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娱乐专稿（文|曹阿改 责编|露冷）
谈论自己的少年时代总会让甄子丹的兴致更高一些。
比如说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波士顿上学，有白人同学挑衅他：“他们说你是中国人，那你会中国功夫吗？”
与其规规矩矩地回答“会”，甄子丹通常选择快速出腿，不待对方反应过来，便在对方脸上连续踢上两脚。
“啪啪——两脚，我最喜欢踢他们的脸了。”他说。
用拳脚来回应挑衅者，那是甄子丹最扬眉吐气的时刻。
有一阵子他喜欢穿中式对襟盘扣的衣服，脚蹬黑布鞋，还把扫帚做成双节棍插进白袜子里，再戴上一幅墨镜，活脱脱一身李小龙的行头。
作为上世纪华人世界里最轰动的功夫明星、武术家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民族英雄，李小龙1973年在如日中天之时突然去世，但他深远的影响力其实方兴未艾，既笼罩北美，也波及亚洲。
甄子丹就是其长期的追随者之一。仿佛是李小龙言传身教般地，甄子丹很早就认识到：“要让大家尊重你，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利用自己的身体语言”，这种身体语言不是跳舞（虽然他早早就学会跳霹雳舞），“最直接的就是中国功夫。”
40年过去，甄子丹的拳和脚早已成为华人功夫电影新的招牌，也是西方人在李小龙、成龙、李连杰之后，认识中国的另一块多棱镜；某种程度上，更是西方世界和单一个体合力重新塑造中国人形象的一个icon。
尚在公映的《极限特工3：终极回归》中，甄子丹是范·迪塞尔之后的男二号，是有勇有谋的极限特工；稍早热映的《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里，他扮演的盲武者尤其出彩，武打戏“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最后更是舍身取义，为传输死星设计图立下大功。
参演《极限特工3》之前，片方力邀甄子丹加盟，甄首先回应的是：“如果对我们华人形象影响不好的，我不接。”
“这十年八年来，好莱坞一直都有给一些剧本让我看，但很多我都推掉了——因为对我们华人还是不够尊重。在今天，我已经不能接受这种（华人形象负面的）角色。”
甄子丹说：“这么多年来，我们电影人一直在努力改变那种形象，希望外国人看到，中国人已经不是他们以前想象的那种中国人。”
成龙、李连杰、甄子丹谁更能打?
成龙、李连杰、甄子丹（在有些名单上，或许还要加上李小龙、洪金宝、吴京、张晋等人），谁更能打？这个争论旷日持久的问题激起过无数网民的兴趣，却可能是个无解的天问。
网友们会不厌其烦地分析他们的功夫来路和风格，比如成龙的底子是京剧武丑训练，因此多腾挪跳跃；李连杰的基础是长拳，兼顾太极、刀剑枪棍，因此功架扎实，动作飘逸；而甄子丹则在传统武术之外，兼修拳击、跆拳道、MMA（综合格斗）等，因此腿法凌厉，综合能力超强，等等。
甄子丹本人曾经在某个采访中含蓄地回应过这个问题：“和成龙打了两次，和李连杰也打了两次。和成龙用过拳脚，不过大哥可能是练得少吧，速度上慢了点。和李连杰在兵器上接触过两次，但没有过瘾的、近身的较量。”——虽然颇为含蓄，但还是被网友看出了其中的“傲气”，也因此被反复引用，甚至被看做是一种后来者对于前辈的“不服”与“挑战”。
但其实甄子丹学武超过50年，在银幕上也打了33年——哪里是什么后辈？
他演的第一部电影是1984年的《笑太极》，那年他19岁。《笑太极》的导演是香港的金牌武指、“八爷”袁和平，在此之前，他已经用《蛇形刁手》和《醉拳》让成龙变得炙手可热。结果成龙投奔嘉禾，八爷不得不再造一个新星——他挑了甄子丹。
《笑太极》没有捧红甄子丹，而甄子丹也并未跟随袁和平太久。
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年轻人，他不太能适应武行的诸多规矩，恐怕也不觉得当时武打片的制作方式有多科学合理，“每天都是现场套招，没有监视器回放，等胶片冲出来一看，如果拍的不行，还得再拍”。
参演了袁和平的《情逢敌手》之后，甄子丹选择回美国。他先是在妈妈的拳馆做助教，后来又回到香港，期间还去TVB训练班学过表演。
与甄子丹同龄的曾经的队友——或者说对手也不为过，拿过五届全国武术全能冠军的李连杰，自1982年《少林寺》一夜成名后，已经在两岸三地火了将近十年。他们第一次在电影里“重逢”，是在1992年徐克导演的《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李连杰演黄飞鸿，甄子丹是最大的反派纳兰元述。
到了1995年，甄子丹决定自己开公司，拍自己的电影。两年后他自导自演了两部戏，《战狼传说》和《杀杀人，跳跳舞》，结果香港金融危机一来，甄子丹的公司差点破产，最惨的时候，他的银行卡里只有100多港币。
甄子丹并非没有去好莱坞碰过运气，但多半事不如意。有报道称他拒绝过科波拉（《教父》的导演）的邀请，原因是觉得剧本对中国人的描述太可笑；他还放弃了出演《古墓丽影》续集的机会，因为影片歪曲了华人形象。
他也给好莱坞做过动作指导（比如《刀锋战士2》），但感觉却“非常受气”。在好莱坞，武术指导只是一个比灯光、美术级别更低的技术工种，“你设计一个动作出来，导演、摄影师就会拿着一杯咖啡，在旁边说要怎么怎么拍，其实花了两天时间都不知道怎么拍，拍完之后给剪辑师，剪辑师也不懂把镜头接起来，所以你会发现早期好莱坞的武打片都是乱七八糟的。”
机会在新千年之后才降临到甄子丹的头上。
先是张艺谋的《英雄》（据说是李连杰向导演建议要甄子丹来做他的对手），然后是袁和平的《铁马骝》，再到2005年，是徐克的《七剑》、叶伟信的《杀破狼》和《龙虎门》，到2007年《导火线》出来的时候，连好莱坞都不得不关注这个风格迥异于成龙和李连杰的武打明星了。
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他的全盛时期来得晚了一点。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另外一点——他越战越硬。
▲1992年，甄子丹和李连杰在《黄飞鸿2》里对戏
把MMA和巴西柔术带进电影
抛开现实中格斗谁强谁弱这个让人尴尬的问题，让我们回到作为武术指导和武打演员的甄子丹，看看他到底有什么不同——
早在1995年，甄子丹就已通过录像带看到MMA的视频资料。
MMA（Mixed Martial Arts），中文译为综合格斗，是一种规则极为开放的竞技格斗运动——除了不能插眼、踢裆、击打后脑勺等少数限制，MMA比赛更像是一场残酷的“困兽斗”，参赛者可以使用任何风格的格斗术，比如拳击、泰拳、跆拳道、截拳道、古典摔跤和中国式摔跤、巴西柔术、散打、擒拿等，对行外人而言相对小众的格斗术，比如以色列的马伽术、介乎于武术和舞蹈之间的巴西卡波耶拉、东南亚传统武术班卡苏拉等等，都可以登台竞技——唯一的规则就是：赢得胜利。
很多人会把李小龙尊为MMA之父，因为他是第一个打破传统武术的门派和拳种隔阂，并将西方格斗和自由搏击引入实战的武术家。然而，MMA作为一种竞技比赛风靡全球，却是在李小龙去世多年之后。其中，UFC（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即终极格斗冠军赛）就是MMA中最顶级、规模最大的职业赛事。
1993年，在首次举办的UFC大赛上，来自巴西格雷西家族的霍伊斯·格雷西用令人震惊的战绩，将改良自日本柔道的巴西柔术展现在世界面前——三场无差别级比赛，霍伊斯总共用了不到5分钟就击败对手。而且，霍伊斯在第二年的UFC又一次毫无例外地夺冠，令世界格斗界再次对巴西柔术投以极大的关注。
“我一直在动作片里寻找一些世界流行的方向，作为武术家也好，拍电影也好，我都不断在想，究竟现在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甄子丹在一个采访中说。从那时起，他开始研究巴西柔术以及MMA在影视中的应用。
华语电影里表现MMA较为充分的是林超贤导演、张家辉和彭于晏主演的《激战》，那已经是UFC举办20年之后的2013年。
甄子丹比林超贤早了10年——在2003年的《千机变》里，他就引入了MMA和巴西柔术的元素。
▲甄子丹在《导火线》里融入格斗技巧
2005年甄子丹担纲武指的《杀破狼》，与洪金宝的打斗场面中出现大量地面缠斗和摔跤动作，与吴京的巷战则干脆放弃套路，直接用短刃相接、贴身短打来表现生死一线的紧张感。
两年后的《导火线》延续了《杀破狼》中的自由搏击风格，比如甄子丹在大排档击杀释行宇（其实他最好的角色之一是《功夫》里饰演“十二路谭腿”的苦力强）那段打戏，拳拳到肉的效果逼真到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甄子丹与邹兆龙的最后对决，两人则大量应用拳击、泰拳、跆拳道、散打以及巴西柔术的技法——武打场面不再是花拳绣腿，而是让人心跳加速的真实搏杀。
到了《特殊身份》（2013年）的时候，强调地面动作、以骨关节锁技压制对手的巴西柔术在甄子丹与安志杰的对打中已经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甚至有一些动作要内行人才能看懂其中的奥妙。
甄子丹带来的，是动作片的新生。
在动作片中引入MMA综合格斗术和巴西柔术，也许是甄子丹和“甄家班”在武术指导上最大的创举。
这次拍《极限特工3》，片方的武指就告诉甄子丹，好莱坞有一个特技演员工会，“其中一个功课就是研究《导火线》的动作场面怎么拍，怎么剪辑，我才发现，原来我早期的一些电影他们都会去研究——当然，他们肯定也会研究成龙的戏。”
而甄子丹的创新，针砭的是传统的动作设计里“套招”的流弊。
所谓套招，可以简单理解为演员在对打中，严格按照设计好的套路，彼此见招拆招，其好处是可以“大战三百回合”，满足观众对演员要打得过瘾的需求；但弊端也显而易见——不高明的套招冗长而乏味，既对剧情毫无实质推动作用，更让人觉得虚头巴脑，毫不真实。
而真实的武术对决，讲究的其实是毫厘之争，哪怕是带有体育竞技性质的拳击或综合格斗，在攻防之间也会留有时间的空隙，不会毫无节奏地一直打下去。但2000年之前的华人武打片，多半犯有套招失真的毛病，于是中国功夫就变成了“神奇的功夫”，而非“真功夫”。
▲2006年，甄子丹凭借《杀破狼》获得金像奖最佳武指
功夫、武侠，还是Action？
华人常常以中国功夫自豪，以动作片自豪——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其实早已经变天。
早期好莱坞的动作片，仍被打上明显的香港烙印，比如2003年左右的《黑客帝国》和《杀死比尔》系列，武指就是袁和平。但是2002年至2007年出品的《谍影重重》三部曲，却几乎完全抛弃华人动作片的武打风格，而创造了自己全新的动作美学。除此之外，2002年至2008年的《非常人贩》系列、2008年至2014年的《飓风营救》系列，在动作设计上都各领风骚，甚至反哺亚洲，影响亚洲的动作片，比如韩国的《孤胆特工》（2010年）和《嫌疑人》（2013年）——要知道，上述这些电影的主角，基本上没有受过正儿八经的武术或搏击训练：马特·达蒙此前是个写剧本的，杰森·斯坦森是个跳水运动员，连姆·尼森做过叉车司机，而元斌和孔刘呢？一个曾在汽修厂当修车师傅，一个是少年棒球队的运动员。
“我觉得中国的一些武指现在还保留着以前的优越感，觉得我们拍武打片一贯以来都是世界最好的。”甄子丹说，“的确，现在好多影视剧的武打场面都有我们以前的影子，镜头运用、武打设计甚至剪辑风格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你看老外的动作片，先不说好不好，但它很贴地气，能抓住你的心，你看完了会有共鸣。”
而甄子丹能在成龙和李连杰的时代里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动作设计与好莱坞有异曲同工之趣：强调视觉和肉体上的真实感，重视镜头角度、快速剪辑、后期调色等因素，并最终给观众提供更现代的质感。
并非别的武指或武打演员所展示的就没有质感，只不过，就像甄子丹自己说的，“就像是这杯咖啡和那杯咖啡的味道，我很难去解释其中的差别，但可能用一种方法去解释会比较容易理解：我的表达更有节奏感。”
很多人认为甄子丹是在成龙宝刀已老、李连杰转型慈善之后占据了空档，所以才得以脱颖而出——这样的评论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必确切。
相反，甄子丹能出来，或许应该追溯一个更大的背景：武侠的淡出，武术的兴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武术的概念也可以摒弃不用，只需像好莱坞那样，用“动作”（Action）来表示就可以。
我们可以在早期的邵氏电影里看到武侠（如果不是出于怀旧的原因），从胡金铨、徐克、何平、程小东的电影里看到武侠，但武侠片的式微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近年来有李安、陈可辛、侯孝贤、王家卫、徐浩峰等人偶尔试刀武侠片，但武侠片原有的镜头语言逐渐转移到电视剧这个大市场，却是更为主流的趋势。
相反，不再飞檐走壁之后，当武侠回归武术，甚至武术的文化外壳也剥离，直接落地到功夫和动作的时候，包括甄子丹在内的武指和功夫演员才有了更大的机会。
然而，世界的变化从来不是单一逻辑可以笼统概括，至少，在甄子丹身上，矛盾之处在于——虽然他在事业山峦上的爬升是接着《杀破狼》《导火线》等时装动作片，但真正让他博得大名的，却是《叶问》系列。
2008年《叶问》面世之前，甄子丹已经在银幕上打了24年。
▲甄子丹曾在《叶问》中运用咏春打伤了拳王泰森
那24年里，他演的正派角色始终局限在警察、武师、杀手等范围内，打得是好看，但始终感觉有点不咸不淡；演的反派倒是有让人记忆深刻的，比如《新龙门客栈》里的东厂大太监，但他自己不喜欢。
到了“叶问”，观众、市场以及他自己都买账了，因此名利双收。
为了拍好《叶问》，甄子丹花了8个月进行咏春拳训练，还随剧组带上木人桩，拍摄间隙就在酒店里苦练。网上流传的一段小视频里，叶问之子叶准对与之“黐手”（咏春拳里一种类似太极推手的对练方式）的甄子丹说：“黐得挺好啊，毫无破绽。”
同样的心力被甄子丹放在了文戏上。为了减肥，甄子丹不吃饭，只喝茶。别人在片场里跑来跑去，他就穿着长衫，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着。叶问宗师烟不离手，从不吸烟的甄子丹也学会吞云吐雾。
跟甄子丹从《杀破狼》《龙虎门》《导火线》一路合作而来的导演叶伟信说，其实甄子丹很会演戏，“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把表演细胞释放出来”。“他这一次不演，反而真的具备了一代大师的气度。”
《叶问》之后，《十月围城》里悔改的赌徒，《武侠》里避世的罪人，甄子丹都演得丝丝入扣——放松下来后，这一介武夫终于懂得怎么表演。
因为《叶问》系列，加上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和徐浩峰的《师傅》，咏春拳成为家喻户晓的拳种，叶问也如他的英文名Ip Man，成为一个全球IP。
然而，当我们把焦点回到甄子丹，你会发现，悖论就在于，甄子丹的成功，恰恰是武术又重新披上了多层外衣——叶问不仅仅是一个咏春高手，电影里的叶问还会“一个打十个”并将日本空手道高手直接打死，会扶弱济贫摆平帮派纷争，会战胜西洋拳——甚至，就像《叶问4》在宣传稿里透露的，甄子丹直接把拳王泰森打到手指骨折了。
民族主义、抗击倭寇和洋人，最后体贴顾家，保持一代宗师的儒雅，银幕内外的叶问，以一种近似于侠士的形象，成为各种情绪乐于附着其上的象征。
徐浩峰曾在他的《刀与星辰》一书中写道，中国“武侠电影的银幕英雄，最有名的是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他们在历史上、在银幕上都很可疑”，其中，“历史上的叶问没打过日本人和白种人，甚至一辈子没有查之有据的比武记录。这样的一个人成为民族英雄，说明我们太缺乏民族英雄”。
叶问之后，很多人会把对“叶师傅”的想象继续投射到甄子丹，但在甄子丹这里，事情也许没有那么复杂沉重——为了饰演叶问，他会勤学苦练咏春拳，但不会有太多的额外的代入感。况且，别忘了，《叶问》系列的武指是洪金宝和袁和平，而不是甄子丹自己。
▲《叶问》的成功让甄子丹名利双收
并非“中国制造”的“中国心”
甄子丹有民族心吗？
毫无疑问——有，但不是像电影里的叶问那样的。
他的民族心，也和其他几位内地武打明星——例如李连杰——有着微妙的差别。
李连杰是典型的“中国制造”，平民家庭出身，全凭后天苦练，拿下多个全国武术全能冠军。从少年时代开始，李连杰就代表着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所以但凡有面向外宾的武术表演，无一不战战兢兢，确保万无一失；即便日后成为国际巨星，但凡接了饰演反派的戏，也总是惹得中国人民不高兴。在他这里，武术不仅仅是个人技艺的展示，更意味着政治、外交和大国的面子。
甄子丹没有这样的压力。他从未“被代表”过，所面对的也不是一个“想象”的西方——少年时期在美国被歧视或区别对待，其实只是华人的普遍经历。
即便他有愤懑，背后的心理机制——那个身份的参照物，恐怕也不是政治上的“中国”，而是文化上的“华人”。
在美国，甄子丹是少数派；在大陆，如果以“出身论”视之，他也不是“自己人”。
唯一一次勉强称得上进入“体制”的经历，还是多年前以华侨的身份进入北京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的北京武术队，然而受训不过一年，他就选择离去。
实际上，进入北京武术队，本身就是一桩稀里糊涂的事。
1979年，访美的北京武术队在波士顿参观了太极名家麦宝婵的武馆，在那里，他们看到了麦的儿子——甄子丹的武术表演。
“带队的教练对我妈说：你儿子的身体素质太好了，如果回到中国让我们训练一下，肯定能拿武术冠军。”虽然今日已无法考证北京方面说的是不是客套话，但结果就是：“有一天我妈跟我说：你愿不愿意回中国？”
16岁的甄子丹没有异议，随后被送回中国大陆。他先是住在广州的舅舅家，直到两个月后北京方面确认他可以就读什刹海体校。
他记得自己住在校外的宾馆里，每天五点钟就要起床，坐113路公交车，花上一个小时才抵达学校。到了周日不练功的时候，他喜欢去新建成不久的建国饭店买汉堡吃，“六块五一个”。
当时的北京武术队分成男女两队，练习刀、剑、枪、棍、长拳、太极等不同比赛项目。或许是青春期雄性动物对外来竞争者的警惕心理所致，男队的队员们并没有对“空降”的甄子丹表现出欢迎和友善的态度。
“男队不喜欢我，”甄子丹说，相反，倒是女队的队员们愿意跟他说话。入男队两周后，他就被调到女队接受训练，直到他一年后离开。
“坦白说，我是个有点叛逆的小孩。我爱练武，父母送我回来，那我就练。但一年之后我个人认为自己的功夫已经不错，还要学什么呢？所以那时候心就不在武术队这边了。”
中国传统武术在“文革”中遭到重创，但它稍后以另一种面貌被重新复苏——实战性和危险系数被大大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更侧重观赏性的套路化表演；至于传统武术中的散手（不拘招式因而具备真正杀伤力的手法），则被日后同样以现代竞技形式出现的散打吸纳，或者干脆弃而不用。
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甄子丹的“出走”：他从未想过通过日复一日地练习套路并使之精确地符合比赛标准，从而拿一个全国武术冠军（如李连杰那样）；他恐怕也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对他而言，传统武术并不是构建自我身份与国家、民族、文化归属的想象共同体——是的，我会中国功夫，但并不是非要懂得中国功夫，才能成为一个“中国人”。
▲甄子丹在《极限特工》和范.迪塞尔合作
业余武术家，专业电影人
其实甄子丹有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母亲——他的母亲麦宝婵早年师从傅派名家傅永辉，也曾跟太极名家李天骥学过太极。傅永辉是谁呢？这么说吧——傅的父亲傅振嵩曾任南京中央国术馆的八卦拳总教师，武林掌故里的“北拳南传”、“五虎下江南”中的“五虎”之一，说的便是傅振嵩。
据说麦宝婵尽得傅永辉的真传，擅长太极、八卦、形意三大内家拳和武当剑法（她曾经批评李安的《卧虎藏龙》，说里面的武当剑法完全不对），1970年代移民美国后，曾在波士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开班授课，并于1984年获国际太极拳比赛金牌，其本人也被美国著名的《黑带》杂志评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武术家之一。
但甄子丹从未复制母亲的这种习武模式，与其在传统武术中深挖到底，他似乎更在意“西洋拳”的实战效果。
十四五岁的时候，甄子丹偷偷跑去华人一般很少涉足的黑人社区学拳击。他还学过空手道和跆拳道，巴西柔术和综合格斗技巧则在更晚的日子里苦练获得——这些纯粹由好奇心驱动的习武经历，可能最终影响了甄子丹对武术的总体思考——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影视上，他都倒向了更加真实、更加有效的武术。
在不止一个场合他都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武术是很科学、很透明的身体技能，不要把武术当成武侠，这是两回事。中国文化是很厉害的，本来只是一拳，但那支笔、那些词把它神化了。”
“武术是一种Mathmatics，一种数学和算法。”
▲甄子丹在《极限特工》里展示招牌踢腿
或者你可以这么说，与李连杰、吴京、张晋等在武术队成长起来的武打演员不同的是，远在少年时期，传统武术就已被“祛魅”。数学和算法没有感情色彩，也不承载历史包袱和文化意义，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才可以做到真正博采众家之长而为己用，学各门各派的拳术，却又不偏袒其中某一个。
所以，当我们问甄子丹学过多少种武术，哪些对他影响比较大的时候，不难理解他会这样回答：“我是从小练武的，但基本上我把一生都投入了电影。我只能说，我只是一个业余的武术家，一个专业的电影人。从电影的角度来看，每个门派都很重要。”
“大家觉得甄子丹一直在推广武术，其实并没有。我只是在不断推广武打片，然后通过武打片，让大家对武术产生兴趣而已。我有兴趣去研究武术，但是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研究电影。”
至于什么叫“武术家”呢？他也避免给自己加上心理包袱，在他看来，“你爱武术，你就是武术家——你花时间去体会，去钻研这种艺术，把生命投入在这里，你就会变成武术家，就这么简单。”
如今的甄子丹，早已跻身片酬最高的武打明星行列，而他的朋辈——例如成龙，虽然仍在“一线”，但明显已是明日黄花；李连杰近年来已不拍打戏，与电影相比，他更愿意谈他的慈善；张晋在沉寂十几年后，凭《一代宗师》里的马三一角脱颖而出，但也尚未晋级超级巨星。倒是甄子丹，身手未见迟钝，演技却日渐成熟，此刻正是他最好的当下。
也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知道他有一个著名的武术家妈妈，还有一个老派文人爸爸——他的父亲甄云龙曾任《星岛日报》编辑，退休之后喜欢写书法，研究历史。十几年前，甄子丹的父母把波士顿家里的家具全部扔掉，全部换成中式家具，“好像回到古代”。
麦宝婵回到家喜欢弹扬琴和古筝，早年则是一名女高音爱好者；甄云龙从前拉小提琴，老来却喜欢拉二胡。在他们的影响下，甄子丹从小就学会弹钢琴，“我老婆也会弹钢琴——我们全家都会弹钢琴”。
我们问他，从打打杀杀的片场回到像古人居住的家，会不会有很大的反差，甄子丹没有直接回答，他说：“其实我的性格很不像我父母，他们比较保守，我就很好奇，希望不断去进化。”
他经常回到他波士顿的家里短暂地探望他的父母，但更经常的，他从那个家里走出来，越走越远，从西方走回东方，又或从东方走向西方。
（编辑助理/周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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