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我离开了一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互联网创业公司，独自开始为期21天的欧洲自由行。作为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在踏上去巴黎的航班之前，从朋友们口中听到了许多恐怖的传说，比如单身女子因缺少保险订单被海关遣返、地铁上被黑人抢劫打断腿坐轮椅回国、圣心教堂被绑红绳的吉普赛人骗了几百欧，甚至感染罕见病赔掉巨额医药费⋯⋯偏偏我坐的航班还是晚上落地，要独自坐地铁到airbnb的房东家，而我甚至无法在巴黎地铁图上找到她家所在的地铁站。

这一切导致我在去程的飞机上，陷入不可遏制的恐惧和焦虑。所幸，我的旁边坐了一对面相仁慈的老夫妇。即使是为对方递一杯咖啡，他们都要互相亲吻致谢，一切都十分自然亲切，这气氛多少缓释了我的情绪。长途旅行空气干燥令人烦闷，我坐得靠近过道，帮老夫妇端了几次咖啡，并翻译了空姐含混不清的“beef”和“duck”发音。他们报以善意的微笑，然后我们开始闲聊。

老夫妇中的妻子名叫Martin，丈夫叫Marcel。他们来自挪威奥斯陆，刚刚从曼谷旅游归来。从Martin和Marcel脸上密布的皱纹，我猜他们应该接近70岁了。Martin告诉我，他们前一晚在首都机场转机，睡在长椅上过了一夜，我感到不可思议。即便是如我一般的年轻人，假若这样睡长椅，也难免会腰酸背痛感冒发烧。而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猜测Martin和Marcel并不十分有钱，所以退休之后他们依然选择简朴的旅行方式，背包、睡机场、住民宿、坐经济舱。但他们看起来干净、健硕、优雅、充满活力，Martin花白利落短发、围花朵围巾、穿藏青色针织衫；Marcel戴复古金属眼镜，穿一件皮质的飞行员夹克，旧而整洁。他们对飞机上艰涩的咖啡报以甘美的微笑，对我pad里吴哥窟的照片表达由衷的赞美。当我讲述自己对巴黎治安的恐惧，他们安慰我大可不必。

Martin说，“好人总会遇到好人”，她戴上老花镜，为我在地图上找寻房东家地铁站的所在。但一直到下飞机，我们也没有找到。于是Martin在等行李的间隙帮我给房东打了电话。确定了房东会来机场接我，Martin和Marcel才匆匆离开去坐机场大巴——他们还要去另一个车站，转车去奥斯陆。

也许一个旅程有着善意的开端，就会有善意的全过程。后来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

抵达法国的第九天，我拖着行李箱独自来到了法国南部的小镇阿尔勒（Ales），它因文森特.梵高和他的黄色卧室而闻名，就是在这个带着强烈罗马印迹和强烈地中海色彩的小镇，梵高画出了那幅著名的《向日葵》。我怀着一颗探究文艺的心上路，却又感到深深的恐惧：愈远离巴黎，火车上人愈少，衣着粗陋目光难以捉摸的法国村民坐在后座上玩着白屏的诺基亚，我总觉得他在盯着我的iphone。

一出阿尔勒火车站，还是迷路。小镇人深居简出，且普遍英文不好。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讲英文的德国大叔，他对地形亦不熟悉。我们手忙脚乱地用GPS导航时，路边的一对外国老年情侣主动走过来，问我要去什么地方。

这是一对看起来十分有趣的老人，老爷爷花白络腮胡、高大微胖身材、穿庞大的筒状黄色风衣如肯德基老人，老奶奶穿中式对襟绣花长衫、背手工皮质编织包，虽皱纹满面却白皙红润、长发茂密，如好莱坞电影里的仙女教母。

肯德基爷爷Shawn说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继而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对我说”你好、很好、非常好“，他是美国人，竟在中国工作过很多年，参与了包括首都机场在内的一系列大型机场的建设。20世纪90年代离开北京，他未曾再回去中国。而仙女教母Françoise是艺术珠宝设计师。他们曾长期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如今年过七十，选择到阿尔勒定居并想在这里找一间工作室专心做艺术。

大抵是源于对中国的眷恋和好奇，肯德基爷爷和仙女教母沿着隆河把我送到房东家门口，边走边聊80年代中国和今日中国的变迁。肯德基爷爷说，他在中国工作的年代，人们都还穿着灰色、蓝色的中山装，满街都是自行车。他问我：现在呢？我说，大家都拎着奢侈品的手袋，刷着iphone和ipad。

第二天傍晚出来散步，我又在河边上遇到了Shawn和Francoise.Francoise问起我的年龄，她说“what a baby”，并怂恿我一定要去吃路边小店的冰淇淋，我说不，我要减肥。Shawn说”女人呀，都是这样”。

我们在街边咖啡馆喝了橙汁和咖啡，他们讲起当初在巴黎相遇，各自有家庭，然后为对方离异。Shawn曾与前妻有孩子，但他和Francoise没有后代。我注意到Shaw左袖子是空荡的，猜测他在建筑工程中丢失了左前臂，但终究没有细问。

阿尔勒是个气息悲怆的小城。夕阳西下时风冷而强烈，路上行人寥寥。我说惧怕独自步行，他们便又沿路送我回去。此时已入夜，市政厅在月光映射下变为通透澄明的琉璃黄色，与宝蓝色天空相映。和一对素昧平生的老人在肃穆街道中穿行，此情景恍惚曾在梦中出现，似曾相识。

和老人们互相留下了电子邮箱，后来陆陆续续给他们发旅行中的照片，写简短的字句问候。但依然不知道何时可以再见到他们。后来在奥赛博物馆看印象派画展，我想，假若我是画家，便可朦朦胧胧描摹出他们的身影。但我不能用画笔表达，只能用文字，故此深以为憾。我并不能窥到老人们生活的全貌，却愿意记录下命运被交汇的灵光擦亮的一瞬。如当年做记者时，曾步入一些老人的生活，听他们讲述辉煌或落寞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