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君始终关注着这件事，还总是抱有期望，觉得这个女孩终有一天会回来，同时，也希望罪犯能够得到应有的惩罚。就在今天，关于章莹颖在美遇害案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又一次将这则案件，推到了众人面前。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 ：Insigh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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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莹颖在美被绑架事件一直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主页君也一直没有放弃希望，我们仍然期待这个笑得如此灿烂的女孩还活着。
近日，又传来了章莹颖案的最新进展，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美国芝加哥地区华人律师、章莹颖案法律援助律师王志东透露，尽管案件“走程序”耗费的时间比较长，目前美国当地警方仍没有找到章莹颖的下落，但警方和检方已有足够证据证明章莹颖遭到绑架并遇害。
“由于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警方要求家人及我对所知的案件细节保密，这些细节只待正式庭审时才会被公布。我知道的是，警方有录音，里面有嫌犯说自己是如何杀的章莹颖。”王律师说。
王志东律师
根据美联社、《每日邮报》等媒体16日综合报道，中国学者章莹颖于2017年6月9日失踪的3天后，在嫌犯克里斯滕森被逮捕前，他的女友曾暗中协助FBI秘密录下一些关于此案的内容。
章莹颖案嫌犯克里斯滕森
由于怕惊动嫌犯，FBI让这位女士佩戴了窃听装置，并告诉她尽量保持冷静，防止被嫌犯察觉。
于是，这位名字缩写为T.E.B.的女士继续与克里斯滕森接触，两人还一起参加了章莹颖的平安祈祷会。
不过，由于太过紧张，T.E.B.形容自己在录音时“心脏怦怦直跳”，难以遏制紧张情绪的她，在与克里斯滕森谈话过程中，甚至一度出现了休克以及失去知觉的情况。
即便如此，她的录音仍起了很大的作用，凭借这段录音，警方迅速锁定嫌犯，并抓捕了克里斯滕森。
据报道，在T.E.B.冒着生命危险录制的一段录音中，嫌犯提到了自己绑架并杀害了章莹颖。
与此同时，他还描述了章莹颖在遭到袭击时，是如何反抗的。
除此之外，克里斯滕森当时和女友参加章莹颖的平安祈祷会的过程，也被记录在另一段录音中，当时的他，甚至向女友指出了人群中的哪些人，是自己的“理想受害者人选”。
嫌犯克里斯滕森与女友参加章莹颖的平安祈祷会
好在祈祷会次日，克里斯滕森就被逮捕了。
在接受采访时，章莹颖家人坦言，目前身体状态很不好，已经是心力交瘁了。“在美国的日子就像行尸走肉一般，全然没有生活质量而言。我们度日如年，极度痛苦。”
他们计划在11月份的时候回国，在国内等待女儿的下落，直至审判日或是案件有重大进展后再前往美国。章莹颖的父亲说：“回到中国后我们的生活费和各项开支会更低。莹颖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几天前不得不去看医生，冬天情况或许会更糟。”
章莹颖家人
章莹颖的母亲叶女士表示从莹颖出事至今，她从来没有见过嫌犯克里斯滕森的家人，但章莹颖的母亲却很想见到他们，“他（克里斯滕森）的妈妈也是妈妈，她也一定会感受到痛苦，我只是想请求他妈妈和她的儿子好好谈一谈，告诉我女儿在哪里。”
章莹颖的妈妈泣不成声，“有这样的坏事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对于所有母亲来说都是噩梦啊。我每天就站在窗口望着外面，希望能够看到我的女儿。”
“每当睡觉的时候我都很痛苦。我几乎没有睡觉，只是一直在梦想着见到我的女儿。“章莹颖的妈妈因为哭泣声音变得低沉而缓慢，“没有莹颖，我不知道今后如何是好。我一直在想着见到她。我的女儿到底在哪儿？”
10月11日，这一天对于章莹颖的母亲叶女士来说，意义非凡。
嫌犯克里斯滕森
她第一次见到了那个残忍绑架自己女儿的男人克里斯滕森，“你知道么？我当时真的想杀了他，但后来我想到了他的母亲。他也是有母亲的人啊，他需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承担后果并接受惩罚”。
同时，章莹颖的父亲也认为嫌犯的父母应该为他们的儿子所做的行为负一定责任，“我的女儿是无辜的，她甚至不知道克里斯滕森是谁就被伤害了。”
章莹颖家人
美国的诉讼过程复杂且漫长，可以说该案离结案还很远。毕竟美国的死刑判决，从起诉到正式审判的平均时间为28个月。从起诉到寻求死刑通知的时间一般为13个月，而从后者到正式审判的时间一般为16个月。
主页君一直关注这件事的最新进展，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尽自己微薄的力量给予这个痛失女儿的家庭一定的帮助，让他们知道，在寻找女儿的道路上，有许许多多的人同他们并肩前行，同时也是为了我们心中坚守的信念，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不到。
我们会陪着章莹颖的父母一起等，等待正义到来的那一天，也愿这个可怜的家庭能够早日走出女儿失踪的阴霾，所有的留学生家庭都可以不再上演这种悲剧。
这一切章莹颖的家人已经知晓，虽然被告知莹颖已经遇害，但他们仍然抱着“侥幸”心理，在寻找女儿这事上，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退让。倘若人真的死了，他们也坚持找到尸体，带她回家。
尽管FBI已经掌握了关键证据，但嫌犯布伦特·克里斯滕森却始终拒绝认罪，咬死自己是无辜的。
他和律师甚至想出了以“精神病”逃脱罪责的花招。
2017年7月20日下午3时，美国联邦大陪审团以绑架罪正式起诉克里斯滕森。在庭审期间，当法官艾瑞克·龙（Eric Long）向嫌犯询问他是否服用药物或酒精时，克里斯滕森表示，自己曾在庭审前24小时内服用过名为“Klonopin”的抗抑郁症的药物。
很明显，这一招是在为无罪辩护做铺垫。如果克里斯滕森的口供被采信，对他而言将有两个好处：
第一，他可以据此推翻 FBI 此前录下的录音证据，宣称自己因为药物作用而“产生幻觉”，说的话不足凭信；
第二，即便录音被作为证据，克里斯滕森的辩护律师也有可能以抑郁症为挡箭牌，宣称嫌犯“没有作案意图”，从而有可能将罪名降级（例如从绑架罪降为软禁自由罪），甚至无罪。
不过，想靠精神病脱罪，在美国可不容易。
据中国侨网报道，一直关注此事的华人律师刘龙珠表示：嫌犯如果真的想让抑郁症背锅，首先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有精神病史——光说现在吃药没用；其次还要证明自己上暗网找绑架教程，开车载章莹颖时都“处于发病期间”——这几乎不可能。
此外，根据资料显示：“Klonopin”常见副作用包含嗜睡、协调不佳，及易怒，另也可能增加自杀的机会——这里面可没有会导致犯罪的副作用。
而且，对于刑事案件中的精神病，控辩双方都会请专业人员进行仔细鉴别。克里斯滕森的这个如意算盘，恐怕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打。
他曾是我同事
没错，Brendt（章莹颖案嫌疑人）和我曾在UIUC一起工作过，我们2013年作为物理系Physics 101实验课程的老师，共同给学生上过课。
他作为嫌疑人，让我之前对案件的疑虑也有了合理的解释： 案发地点在美国著名的理工科强校，全校对此事也高度重视，在这么多逻辑思维严谨的高智商同事的协同分析下，都长时间没有找到破案线索，只能推测这本身也是一场高智商犯罪案件。
在我曾经和Brendt共事的过程中，他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犯罪型人格。
印象中的他沉默寡言，喜欢独处。
每周，我们需要提前和教授共同讨论这周的课程内容，但Brendt并不常出现。 我们曾经在同一间教室的不同时间授课，上下课衔接的时候，也只是点头而已。 而当我偶尔因为出差需要临时换课时，Brendt也在群邮件中回复愿意帮忙。 所以，当他作为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新闻里时，我多少还是有些遗憾。
一个和自己生活有交集的人就这么成为一桩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害者。
这种感觉并不好受。 于是我一直思考着，作为案件的旁观者，我们还能为此做点什么？ 还是任由它和其它新闻一样，最终又消失在我们的“遗忘”里？ 直到几天前，我在书店里，无意间看到这么一本书：《性、谋杀及生命的意义》。 如恶之花一般的封面设计与“生命的意义”这几个字，成功地让我把手伸向了它。
随手翻开的那页就写了一串触目惊心的样本实验数据：
760名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学生中，有76%的男性表示曾幻想过杀人。
并且他们还幻想出各种实施细节，比如思考如何给出完美的不在场证据，如何逃过法律的制裁，买飞往哪里的机票等。
这让我又想到了至今下落不明的章莹颖，那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前同事，还有这两天在日本北海道失联的福建女教师。
在这个安全事故频发的环境中，保护我们人身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究竟是什么？而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成为嫌犯的首选猎物？
作为曾经在美国高校教书十年、现在带着教育革新项目回到国内的一名技术研究人员，我相信无论这个世界的技术如何改变，教学内容如何变化，教育的终极目的，都是希望下一代能有更优的生存能力，无论是智力上、体力上，还是情感上。
而懂得如何规避生活中的危险，一定是生存能力的核心因素之一。
所以，我今天想试着回答一下上面的问题，怎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避免成为嫌犯的首选猎物？
理想受害者
Brendt曾经说章莹颖是一名“理想受害者”，所以被选为他的攻击目标，并且还在莹颖的祈福会上继续寻找着下一位“理想受害者”。 那么，“理想受害者”是什么？ 1986年，挪威犯罪学者Nils Christie第一次提出了“理想受害者（ideal victim）”的概念。
在他看来，理想受害者通常惧怕犯罪行为的发生，并具有下面五个属性：
1. 受害人很柔弱，通常是女性或老人；
2. 受害人正实行一件事情，从而忽视了观察环境；
3. 受害地点不会引起非议（比如，白天站在大街上而非酒吧）；
4. 犯罪嫌疑人高大且内心阴暗；
5. 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没有任何个人关系。
随后，国际法对Nils Christie的定义进行了进一步修改与整合：
理想受害者通常是软弱并容易受到攻击的（vulnerable and weak）、具有依赖性的（dependent）、或者举止奇怪的（grotesque）人。
拥有这些属性的人会有更大概率成为嫌犯的“理想受害者”。
另外，曾任美国刑警的郑三炮在“当你与罪犯擦肩而过……”的安全讲座中也提到，事实上，95%以上的犯罪行为事先并没有具体对象，他们只是在挑最容易得手的目标。
所谓最容易的目标，不一定是最虚弱的目标，而是最没有准备的目标。
所以，那些大大咧咧、没有警惕意识、没有安全意识的人，更容易成为犯罪分子首选的理想受害者。
这让我想起很久之前看过的电影《飓风营救》： 涉世未深的17岁女主角，不听父亲的劝告执意和好友去巴黎旅行，却不幸遭遇绑架。犯罪分子给她们注射了毒品以方便控制，并且把她们脱成三点式丟在黑市上拍卖。被注射了毒品的小姑娘晕晕乎乎，几乎丧失了行动和思考的能力。
长期生活在安定环境下的小姑娘们可能从来都想象不到，这个世界上依然存在着这么一群活在阴暗中的人，他们会用最肮脏、最恐怖的手段来对付萍水相逢的一个个普通人。
豆瓣影评里有一条写道，这是一部适合并且一定要给全国女中学生观看的电影，因为中国年轻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太薄弱。 对此，我是赞成的。 我前面说过，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孩子拥有更优的生存能力。
但作为核心能力之一的“如何规避危险”，似乎在一代代的应试考试中，已经被遗忘了。
这显然不对。
留学生安全手册
人本能地向往美好的事物，所以大脑里总是充满了各种美好的幻想，缺少对最坏情况的考虑和应变准备。
年纪越小的人，越是如此。
所以，身为教师，身为父母，更有责任和义务教会他们如何留意生活中给出的信号，防患危险于未然。
于是，我和小伙伴们，列出了下面这些适用于青少年的个人防护措施：
一成不变的上学、放学时间，一成不变的行走路径，这些都容易让犯罪者更容易预判出你的行为举止，从而决定最佳的伏击时间和地点。
所以，时常更换自己的出行方式、出行路径、出行时间，就可以更好地掩饰自己的生活习惯。
凡是自己经常去的地方，都要留心它们的环境细节。
比如，记下小区里常常出现的车，从而当可疑车辆出现在小区时，就能够提前发现；留意上学、放学时，学校门口的环境和人们的举止，从而当门口聚集了陌生人时，你也能够有所警惕。 这些线索，都可以让你提前发现身边的危险，早做准备。
现在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台手机。 如果你独自走在路上，带着耳机听歌，还专注地玩着“王者荣耀”，这就给了犯罪者悄悄靠近你的机会。 所以，当你独自行走在路上时，永远都不要佩戴耳机，尤其是女性。 我知道耳机作为一个潮流饰品，戴着看起来很fashion，但它也的确会让你忽视周围环境的变化，听不见悄悄靠近的危险。 所以，与其听歌玩游戏，我们更需要留意身边的细节。
比如，这个人是不是已经跟随我很久了？ 这个人是不是我停下来时，Ta也停下来；我行走时，Ta也开始行走？ 当我和这个人对视时，Ta的眼神是不是很闪躲？ 我是不是一不小心走到行人很少的路来了？
无论你是要回到公寓楼里，还是要去开车，请先在手中准备好你的钥匙。
这样可以在公寓楼的过道以及停车场人少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立刻开门进入自己的空间并反锁好门。 这样可以避免你因为找钥匙，而让自己长时间被暴露在人少的地方。 因为在找钥匙时，我们的头一般是低着的，更容易忽视周围的环境变化。
尽可能在晚上、或者行走在偏僻地带时，找到同行的朋友。如果没有同行的人，就尽量让自己的朋友、家人了解自己的行踪。
在自己独自行走时，也可以时不时装作打电话，让周围人知道，虽然你现在只是一个人，但同时也有你的熟人关注着你的行踪。 假如你现在被伏击，也立刻会有警察找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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