朱德对于游击战基本原则“十六字诀”的总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一度认为,“十六字诀”是另一位军事天才的独家原创。


“一般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其实是朱德同志最早提出来的。我就曾问过他:‘十六字诀’不是您提出来的吗?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来的了?他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赵镕中将于1983年6月14日接受采访。




毛泽东与朱德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像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做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的生命。共产党所以能够对红军保持严密的控制,朱德对‘文职’领导的忠诚和服从,是原因之一。


从前早就有人对我说过,他(朱德)是一个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史沫特莱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7月7日,抗战十二周年纪念日。照片中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两位领袖的画像,毛泽东与朱德。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时出现两位领袖画像。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两个月后,开国大典举行,天安门城楼上只留下了一张领袖画像。1955年9月27日,十大元帅授勋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朱德位列十大元帅之首,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亲自为朱德授勋。这两位曾以“朱毛”并称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完成了各自历史使命的选择。


4

道仁礼智周恩来




他是道者,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他又是仁者,有着鸽一样的温顺、儒雅,但在尖峰时刻,他又会袒露鹰一般的锋芒。他还是人尽皆知的礼者、智者、乐者……到底哪个才是完整的周恩来?在弥留之际,他闭紧双唇,不留笔墨,空空而去,将保持终生的优雅与不可琢磨的神秘,烙在“周恩来”这个名字之上,用无形的身影,换来了世代的拥簇。


他从未向顶峰发起过挑战,没有想过要对毛泽东取而代之。他对毛泽东尊重备至,通常讲话的开场白都是:“我代表毛主席……”他从不自我夸耀,把自己看成是头号人物。可是,尽管他无所怨悔地承担起了如此谦逊的角色,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周恩来拯救了曾经濒临崩溃的中国,他是事实上的也是名副其实的“一号人物”。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




1917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


在周恩来从南开毕业之时,张伯苓校长给19岁周恩来留下了这样的批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短短二十余字道尽了周恩来一生的行事之风。而在后来社会主义中国最为特殊的那段岁月里,这位一贯温良谦和,克己忍让的仁者却展现出了性格当中锋芒锐利的一面。




毛泽东与周恩来


从遵义会议前后到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合作关系维持了整整四十年。两人的性格气质截然不同,毛泽东主要扮演政策制定者和精神领袖的角色,而周恩来则是谨慎的执行者,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大管家。后人曾这样评价二人的合作,“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1964年,为庆祝建国十五周年,周恩来直接领导、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他曾26次组织会议或亲临现场进行指导,从舞台背景到台词脚本,都经过周恩来的斟酌和把关。在讨论中,有人提出,全剧又不能越过“八一”建军节,应该专列一场表现周恩来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没想到周恩来说:应该重点歌颂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这是我党第一支工农武装。南昌起义不要专门表现了。最后,由他亲自执笔,将这部分内容浓缩为一句话,“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之后所有关于南昌起义的朗诵词被他删改为“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点燃了最亮的火炬。”事实上,从1928年到1932年中共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是全党的实际指导者和组织者,但他从来没有当过名义上的一把手。1932年中共中央让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他不但没有接受,还两次提出让毛泽东出任。


“毛主席是搞战略的,我只能搞点技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周恩来




陈毅与周恩来


1967年的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把中国的每一撮泥土都冰封在严寒之中,包括老百姓,也包括曾经为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出生入死的老干部,陈毅便是其一。1967年8月,一次批判大会会间,造反派突然挂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狂叫"打倒陈毅"的口号。


“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周恩来


在危机时刻,拍案而起不难,但顾全大局却不容易。1966年周恩来与李富春交谈时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夺权狂潮汹涌,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矛盾尖锐。能斡旋的时候想方设法,不容迟缓之时也当仁不让。一名操纵造反派打倒李先念、抢夺财政部大权的副部长,就被周恩来下令当场逮捕。一些江青的追随者要去逮捕彭真,对此周恩来宣称:“谁也不能开这样一个任意抓人的先例!”他把彭真秘密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旦时机出现,他也会及时启用老干部。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极“左”思潮受到怀疑,国内政治空气稍趋缓和,周恩来便迅速启用了廖承志、董必武、聂荣臻等老干部,更想方设法把邓小平拉回政治中心。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




十里长街送总理


关于1976年1月,联合国总部“破例”给周恩来降半旗的故事,虽然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版本,但是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03个,却有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报纸、电台都在第一时间播报了这一消息,围绕周恩来去世所发生的一切,构成了他从凡人到圣者的记忆。


5

钢铁公司邓小平


“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毛泽东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可谓精确,其实早在邓小平于苏联留学时,他就以立场坚定善于雄辩被称作“小钢炮”。而邓小平第一次被外国出版物介绍到西方是1938年,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埃文斯·卡尔逊的著作《中国的双星》,在书他评价到邓小平的头脑像“芥茉一样辛辣”。




1976年《时代周刊》以邓小平为封面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这一天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饱尝动乱之苦的社会主义中国重新看到了希望之光。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为他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祝贺,然而邓小平的友善并没有引起华国锋的回应。后来华国锋还提出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使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依旧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毛泽东)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




华国锋与邓小平


在党内高层公开评论神灵般的领袖毛泽东,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各界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人们开始怀念邓小平在1975年大刀阔斧整顿国家的那段日子。在多方势力的制衡角逐下,1977年7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




邓小平与大学生


这是73岁的邓小平第三次迈进中南海,复职仅两周后,1977年8月4日,邓小平迅速与30多位科学家举行了座谈会,当年便恢复了中断了11年的高考。由于准备仓促,印刷试卷的纸张不敷,邓小平还亲自下令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的纸张。对考生家庭出身条件的限制,也因邓小平的反对而取消。




1986年《时代周刊》再次以邓小平为封面


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主义中国在十年动荡后重新起步,尽管脚步多少有些忙乱,却步步铿锵有力。此时的中国再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而邓小平也很快再次打开国门。80年代初,为了引入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3亿美元的合作,邓小平冒雨出席了中美双方在钓鱼台的签字仪式,并破例五次接见该公司董事长哈默。为了推动改革进程,邓小平不惜使用了一句悲壮的战争术语: “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他的批示中,“不可拖延”、“不能拖延”、 “不宜拖延”、 “拖不是办法”这类词句频繁地出现。而中国此后的形势发展之快或许连邓小平自己也没有料到。1986年1月6日,邓小平再次成为《时代》周刊评出的1985年“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封面上的邓小平面带一丝微笑,背景则是建设中的中国,此时,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获得成功,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开始,现代化的工厂、建筑拔地而起,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南巡讲话



邓小平南巡


据说,弥留之际的邓小平曾经在医院里收看描述自己生平的纪录片,医护人员为邓小平朗读屏幕上赞颂之词的时候,感觉到老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羞涩。邓小平多次把自己“对半开”、“四六开”,他甚至对外国记者说:“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他在同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交谈时坦诚地说:“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他说过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就如同在父母膝前那个乖巧的贤娃儿。而他也是童年时私塾先生与父亲期许的那样,努力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贤者,从来没有走上圣人的神坛。就像1993年1月3日,他在给孙辈写的信中谈及自己一生的工作时,轻描淡写地写到:“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


(凤凰卫视《记录·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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