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娱乐专稿（文/大齿膏 编辑/端梧）

25年前的今天（7月27日），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台湾上映。这是一部有关台湾历史、社会和人性的浩繁长卷。电影从一桩简单的少年杀人案件出发，牵连出整个六十年代台湾的社会图景和人物群像。每个温热的人物背后，都有着彻骨的冷意慢慢发酵，涌上胸臆，最后化作口中一声无奈的喟叹：叹个体的渺小，和时代的无情。

25年间，这部作品不断冲击着观众，打动着观众，也启发着电影创作者。它的地位与价值丝毫不因时间褪色，反而成为人们心目中最杰出的华语电影之一。

25年后的今天，这部传奇作品的导演杨德昌已经永远地离开，主演张震正处在一个演员最好的时光，而其他参与的人员各自散落四方，走在属于自己的路上。

今天，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部华语杰作是如何为他们所创造。

杨德昌导演与演员张震、杨静怡

育  雏

众所周知，影片改编自1961年真实的“茅武杀人”案件，作案人茅武与杨德昌是同届校友。这一事件对当时的学生群体影响很大，其中就包括杨德昌。杨德昌曾写道：“茅武的事情在那时是很震撼的，因为跟我们太近了，我很多朋友都跟他很熟……对我来讲有趣的不是他的生平或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就很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年代，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

杨德昌的校友茅武犯下了轰动一时的牯岭街杀人事件

1986年，电影《恐怖分子》还没开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下简称《牯岭街》）的项目便已被杨德昌提上日程，甚至一度想要优先拍摄。在编剧小野的极力反对下，杨德昌最终选择了前者。

《恐怖分子》是一部尖锐的杰作，有着现代性的电影语法和批判性的社会议题。但杨德昌对这部作品不甚满意，认为演员表演（尤其是男主角李立群）不够自然，叙事手段也不够精简，他不希望这些问题在《牯岭街》中再度出现。

1987年，《牯岭街》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杨德昌和他的编剧伙伴小野查阅了大量书报资料，将原本的材料和视野不断扩大。随着另外两名编剧阎鸿亚、杨顺清的陆续加入，影片进入了漫长的剧本创作期。杨顺清他们很年轻，没有经历过60年代，对自己缺乏信心，“完全是害怕的”。制片人余为彦对他们说，不要有这个概念，倘若这么想，拍古装片岂不更没戏？

杨德昌（左一）与余为彦（右二）、张震、张国柱、杨静怡在东京电影节

《牯岭街》的剧本属于集体创作。据合作者阎鸿亚回忆，影片最早设想的时长是两个半小时，但他花了两个晚上才听杨德昌把内容大略讲完，其人物极多、细节极繁，并且“整个有机结构中，每一片段的功能都不是单向的”。杨德昌坚持从整体的结构出发进行编剧，大大小小95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小传，彼此间的联系更是纷繁复杂，情节发展的自由度极高。在他看来，“茅武杀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谋杀案件，“促成杀人的是整个环境，凶手是整个环境，甚至小明自己都是凶手”。在这样庞大的架构下，剧本的讨论极为缓慢地向前推进，大家互相聆听、发问，把人物和剧情的每一个环节都打通，再由杨德昌拍板。

剧组在屏东搭建了书摊林立的牯岭街

等到情节架构和人物设计全部完成，阎鸿亚执笔写就第一稿剧本。但这只是一个工作本，大家根据它来准备场景、服装以及招募演员。这一稿所有的对白都被杨德昌重新写过，内容也在勘景过后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勘景对于杨德昌而言特别重要，《牯岭街》有大量的历史场景需要被妥善地还原，成为影片中细节充盈的空间。在杨导看来，只有当空间确定，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才能被清楚地表达，才能彼此紧扣。

断断续续一年的筹备，第二稿剧本终于由杨德昌本人完成。他在其中加入了非常重要的“台风夜复仇戏”，并加强了整体的真实感。这一稿剧本交由杨顺清润色和修改之后，才算是基本确定下来。

60年代的杂货店

塑  型

早在1987年，剧本尚未彻底完成的时候，杨德昌便开始通过登报招考演员。《牯岭街》的选角工作颇有难度，其一是片中需要大量小演员，其二是因为《恐怖分子》的“教训”，杨德昌决定大量启用非职业演员，以达到他心目中真实、自然的效果。

选角过程并不顺利，尤其最重要的男女主角，迟迟没有出现合适的人选。女主角杨静怡的出现恰似一阵及时雨。她本在美国念高中，那年恰巧回台湾过暑假。杨导与她在咖啡店偶遇，觉得其形象气质都非常合适，遂说服她休学一年出演小明。

杨德昌与杨静怡、张震

而男主角，据张震本人回忆，是因为做演员的父亲（张国柱）在与杨导、柯导（柯一正）聊天的时候谈起了自己，就想找去看看，加上柯一正的儿子柯宇纶，几个大人带上小鬼在咖啡店里见了个面，杨德昌觉得蛮合适。而当年十二岁的张震，“没有任何兴趣”，刚升中学的他课业压力大，因为成绩下滑正满心希望能够提高成绩，对拍电影的事很排斥。但父亲劝他，拍个电影，一两个月就拍完了，不妨去体验下，最后他被说服了。

张国柱、张震父子

因为都是非职业演员，杨德昌找了好几位表演老师，包括自己在戏剧学校的学生蒋秀华，片中出演大姐的王秀娟，还有影片的编剧之一、戏中“山东”的扮演者杨顺清。他们将这群半大孩子组成一个班级，给他们讲基本的演员专业课程。张震回忆说，他们这群小朋友足足上了五十多堂表演课，多数是基础练习，认识自己的形体，引导自己的情绪。但对于包括柯宇纶在内的大部分孩子来说，“表演课都是在玩啊”。

左三柯宇纶、左四张震

除此之外，为了让小演员们熟悉那个时代的语言环境，杨德昌特地找了几位有过“那方面”经验的演员，来教他们属于“不良少年”的帮派黑话。这一工作，甚至连杨导本人都乐于参与。张震举了几个例子，挡瑯意指借钱，叶子指的是西装，坐计程车叫撇则轮。片中还有许多脏话，张震印象最深的是那句“操你妈的X”：“我们那个年纪的小孩哪里会讲这个，但在他们那个年代就很常见。”在张震看来，这帮人是在“教我怎么耍流氓”。

不管怎样，所有的角色算是找到他们的容器了。

生  长

剧本、演员都已就位，场景也已选毕搭好，《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终于在1990年8月8日开机，既定预算1400万。

电影在淡江中学开机

影片开拍初期问题重重，首当其冲的便是演员。片中大部分演员都是首次“触电”，短程的表演训练不足以使他们在镜头前收放自如。而其他职业演员与这帮新人处在同一空间中，表演难免产生割裂感，彼此难以平衡。杨德昌所坚持的全景长镜头调度方式，要求演员之间必须配合无间，一有差池便得推倒重来，更是加大了表演难度。其次，剧组的工作人员也有一大半是首次参与跟组，各方面都处在“手生”的磨合期。杨导又是绝不敷衍之人，对表演、对道具、对摄影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求完美。一切的一切，都让整个拍摄进程极为缓慢。

杨德昌给小演员说戏

等到磨合期渐渐过去，剧组中的各种冲突又开始爆发出来。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演员。杨导虽然才华横溢，但在演员指导上，实在不大有章法。吴念真便坦言：“驾驭演员演戏，杨德昌其实是没什么能力的。”他十分不懂得与演员沟通，达不到要求就会生气、怒吼，演得好了也不大会夸，但会“兴奋地想亲他的脚”。《牯岭街》中大多是小演员，沟通起来更加困难，一旦找不到状态，挨导演骂是家常便饭。孩子们多数时候都比较乖顺，也畏惧导演权威。但当杨导因为女主角杨静怡连续NG，找了第二人选一人一条，一次拍“两个小明”后，被“换角威胁”的杨静怡当场与导演大吵一架，负气离开。

女主角杨静怡与导演杨德昌曾大吵一架

随着拍摄的进行，杨德昌开始用一些特殊的办法激发演员潜能。据张震回忆，有一个镜头是他被一个男生用力推去撞墙，足足拍了近四十次，撞到后来他都迷糊了，才拍出那种真实的气愤和羞辱。还有一场戏是台风夜杀人，要拍他看到一个将死之人的恐惧。杨德昌知道张震肯定演不出来，于是当后者一到片场便劈头盖脸地骂了他一顿，再关进小黑屋面壁半小时，之后拖出来直接开拍，以求捕捉那种状态。这样的做法让大家苦不堪言。

同样是台风夜杀人那场戏，杨德昌要求摄影使用自然光，哪怕夜里黑乎乎一片，看不清人影也没关系。他说那个年代的感觉就是这样，要如实传达，而且有情绪抒发的作用。摄影师张惠恭后来回忆起来，仍带着不可思议的心情：“我从没拍过这样的戏。”

触目惊心的台风夜杀人场景

在布景、道具上，剧组也是磨难重重，制片人余为彦常对工作人员说“道具就在你身边”，要陈设小四家时，杨顺清说藤椅、沙发什么都没有，余为彦让他们就在当地找一找，结果几乎每天都能挖到宝，全是那个年代的旧东西。为了精准还原那个时代的细节，杨德昌提出的某些要求可谓苛刻，比如杨德昌以前家里用的是两颗煤球接连起来的煤球炉，他就要求片中也要用这个款式。结果开拍前才发现是中影厂送来的煤炉是街头卖番薯用的而不是家用的，杨德昌疯掉了。于是余为彦带着人去杂货店找，没有，听说山上有中药铺有，型号不对，卖中药的说山下有一户人家是做煤球的，老板娘说：以前有，现在没有。最后，还是在煤球店的苗圃里挖出来了一个。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小四的家

《牯岭街》的艰苦拍摄持续了整整八个月，成本也一路跳到2400万。要转战屏东拍摄的前一天，剧组已经一毛钱都没有了，制片经理吴庄问余为彦，明天通告是不是先撤，余说，撤什么，不撤。结果当天飞碟唱片的创始人彭国华拿了钱来救助，后来《牯岭街》的电影原声带就交给飞碟唱片发行，推出第一个礼拜就卖出了十几万张，蔚为轰动。1990年9月到10月这一个月间，因为资金的断链和场景的拆除（片中的牯岭街景全靠剧组搭建，并很快被拆，包括台风夜的高潮戏都是抢拍的），整个剧组彻底停摆。后来，来自日本的发行公司HERO以60万美元的资金买断了影片的国际发行权，才解决了剧组的燃眉之急。

漫长的拍摄中，庞大的剧组频繁换血，创作内容也不断变更。很多时候，由于条件的限制和剧本的修改，剧组不得不采用冒险的备用方案。所幸的是，运气站在了剧组这边，杨德昌说：“我们冒的险，90%的结果都超出了预期。”

一路踉踉跄跄，到了1991年4月。当小猫王送录音带这最后一场戏拍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终于杀青了。

杨德昌与饰演honey的林鸿铭

但漫长的后期工作才刚刚开始，杨德昌亲身上阵，给小公园帮派老大honey配音，他希望honey声音带有江湖上混过的口气，但演员林鸿铭说话太文绉绉了。honey这个角色的江湖味道，是杨德昌对青春时期的一个记忆，他在电影笔记里写道，“对于在台北上学的中学生来说，那是一种群雄四起，据地为王，狂想式的江湖战国时代。当时有不少家喻户晓只知道绰号的传奇人物和他们的传奇故事，不断地在发生，不断地在同学之间流传”。他的朋友阿中，初中时加入了一个附近的少年帮派，后来他的绰号成为类似武侠小说里的人物一般，在台北学生之间无人不知。

张震也被关在配音间里重新给影片配音，单这就花了数月时间，张震描述，配音间里黑蒙蒙的，若碰上杨导发怒，更是叫人毛骨悚然。有一回张震老配不好，杨导冲进去一把抓起他的衣领，要他出去单挑。旁人费解道：“哎，他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你跟他单挑什么？”

杨德昌与录音指导杜笃之

破  蛹

几个月紧张的后期工作后，《牯岭街》的237分钟导演版——也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版本——终于出炉。这个版本被送选戛纳电影节，但当时组委会的选片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并且因时间匆忙，带过去的拷贝和翻译都不理想。最后组委会拒绝了《牯岭街》，理由是那一年已经有很多很长的电影了（实际上只有雅克·里维特的《不羁的美女》超过200分钟）。与此同时，日本的发行方也给片方施压，要求剪出一个三小时左右的版本，杨导无奈照做。有趣的是，这个不让他满意的版本参加了当年的东京电影节，并且拿下影评人费比西奖和评委会特别奖两个大奖。

1991年7月，删减后的《牯岭街》在台上映，但第二天便有电视台播放了全片，极大程度地损害了票房。不过随后的金马奖上，原版的《牯岭街》在一个汇集了《阿飞正传》、《推手》、《阮玲玉》等电影的超级大年拿下最佳影片，算是获得了业内的一致认可。次年，《牯岭街》在法国上映，评论界一致叫好，法国《电影手册》甚至特辟专栏讨论此片。戛纳组委会显然为此后悔，以至于之后杨德昌的所有电影只要参赛，都会入围主竞赛单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牯岭街》越来越受人重视，它的叙事手法和场面调度不断被人研究，它背后的导演美学也成为作者电影的范例。一代又一代的观众更是被深深地震动着，到了今天，《牯岭街》已然成为华语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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