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Made in China的《三体》拿了科幻届诺贝尔——雨果奖,你了解它吗?

2015年08月24日 悉尼马桶读物


古往今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奉献,所有的灵感,所有如日中天的人类天才,都注定要在太阳系的无涯死亡中灭绝。而整个人类成就的殿堂,必然无可避免的被埋葬在毁灭的宇宙碎尘下。

……

尽管死亡是自然控制伟力的记号和标志,但人仍然是自由的。

——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



心事浩渺连广宇,而刘慈欣的《三体》便在星空与道德律之间犹疑徘徊。


太阳系如瀑布般流入二维的图画,人类此刻才意识到,面对茫茫宇宙,自己实在是太过弱小。星芒如剑闪寒光,漆黑的背景中,坟墓比星辰更密集。时空不过是荒野,生存与希望都是奢侈,人类如何安稳?当面临末日时,人类又当如何抉择?


当末日打击降临,人类在冥王星上建立了墓碑,地球文明的墓碑,而现代科技手段都无法让资料保存一亿年,因而只能将字刻在石头上。人类甚至并不指望谁能读懂,墓碑是给自己的。《三体》系列曾多次出现墓碑或者纪念碑,从最初的红岸基地碑,到三体人的钟摆纪念碑,再到叶文洁的墓碑,直至最后人类的墓碑。面对墓碑,一方面能够感受到人类的面对浩劫的渺小,另一方面却显得悲剧而崇高。


刘慈欣在《流浪地球》中写道,有一面墙,向上无限高,向下无限深,向左无限远,向右无限远,这墙是什么?这不是宇宙,而是死亡。面对似乎永生不灭的宇宙,人类与文明显得如此渺小,更何况甚至连宇宙也经历过数次的降维死亡,而成为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刘慈欣似乎无法找到坚定的信念,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他几乎像是被打上思想钢印的人一样在挣扎着。


《三体》三部曲全篇八十八万字,他像上帝一样创造了一个世界并描写他,从我们熟悉而陌生的“文革”,直到时光的尽头。从过去到永远,从四维到二维,从人类走进澳大利亚到太阳系最终成为二维图画,不能不令人感叹,刘慈欣的想象力已非一个宇宙所能局限。


小说给我们带来的惊异取决于其陌生化手法,然而其动人的魅力却来自于与现实的连结。某种程度而言,“三体”是一个隐喻,其最终仍旧指向我们的现实。


2006年,时值“文革”爆发40周年,科幻小说三巨头“何慈康”(何夕、刘慈欣、王晋康)中有两人创作了与之有关的作品——王晋康的《蚁生》与刘慈欣的《三体》。这是一个信号,新生代科幻作家经历了十几年的写作过程,科幻小说已逐步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文本。而《三体3》在知识界引起的广泛讨论无疑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除却先锋文学的实验外,关于“文革”的书写大致有两种:一是挺身抗暴的英雄,二是苦难深重的民众。《三体》未能另辟蹊径。在“文革”中,叶文洁遭到了数次欺骗、背叛,然而,主流文学中的救世主形象并未出现,她在整个“文革”中始终未能被拯救,她对人类也愈来愈失望,因而最终按下了按钮,向整个人类复仇。


“文革”是一场灾难,并被归咎于人性之恶,然而这恶并未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逝。叶文洁曾经约谈那些迫害自己父亲的红卫兵,他们将一切都归咎于时代,并认为自己在荒谬的时代中没有罪过,拒绝忏悔。而随后伊文斯的经历中,整个工业文明也被描述成一种灾难,并将这种灾难归咎于人性之贪婪。从中国到世界,从“文革”到工业文明,灾难弥漫整个世界,而“愚昧无知”的大众却意识不到这些。这灾难不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事件,而是具有普遍意义;不是机体某处的病变,而是扩散全身的癌症——人类似乎已经无可拯救。


与之相应,三体文明经历了200次的毁灭与重生,这毁灭却是由于其恶劣的自然条件所致——三个太阳的不规则运动。然而,叶文洁与伊文斯始终未能看到,三体文明的危机也有其内部因素,三体人并非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但是当“人类”整体堕落之后,只能依靠外来的“天罚”,第一次,“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因为有了三体文明作为他者。由此,人类终于真正意义上将目光投向了宇宙,然而,宇宙的黑暗远远超乎想象,人类踏上了漫漫的自我拯救之路。


当叶文洁第一次发出信号后,收到了一个三体人的回音,“他”警告叶文洁不要回应,否则便会面临灭顶之灾。为求生存,三体世界演变出一套极为高效的集权体制——这在“三体游戏”中的突出表现便是秦始皇能够调用三千万士兵,制造出庞大的人列计算机——但在集权统治下,作为个体的三体1379号监听员却感到生不如死,于是便产生了对四光年外那个美好世界的倾慕与爱护。与叶文洁一样,他们都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做出了对整个文明的背叛,他们之间又真的如表面所见那样,差异巨大吗?


除此之外,《三体》中还有许多一望而知的现实影射,如称叶文洁为“统帅”、最高指示、大国之间的博弈、联合国权威等等,但最为关键并始终贯穿的是关于社会制度的解决方案,进一步说,是处于黑暗森林之中的人类的政治体制问题。


政治体制作为漫漫长路的背景,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当章北海苦心孤诣,最终劫持飞船飞向茫茫太空时,“专制只需要五分钟”。当踏入黑暗森林,似乎唯有专制与零道德方能确保生存,甚至为了生存,必须毁灭同行的人类。而在全书的结尾,幸存的人类散布于数个世界,彼此之间却已无法联系与沟通,换言之,他们成为了不同的文明物种。在黑暗的宇宙中,“人已经不是人了”。


在刘慈欣看来,政治制度是人性、科技与大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民主也未必便强过专制,章北海曾说:“人类社会在三体危机的历史中已经证明,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尤其是当我们的世界需要牺牲部分来保存整体的时候,你们所设想的人文社会是十分脆弱的。”于是,天堂一般的未来社会在灾难面前成为一个巨大的嘲讽。自由民主的人文社会中产生的人是“人性的,太人性的”,如纤细精致的瓷器一般,美丽而脆弱,失去了刚毅,毫无忧患意识,醉生梦死,不思进取,傲慢无知。他们在危机降临立刻手足无措呆若木鸡,而大难临头则慌不择路歇斯底里,成为一群乌合之众。末日降临时,正是这种可笑的同情心与道德感直接导致人类的灭亡——弱小与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面临黑暗的“宇宙道德”,人的道德实在是微不足道。


有人说,人天性中便有民主的种子。然而这颗种子究竟会以怎样的形式破土?是否在任何环境中都是良木?“三体”游戏中玩家几乎都是精英阶层,而他们则深深认识到了人性的鄙陋,认识到文明的罪恶,这些是大众们所无法触及的。刘慈欣对于他们的行为,并未进行批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他们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已经失去了忏悔的智慧与意识,无法依靠自身得到救赎。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人类不应该灭亡,人类还有光辉,但是他在第一部结尾想到的解决方案却是“蝗虫”——以蝗灾来譬喻人类。到了第二部,人类未来的希望却几乎完全寄托在四个面壁人身上,大众几乎只是陪衬。而后来罗辑以一己之力拯救了人类,并承担起执剑者的责任,却逐渐被人们视为暴君,并对一切强有力的人表示不信任,而将程心选为执剑者,以至于三体人乘虚而入。刘慈欣摇摆于精英与大众之间,或许因为理性上他应当相信大众,但他无法确认任何人性的可信,他无法弥补当代人文精神缺失带来的巨大裂痕。人性无法直接表现,而需要借助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才能展示出来。而在一个纤弱的社会中,美好的人性也会向着另一个方面扭曲。在此,刘慈欣表现出深切的思索。


在制度构建与人性道德中,刘慈欣其实是将“中国经验”放大到宇宙背景。“文革”时期叶文洁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猜疑、迫害,导致她对人类绝望而引来三体人;而在《黑暗森林》中人的欺骗性被正面运用,因之产生了“面壁者”——此时的人类虽然没有明确意识到黑暗森林法则,但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游戏了;而在《死神永生》中,程心是一个圣母般的人物,但由于其缺乏杀伐决断的勇气,她以爱与和平的名义先后两次将人类置于绝境。


这些生死存亡的选择其实可归于一个选择:人性还是生存?而作为起点(“文革”)与终点(宇宙)之间的连结,刘慈欣也一直在进行着道德追问:“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于是,刘慈欣纠结于两个向度的道德上:黑暗宇宙的零道德,和人性的道德。人类一次又一次地从绝境中重生,但最终依旧毁灭在歌者那轻描淡写的清理中(“给我一块二向箔,清理用”)。是啊,毁灭你,与你有何相干?


黑暗宇宙是无情的,冷冰冰看不到一丝光明。刘慈欣曾经非常强悍地表示:“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律不以为然。”宇宙如同茫茫沙漠,生命多如沙砾,为何人类这颗沙子要如此特殊?虽然人类的内在世界同外在宇宙一样无限,但刘慈欣显然对此没多大兴趣,他认为那是“自恋”的主流文学的任务。隐隐约约中,刘慈欣对人性悲观而厌弃。


“黑暗森林法则”体现了刘慈欣那“人为宇宙立法”的勃勃雄心,其中体现了冷酷而又冷静的理性——这便是科学精神。《三体》中的强者无不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如叶文洁、罗辑、章北海、维德,他们不同程度地引着人类向黑暗森林深处走去,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同归于尽。只有这种科学与理性的精神,才能克服道德教条所导致的人类软骨病。


然而,尼采曾经说过:“与魔鬼搏斗的人千万小心自己在搏斗中变成魔鬼,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在对人性的否定中,刘慈欣却慢慢的开始摇摆不定,最终逐渐走向了虚无主义。于是,面对内在宇宙时,刘慈欣徘徊于两级之间。他无法安置人性与“宇宙道德”,而甚至连物理学在黑暗的宇宙中也不复存在,人类只能无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又何止人类,整个宇宙历史就是宇宙不断死亡的过程,黑暗森林最终不是你死我活,而是鱼死网破。所有的大海都会干涸,所有的鱼儿也都会死去。


他的矛盾和虚无感与其说是对人类未来前景的预见,不如说是对人类现状的悲观。未来人不过是现在人某些特质的放大版。黑暗森林法则中,第一法则是“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法则是“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这里隐含一个前提,即不同文明所需要的生存资源是相同的。但是在宇宙中,生命形态之多样性可能超出我们认知,或者微小如夸克,或者宏大如星云,或者碳基,或者硅基。而即便是相距“仅仅”四光年的人类与三体之间,彼此形态差异亦是十分巨大。我们没有理由推断他们在生存资源需求上的一致。刘慈欣却以此为公理推导黑暗森林法则,未免失之武断。这两项公理,说白了就是人类战争的起因,而猜疑链则是对人与人之间无法交流无法沟通的极端化想象。当囚徒困境放大至宇宙尺度时,我们不免被深深地震撼了,既是为刘慈欣包揽宇宙的想象,也为人类本身的黑暗。


这些不足的出现,并非因为刘慈欣想象力枯竭,而是因为他执着于二元化的认知图景,试图以近乎图解的方式表现生命与死亡,和平与战争,爱与背叛,希望与绝望。如此,在浩瀚的星空与心灵之间,必然留下巨大的裂痕。他嘲笑百年后柔弱的新人,嘲笑乌合之众的民众,嘲笑道德教条;但另一方面,他又深切讴歌田园生活的淳朴美好,又以崇高的悲剧感描绘了人类最后的墓碑。虽然刘慈欣一再表示唯有科学主义是人类能够把握的生存方式,但其作品中又处处表现出悲天悯人的情怀,体现出他的古典人文主义关怀。


《三体》系列紧紧围绕康德的名言来构筑,但刘慈欣却误解了那句话。道德律“展示了一种不依赖于动物性,甚至不依赖于整个感性世界的生活”,是人类向上的自由意志之体现,而自由的道德选择能够使人突破陈腐的教条,不受现世之羁绊,塑造大写的人。人,正是因其选择而高贵,因其理性而英勇。幸运的是,虽然刘慈欣曲解了道德律,但他对道德教条的批判却与康德的道德说殊途同归,他塑造的一批杀伐果决,勇于承担的人,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身后是腐朽的道德教条,面对黑暗的星空,扛起了闸门。罗辑成长为坚强的“面壁者”,在百余年中一直以牺牲自己来换得和平;章北海抛弃个人良知,不择手段,但在发动最终打击之前,心中却因柔软而迟疑了几秒,致使自己丧身太空;云天明孤身前往三体世界,为人类带来最后的希望;程心与维德形成鲜明对照,然而二人实际上是惺惺相惜,能够互相谅解;甚至连作为超级文明一员的“歌者”,在得知整个宇宙都将二维化时,也感到莫大的悲哀。人性基于选择的自由,宇宙的前景是黑暗而绝望的,但在星空与道德律之间,还有人的自由意志,以此为巨笔,却能书写出伟岸的人。


虽然刘慈欣曾经贬低自由意志的存在,并在《黑暗森林》中以“思想钢印”的方式表明科技可以凌驾于自由意志之上。但无疑,他的人物超越了他的主观意图,绽放出自由意志的光辉。人类经历“大低谷”之后,认识到了文明与生命的价值,认识到生存其实并非第一需求。刘慈欣面对宇宙的黑暗,认为人性脆弱得不堪一击,但是在内外宇宙中,横亘着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纵然人性不过是人类的墓志铭,但人依旧可以昂首面对毁灭。


最终,程心一直活了下来,直到宇宙的尽头,一个世界的灭亡成为追忆的背景。作为叙述者的程心开头说到:“那一切不是发生在过去,不是发生在现在,也不是发生在未来。”这只是一段记忆,是属于一个人的光锥内的。如果说光锥之内即是命运,那么在光锥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可能性?正如小说中所说,在田园宇宙中,只要有两个以上的时间维度,那么一切的命运还都可以选择。


田园,历来是人们的理想寄托,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残酷,刘慈欣笔下的田园却总能有着温暖。将高维宇宙以“田园”命名,展现出了刘慈欣的人文主义与怀旧心理,同时也给了我们希望:在“死神永生”的“黑暗森林”之外,还有一个光速无限的宇宙,一个文明之间可以自由交流的宇宙,一个充满爱与和平的宇宙。


在绝望中蕴含着希望,但希望中也有绝望:大宇宙是否能返归田园时代?田园宇宙出现后是否会再次降维而重返黑暗森林?在这里,刘慈欣又表现出了他的犹疑。


但是,一丝希望已经可以带来光亮,无论是对于宇宙尽头的文明,还是对于现实世界的我们。我们还有时间,时间足够我们去思考,去探寻,时间足够我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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