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带着百年沧桑和坚韧的优雅,李佩先生走了

2017年01月30日 侨居AU


来源: 水煮历史



李佩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工作照(2000年后)


今天凌晨,著名语言学家李佩先生在京去世。李佩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她被称作“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

她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她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选录学生。美国部分大学的推荐信中,英文水平证明书中只要有李佩的签名,都会得到认可。她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给博士生上课。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总共办了600多场。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年轻时叛逆


李佩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江苏镇江的小商人,祖父把希望寄托到她的父亲李保龄身上,李保龄不负所望,先考取了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后来又公费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矿冶,学成回国后在开滦煤矿做矿冶工程师,还把家搬到了北京。

1918年,李佩在北京出生,她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李保龄对儿女们很疼爱,不过,他虽然留学多年,思想却依旧封建,不许女孩上大学。所幸母亲支持女儿念书,她虽然是没读过太多书的家庭妇女,但却认为“女孩子一定要有文化,要不然出去会受欺负”。在家庭内部的抗争与妥协之后,李佩终于如愿以偿地进了学校。

1936年,李佩从贝满女中毕业,父母终于同意她上大学,但要求必须上女子文理学院。李佩不为所动,她当时考上了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最后坚持选择了北京大学,进入“最时髦”的经济系。

上大学时,李佩“自作主张”地改了名字。原本叫李佩珍,她自己觉得‘珍’字太俗气,就去掉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沦陷,大学也陆续停课。出于安全考虑,李保龄将家搬到了天津租界,李佩在天津家中住了半年,内心里还是想找个安定的地方读书,于是偷偷离家去了西南联大。因为性格活跃热情,李佩在西南联大曾当选学生会副会长。

1941年,李佩从西南联大毕业,去了重庆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这是当时的进步协会,旨在“研究劳动问题,积极唤起劳动界本身觉悟,促进全国民众服务精神”,协会成员里既有中共地下党员,也有进步人士。

李佩到中国劳动协会工作的第二年,美国工会决定向中国、英国和苏联工会每年提供捐赠来改善抗日战争中工人的生存条件,李佩当时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会经费的管理,她后来回忆说:“我们利用这些捐款办了一些工人夜校、福利社、图书馆与托儿所,帮助当时中国最底层的工人和妇女们学习文化知识。”

在中国劳动协会,李佩卓越的工作能力很快得到认可。1945年9月,她作为朱学范的助手一同前往巴黎参加国际工联的成立大会,并设法帮助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为参会获得了护照,她还在会上见到了邓发。当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为邓发送行的时候,李佩看到他带了一幅精心包裹的油画,十分好奇,一问才知道是毕加索赠送给毛泽东的,托他带到延安。可惜的是,在飞赴延安途中,邓发因乘坐的飞机失事遇难,那幅珍贵的油画毁掉了,李佩因此成了这幅油画唯一的见证人。

国际工联的会议刚结束,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又在巴黎发起召开世界妇女大会,李佩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还被选为大会执行理事。由于当时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发护照,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邓颖超和蔡畅未能参加大会。于是,李佩在会议期间向主持人提议说:“因为没有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参加,包括我在内的这个代表团不能代表全中国妇女。”回国后,她把大会发来的文件和电报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帮助大会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

在重庆的那几年,李佩几乎每天风雨无阻赶电车往返于周公馆,甚至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



郭永怀和李佩(1956年回国前)

在美国收获爱情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李佩去上海待了半年时间。1947年2月,在美国工会教育项目主管的推荐下,她得到机会,远赴位于纽约州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校学习。在那里,李佩遇见了一生的爱人郭永怀。

谈起这段爱情的缘起,李佩回忆说,在西南联大时期,他们就彼此知道对方了,因为“理学院和女生宿舍是挨着的,出入那条风竹街都能看到”,但两人并不熟识。1940年,郭永怀出国留学,6年后,他加入康奈尔大学新成立的航空研究院担任教职。李佩到康奈尔大学后,经常参加一些西南联大学生组织的同学聚会,就这样,两人逐渐熟悉起来。

1948年春天,他们在纽约附近的小镇绮色佳市政厅结婚,成就了一段佳话。回忆起当年,李佩说她最开心的便是结识了郭永怀的很多同窗好友,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林家翘和夫人梁守瀛等人都成了她一生的朋友,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与交流,李佩意识到科学对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影响了她的大半生。

1951年,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主任请她给美国学生上中文课,那些学生都是美国国务院挑选出来的、以后准备派到亚洲地区做外交官,需要有流利的中文表达能力。李佩出色的语言能力和教学水平赢得了一片赞誉。


虽然身在国外,但郭永怀和李佩一直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彼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巨变即将发生,很多留学人才纷纷回国,郭永怀和李佩也早就有了回国的想法,他们经常邀请朋友到家中讨论祖国的命运与未来,思考能为新中国做什么工作。



郭永怀、李佩夫妇和女儿郭芹,一家人1953年在美国

当时钱学森已经被美国官方软禁,直到1955年8月,日内瓦中美大使会谈后,中国在外交上取得胜利,美国取消了禁止中国学生出境的禁令,钱学森于是当即坐船返回中国。郭永怀与钱学森关系亲密,回国前,钱学森写信问他是否一同归国,但郭永怀当时有一个研究项目未完结,于是承诺完成项目后回国。

1956年9月,郭永怀和李佩带着5岁的女儿郭芹启程离开工作生活了近10年的绮色佳,在加州理工学院停留几天后,他们由洛杉矶港口登上了美国“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了归程。海上航行三个星期之后,他们又从香港九龙乘火车取道广州,在深圳的罗湖边防站踏上国土。


回国后,新中国的景象激起了大家满腔的报国情怀。应钱学森邀请,郭永怀出任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为了就近照顾他,李佩便出任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西郊办公室副主任——17级的行政干部。行政工作非常繁琐,但李佩并不在意,为了更好地服务科学家,她先后推动成立了中关村第一所幼儿园和第一所小学。

当时的西郊办公室就设在中关村“福利楼”。那时候,中关村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海外归来的学者,他们中的研究员大都集中住在号称“特楼”的中关村13楼、14楼和15楼。这些归国学者在国外生活多年,早已形成了西式餐饮的习惯,但当时条件艰苦,整个北京也很难买到西式糕点。作为分管行政工作的副主任,李佩积极奔走,希望能满足科学家们的生活需求。一番周折后,北京市政府指定北京市服务事业管理局负责筹建,抽调高级技师,建立茶点部。

“李佩先生想的永远是做好自己本职工作,为大家服务,我非常敬佩她。”80多岁的中科院力学所退休研究员谈庆明说,他也向我讲述了当年的故事。那时候,谈庆明刚从北大毕业进入力学所工作,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里,没有多余的空间读书学习,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于是写信到中科院行政部门。李佩收到信件之后,亲自找到谈庆明,不仅细心听取了他的意见,还请谈庆明动员其他年轻人,对即将建设的一批新的集体宿舍提意见,这让谈庆明很受触动。“我直到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我们副所长的夫人,之后几十年、甚至一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遇到过像李佩先生那样的行政干部。”

而对李佩一家来说,那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后,郭永怀担任中科大化学物理系首届系主任,李佩调到中国科大外语教研室教授英语,郭芹上了小学。虽然工作忙碌,但生活有条不紊,称得上是一个黄金时代。



60年代初,李佩在中关村家中待客。(右起:郭永怀、李佩、女儿郭芹、汪德昭院士及夫人李惠年)

然而“黄金时代”很快就结束了,之前祥和安宁的气氛与局面迅速改变,形势变得风声鹤唳。1967年,很多科研工作者被打倒,“特楼”的专家们也纷纷被卷入漩涡,李佩一家也不例外。

当时,“特楼”里几乎每家住户都挤进了好几户人,几乎沦为大杂院。郭永怀和李佩的家当时虽然还未受到冲击,但他们敏锐地嗅到危险的信号,主动请朋友林鸿荪和夫人杨友住进家中。

1968年,郭芹只有17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去了内蒙古农区插队,李佩则被诬蔑为“美国特务”,只有承担原子弹研究工作的郭永怀受到特殊保护。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迫于压力彼此揭发检举,而郭永怀和李佩身处大浪之中,不但没有随波逐流,反而一直保持着气度与操守。“运动”开始了,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她还去大字报所批判的人家里慰问。那个时候,别人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她却不避嫌。

厄运接踵而至

然而厄运最终在1968年降临。当时,郭永怀去大西北研究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李佩则已经开始受到政治审查,郭永怀内心焦急,在工作告一段落后要赶回北京了解情况。

12月4日晚上,他从兰州乘飞机前往北京,结果飞机在第二天降落时失事。5日晚上,力学所安排了两个人到家中陪伴李佩,郭永怀的助手顾淑林是其中之一,她在《我老师和师母》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我们来到郭所长家里,这也是我和郭夫人第一次见面,没想到竟是在这种情况下见面。郭夫人李佩先生娇小秀美,从神情看出她已经完全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她极其镇静,大家见到后几乎没说一句话,屋子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晚上我们留在他们家里过夜,我和李先生睡在同一间房间。整整一夜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我一边默默地想这个打击太突然,李先生可怎么挨过这一夜,一边准备着如果需要我为她做什么我可不能反应迟缓,一定要保证她绝对平安。就这样,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一直到早上。那一个晚上李先生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极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郭永怀的后事处理完,李佩仍然回到单位接受审查劳动,郭芹则回到插队的地方。1970年,郭芹因病回北京休养,李佩则在当年初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迁到了安徽合肥。

到“文革”后期,虽然没有人再来审查她,但她一直没有被“解放”,只能继续留在合肥。转机出现在1977年,当时的中科院秘书长郁文带了几个科学家到合肥参观,等离子所所长邱励俭要宴请郁文,特地告诉李佩中午也到食堂一起吃饭,后来李佩回忆说:“郁文看见我很吃惊,问我为什么还在合肥,当他得知我在中科大受审查还没有结论,马上说‘这不对头,你该回北京去,我这次回北京之后就和李昌汇报一下,把你调回北京’。”1977年秋,李佩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风波之后,李佩与女儿郭芹终于在北京团聚,她们共同度过了20年时光,直到1997年,郭芹患癌症去世。李佩当时已年近80岁,周围人担心她承受不住打击,但她却在一个星期之后提着录音机走上讲台。李伟格和袁和都告诉我,李佩之后再也没有提起过郭芹去世这件事。她所承受的悲痛局外人无从体会,内心的创伤想必始终难以愈合。

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197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名研究生聚集到了研究生院。李佩被调任为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负责人,带领刚分配到研究生院的三位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筹建外语教研室。


李佩的英语水平非常优秀,她讲课生动有趣,会引导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还邀请学生到家里来,给大家放唱片,听音乐戏剧、英文歌曲,以一种全新独到的教学方式把学生们带入英语世界。但因为“文革”,中国的英语教育停滞了10年,既缺少老师,又没有教材,仅靠李佩一人根本无法支撑。于是她采取了三种办法找老师:“一是‘挖墙脚’,请大学的教师兼职,请退休教师;二是到中科院信访办公室看有无求职的人;三是办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自己培养师资。”

有意思的是,在找教师的过程中,李佩发现了很多被划为“右派”的教授,他们或曾被关进监狱,或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李佩找到他们并说服他们最终加入研究生院执教,黄继忠和许孟雄便是其中两位优秀的老教授。

自费留学的潮流也是自那时起开始兴起。当时的中科大北京研究生院云集了很多国外知名学者。1979年,李政道受邀到北京授课,在科学会堂讲“统计力学”和“量子动力学”时,全国各地很多教师慕名而来。为了培养物理人才,他提议举办了名为“CUSPEA”的项目,即中美联合报考赴美国物理研究生项目,这是一项培养跨世界物理学家的计划,程序和体系设计非常完善,很快就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为了免除美国大学的顾虑,李政道以个人名义给美国著名大学发信,提出由美国大学出专业试题,中国方面组织笔试。英语笔试试题由中科大研究生院外语系主任李佩组织出题和考试,之后由李政道在美国成立一个委员会,根据笔试结果确定入围名单,再由美方的物理教授来华对入围的学生进行面试,考察学生的专业能力和英语水平,最终的成绩转寄给参加CUSPEA项目的美国大学物理系作为录取依据。通过这个选拔系统录取的学生非常优秀,因此,李政道要求美方大学给予全额奖学金来保证入选学生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该项目一共实施10年,总共有900多位中国学生通过此渠道出国留学。当初郭永怀回国时说过,中国最缺少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而李佩做的这些事与他的观念非常一致。 


 哪儿也不去了


越过100岁的大关,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3回工资;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都曾是那个沙发的客人。

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多少是她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舍我其谁”地请在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

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13、14和15号楼也面临拆迁命运。李佩和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院士等人,通过多种渠道呼吁保护这些建筑。2012年,北京市政协通过动议案,要求将中关村“特楼”建成科学文化保护区。中关村的居民们感慨:多亏了这两位老太太!

何泽慧院士几乎成了李佩先生仅存的老邻居。院里的老人纷纷走了,钱学森走时,李佩先生还能去送行,等到钱学森的夫人、她的挚友蒋英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她已经没力气去送最后一程,只能让李伟格代表她送去了花圈,伤心的她连续3个月没睡好觉。2015年她又给老朋友、101岁的张劲夫送去了悼词。

何泽慧曾对多次登门、甚至有次坐着小马扎的温家宝说:“在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去了,除非上八宝山。”

永远优雅


年轻时的李佩非常美丽,照片里的她挽着郭永怀,笑靥如花,充满魅力。而在走过近百年的人生后,她仍保持着有尊严的生活。她身材瘦小纤细,但自始至终都是体体面面的。

在一个星期内的课堂里从没穿过相同的衣服。那个年代生活很清苦,根本没有什么好衣服好料子,但她的衣服始终熨烫得整整齐齐,干净利落地穿去上课,形象永远优雅得体。

即使年过百岁,她每天起床都要认真梳洗打扮,脸上涂一层薄薄的粉底,还会请人帮她画眉。她对生活充满着热爱。 

李佩走过的百年沧桑,堪称爱与智慧的传奇,永远为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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