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Reuters（路透社）及Wall street（华尔街）的披露，2016年一季度中国政府及“一行三会”曾派代表前往伦敦学习英国监管机制体系，2016年二季度英国政府亦有代表赴京与中国政府讨论金融监管问题。这意味着英国金融监管体系将作为未来中国政府金融监管体系成型的重要范本。那么英国监管体系是如何经历其发展变革的呢？

回顾20世纪后半页至今，英国金融监管发展的历史脉络，英国金融监管体系总共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这四次变革均体现了现代宏观经济所强调的“相机决策”原则。具体来说，监管体系随着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做出自我调整从而适应新的短中期宏观环境的变化。

第一次金融监管变革是以撒切尔夫人为首，在奥地利学派自由市场经济及供给侧经济结构改革的影响与推动下所实现的，其改革的核心思想即“金融市场化与经济自由化”并从而引发了证券市场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金融改革即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大震” ( BigBang )改革。此次改革的开启提高了英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竞争力并奠定了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

第二次金融监管改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由巴林银行破产案为导火索并由此引发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由自由化分业监管转向集权化混业监管。由此形成英国财政部，英格兰央行，和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三方共治格局（tripartite）。

第三次金融改革是源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前两次不同， 08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是对全球金融系统内部结构与稳定性的重新反思，全球各大经济体从此开始高度重视金融系统内在稳定性对宏观经济的波动与冲击，因此，宏观审慎监管逐步成为兼容监管的核心内容。

第四次改革是继《2009银行法》的进一步重大改革， 即撤改英国实施多年由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局和财政部共同构建的“三龙治水”格局下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服务局被撤销，其原有监管职能由两家新设机构——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简称PRA）和金融行为管理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简称FCA）分别承担。这全面体现出英格兰政府对于宏观审慎监管原则的极高重视，同时这也象征着英国金融监管改革正式迈出了全新金融监管格局下的第一步。

图一：英国20世纪4次金融监管变革史

（资源：CALZPRIME 嘉汉国际）

第一次改革：1983-1986 年 --- 《金融服务法的推出》

英国的第一次监管体系改革始于1983年，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高举市场供给侧改革大旗，开启了英国金融市场自由化改革的序幕。1983年，英国政府在美国交易所率先打破固定佣金制的背景下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签订Parkinson-Goodison改革协议。该协议规定交易所在1986年需停止采用固定佣金制转而采用协议佣金制。同年，英国政府与伦敦证券交易所推出《1986年金融服务法》，并以其立法形式确立了英国的金融自由化方向。1987年，英国通过《1987年银行法》，以立法形式建立了英国金融监管工作的法律基础与制度性支持。这标志着英国金融监管的框架基本形成。

图二：英国金融监管基本框架的基本形成

（资源：CALZPRIME 嘉汉国际）

具体来说，英国监管体系形成了由九家金融监管机构所形成的“九龙治水”格局：即由英格兰银行（BOE）的审慎监管司（SSBE）、证券与投资管理局（SIB）、私人投资监管局（PIA）、投资监管局（IMRO）、证券与期货管理局（SFA）、房屋协会委员会（BSC）、财政部保险业董事会（IDT）、互助会委员会（FSC）和友好协会注册局（RFS）九家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模式。

图三：九家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模式

（资源：CALZPRIME 嘉汉国际）

改革效果：英国金融业对英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显著提高，截止1990年，金融业占英国GDP总值比重达到17.2%，年增长率由80年代的1.8%增长值90年代初的年均6.7%。

第二次改革：1995-2000年 --- 《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

1995年2月27日，英国中央银行宣布，英国商业投资银行——巴林银行因经营失误而倒闭。此消息立即在亚洲、欧洲和美洲地区的金融界引起一连串的波动。东京股市英镑对马克的汇率跌至近两年最低点，伦敦股市也出现暴跌，纽约道·琼斯指数下降了2900BP。金融自由化的确促进了金融市场产品与业务的创新，但也不断考验着英国分业监管的能力。巴林银行倒闭事件充分揭露了英国分业监管体系在金融自由化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从而使得英国政府重新审视自己的监管体系并及时做出了针对现行监管机制漏洞的应对方案。具体来说， 英国政府于2000年6月批准《2000年英国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该法案的批准使其取代先前制定的多项法案如《1979年信用协会法》，《1982年保险公司法》，《1986年金融服务法》，《1987年银行法》，及《1992年友好协会法》，成为英国金融行业的基本法。同时该法案确立了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作为英国金融行业唯一法定的监管机构的核心地位使其全面获得金融监管权。FSA由此获取极高的监管权力，其具体职能是配合英格兰央行及财政部对金融机构的个体行为和风险偏好的实行有效的微观审慎监管。从而有效控制具体金融机构的合规与风险暴露情况，避免使投资者和储户等个体遭受不应有的损失等事件。这恰恰反映了英国政府对于巴林银行倒闭事件的反思。总之，FSA的设立意味着混业监管模式正式取代英国传统的分业监管模式。自此，由英格兰央行负责制定宏观货币政策，英国财政部负责金融立法，FSA负责微观审慎监管的统一的、全新的监管框架就此成立。

图四： “三方共治” --- 英国90年代中后期监管模式

（资源：CALZPRIME 嘉汉国际）

第三次改革：2008-2012 年 --- 《2009银行法》/《2012年金融服务法》

三方共治的格局下，FSA强调关注个体风险控制。但高度重视防范微观个体风险传递的同时FSA无法对金融系统性的风险进行监控。具体来说，FSA针对经济周期波动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汇率风险，及政策风险等不可分散风险的监控力不足。因此FSA过分关注个体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忽视了宏观金融系统稳定性这一更为重要的目标。这一监管弊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事件后全面爆发，由此，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反思，并开启了第三次监管体系改革。

第三次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思路开始转向集权监管模式，英格兰银行全面回归成为了真正意义的大央行。在此大央行体系之下，2009年英国议会出台了《2009年银行法》完善金融服务赔偿机制并设立英国金融政策委员会 (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 FPC) 主要负责金融监管体系政策制定; 2012年出台《2012年金融服务法》撤销了FSA统一领导下的监管体制，将FPC纳入英格兰央行, 同时基于FPC成立了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PRA）和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其中PAR负责重要的大型金融机构（存款机构、保险公司和大型投资公司）的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 而FCA作为FSA法律实体的延续负责普通金融机构（除PRA监管体系以外的金融机构）的监管并直接对英国财政部负责。FCA与PRA之间保持合作与协调关系，同时PRA对FCA的部分决策具有否决权。更为重要的是， 英格兰央行将直接负责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凸显了英格兰央行金融监管政策由过去的微观审慎为主，宏观审慎为辅转向为宏观审慎为主，微观为辅的本质变化。

图五：英国金融监管体系（2016年前）

（资源：CALZPRIME 嘉汉国际）

第四次改革：2012-2016年 --- 《2016年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法》/ 审慎监管核心地位的确立

好景不长，随着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垄断操纵案曝光，享有百年历史的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受到了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在巨大压力下，英国政府重新修改金融服务法并最终明确为《2013年金融服务（银行改革）法》。该法采纳了银行独立委员会（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Banking）和银行标准议会委员会（the Parliamentary Commission on Banking Standards）的建议，明确了在银行“围栏”、实施救助（implement bail-in）、人员责任（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以及银行标准（standards in banking）等方面制定更加严格的监管规则，堪称英国金融服务监管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经过近两年的实践，金融监管制度面临进一步改革。2015年10月14日，经商务秘书奥尼尔（O’ Neill）引入，英国议会秘书詹姆斯（James）正式向议会上议院提交了《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法案（Bank of England and Financial Services Bill）》。经过半年的立法程序，该法最终明确为《2016年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法（Bank of England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ct 2016）》，并在2016年5月4日得到御批（Royal Assent）。

至此，由货币政策委员会、金融政策委员会和审慎监管委员会共同组成的英格兰银行组织架构正式形成。新的改革意味着审慎监管局的从属地位被终结，其地位将同等于货币政策委员会及金融政策委员会并且由英格兰银行直接通过委员会履行审慎监管局的职责。此次改革首次允许国家审计办公室（the National Audit Office）对英格兰银行资金使用效率及效益进行审查。除此以外，此次改革进一步采取措施保护纳税人免受金融机构破产影响；建立高管证书制度（Senior Managers and Certification Regime）延伸至所有授权个人，确保所有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为其违法行为承担个人责任；延伸养老金智慧服务（Pension Wise service）覆盖范围。从2017年4月起，养老金领取人出售年金收入时可以获得免费、公平的指导；赋予财政部新职权，通过资金支持，进一步打击非法（货币）信贷（Illegal money lending）；确保监管机构考虑不同商业模式的竞争目标，进一步促进银行业的多样性和竞争性。

图六：英格兰央行职权结构 （2016年至今）

（资源：CALZPRIME 嘉汉国际）

正如英格兰央行行长Mark Carney所说 “通过将英格兰银行的三大政策委员会置于同等的法律地位，精简了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运行的透明度和治理，本法将确保英格兰银行维护整体货币和金融稳定，从而更有效地促进英国人民的福祉。”

总结英美两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发展与变化，可以看出随着宏观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是其经济市场化的自然延伸。此阶段中， 金融企业的产品与业务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金融同业之间，跨业之间的关联度日趋紧密。 然而，伴随金融自由化与多层次资本结构市场不断垂直化发展的同时，金融监管的力度与广度开始愈发力不从心且捉襟见肘， 这进一步加大了金融违约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并由此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这种金融市场改革与金融风险的演进同样也反映出我国目前存在的情况，2012年后，国家开始推行金融自由化与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机构近年来通过较低的融资成本从央行获得流动性，并通过质押和期限错配实现套利。然而这种流动性的套利在终端需要有实体经济有较高的回报率作支撑，然而现实是中国经济正在处于转型升级结构转换期，经济增长下滑实体经济疲弱，无法提供较高回报率作为支撑。银行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的一部分也在经历利率市场化过程，其自身传统的盈利模式正在弱化即流动性补偿减弱-存款流失；投研能力弱由此无法通过低风险成本获取更高的信用溢价，以及服务质量下滑。内外复杂因素下进一步导致银行开始有表内开始积极转向表外理财。主要途径一是负债端通过同业存单-同业理财-委外实现加杠杆套利。具体来看，委外链条的延伸使得加杠杆的空间更大，其中涉及两层加杠杆和套利。第一层杠杆，银行通过发行同业存单或同业理财从银行间市场募集资金，在资产端进行投资，即银行扩表的加杠杆；第二层杠杆，资产管理委外投资管理人投资债券等资产，采用质押、期限错配等方式再次加杠杆。另外模式即银行直接通过资产端-直接或间接投资债券、非标、权益等等方式加大杠杆实现套利。而近几年来，宽松的货币环境和低利率，也进一步为金融加杠杆提供了基础。

随着中央对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强化与资管新规的落地，未来中国经济将进一步推进宏观去杠杆以防止金融市场统系风险的稳定。并逐步由金融去杠杆向实体去杠杆过渡。

1. 2017年全国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再次强调要防范金融风险、加快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会议指出，“要及时弥补监管短板，做好制度监管漏洞排查工作，参照国际标准，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强化统筹协调能力”。同时再次强调“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作用”。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金融监管未来发展的三个重要的变化。

· 一是中央对金融监管的决心不断加强；

· 二是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与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化；

· 三是设立高规格协调监管机制实现集权式的分业监管模式。

比较中英监管机制与理念，可以看出中央的监管决心与宏观审慎原则与英国金融监管机构所一再强调的理念存在共通性。英国金融监管高层也在2016年发声强调监管决心重要于监管结构以及通过对银行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可以说，我国很好的借鉴了英国所强调的这两点监管理念与原则。

当然，我国强调“协调机制建设的必要性”这与英国现行的集权监管模式存在不同。即在监管模式上，中国更多的是借鉴于美国所采取的多头分权监管模式。而2017年末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国务院金稳会”）成立正好印证了我们此前研报的分析即学习英国监管模式、将一行三会进行合并的方案至少在短期内是不会实施的，而将四个部门重新组合成两个部门的方案实施可能也不大。

2. 关于未来的中国金融监管模式，正如Calzprime 研究小组预期，随着2017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国务院金稳会”）成立。中国金融监管格局正式从原来的“一行三会”（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升级为“一委一行三会”。该模式在参考美国金融稳定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并将包括财政部、发改委，及一行三会的主要负责人纳入委员会。这或将改变中国金融监管有协调却缺乏统筹的现状。未来，中国金稳会及央行将继续被赋予更多的宏观审慎监督权/货币政策权。参考英国金融行为监管模式，未来央行与金稳会对特定的金融控股公司（或拥有混业经营特性的大型银行）直接拥有审慎行为监管权的概率大大提高。另外参考FCA，我国对不用类型金融机构所能从事的业务范围会进一步限制或规范化。这点从2017年年末资管及同业新规的落地便可初见端倪。Calzprime团队认为针对不同机构的行为监管未来将进一步深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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