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娱乐专稿（文/叶弥杉）

或许不是每个导演都当得起“见证中国电视剧行业发展XX年”的说法，但郑晓龙可以。1982年他大学毕业，进入如今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当时的北京电视制片厂当编辑。北视中心那时刚从北京电视台剥离出来，成了中国首家专业电视剧制作单位，而郑晓龙自1984年就开始主管电视剧生产，当了10年副主任之后又当了16年主任，直到2010年辞职。也就是说，在他以《北京人在纽约》导演身份为人熟知之前，北视中心出品的《四世同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作品的面世，背后都有郑晓龙的推动。

在这个行业深耕33年，他除了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还培养、提拔了许多人才，当年的普通工人冯小刚、赵宝刚等能被引进中心，从美工或剧务做起，渐渐获得导演机会，也因他不拘一格、任人唯贤之故。辞职后他自己成立公司，所执导的《甄嬛传》至今还能在随便转台时邂逅相逢，甚至在日本都引起收视热潮。

他这30多年的工作成果鉴定，恐怕尚不能以“XX后看着郑晓龙作品长大”的泛泛论调概括。往小里说，郑晓龙影响了中国家庭的娱乐乃至生活方式——从电视机尚是奢侈品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往往还会留有一些晚餐之后举家乃至举巷团团围坐、对着一台电视机看《渴望》的记忆；往大里说，他甚至影响着世道人心：《渴望》播出后犯罪率下降，《北京人在纽约》则降低了出国热潮——虽然在如今这个文艺作品被视为娱乐产品，电视剧被提炼为IP、卡司或大数据的时代里，这样的故事听起来仿佛是一个久远的传说。

合作多年的编剧李晓明与郑晓龙同是78级大学生，他用“高处俯瞰、低处扎根”来形容郑晓龙的职业状态。在他看来，郑晓龙如果打仗，应该是个能够带兵的将军；如果从政，也是个为民奔走的官员，但好巧不巧，他从事的是娱乐行业，“高处俯瞰，因为他是个高人；低处扎根，不是他的主观需求，而是行业的要求。晓龙作为一个电视人，他一直在努力的，就是使电视剧同时具备娱乐大众和人文情怀的双重特点。”

▲视频：郑晓龙：我的剧永远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时长48分38秒，请在wifi环境下观看。

而年过耳顺的郑晓龙，又在这个时代里面对困境。在过去，应付审查与筹集资金或许是他的最大难题，而他所恃与之相对抗的，便是观众始终在他这一边。为老百姓拍摄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是他的一贯坚持，也是中国电视剧业的改革动力。然而如今，他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已颇有些吃力不讨好之嫌：新一代的年轻观众消费并影响着产品定制般的偶像剧，而一部分偏于精英审美的观众早已脱离国产剧，郑晓龙最在乎的“老百姓”已成为最需要关照的群体。

“我还是坚持我们这种创作方式，怎么就不好看了呢？还是很好看，还是能长久啊。”郑晓龙对腾讯娱乐说，“老百姓还是爱看实实在在的、传统的东西啊。很多人在一个年龄段的时候喜欢一类东西，但过了这个年龄段就未必的。而一个作品真正好不好，是需要经受时间考研，等过了若干年，大家还觉得好，那才是真的好。”

芈月就不该是甄嬛做派

▲郑晓龙说“拍完《甄嬛传》都没觉得它是个很好的片子”

作为一个观众，郑晓龙本人是美剧迷。在很多场合，他提到自己喜欢美剧的结构设计、情节推进、人物塑造，亦推崇其整体电视剧生产环境等。然而当腾讯娱乐问他为什么没有将《芈月传》拍成一个战国版《权力的游戏》，郑晓龙几乎是本能般否定了：“这种剧你我可以接受，一二线城市的知识青年可以接受，但普通中国老百姓能接受吗？”

他非常确定他的电视剧是为“普通老百姓”而制作，30多年前入行伊始他便有此明确的创作观：“电视是一个大众媒体，所以电视剧不能像电影一样，纯粹表达自我、搞艺术，电视一定要让老百姓爱看。在老百姓喜欢的同时，再去表达一点我们创作人员的内心，比如表扬一下人性光辉，批评一下人性黑暗，带入一点价值观。”郑晓龙对腾讯娱乐解释。

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大院子弟，在他的价值观中，“表扬人性光辉”的诉求远高于“批评人性黑暗”。即便《甄嬛传》令他收获好评无数，但郑晓龙聊起来仍不时嘴角一撇：“小儿科。”这部宫斗剧由他的妻子、编剧王小平推荐，但许多情节几乎无法入他法眼，最后都是因为王小平的坚持而留下。以至于到了现在他还对着腾讯娱乐吐槽：齐妃听说夹竹桃有毒便以此去害甄嬛，“这什么人啊！坏死了，我不喜欢。”华妃知道甄嬛怀孕后吃酸黄瓜催吐，“你们女的也太小家子气了吧。”

从当年《渴望》女主角的人设便可窥知，郑晓龙是个相当直的直男——相比甄嬛等角色有其原作基础，刘慧芳是他与王朔等人“无中生有”地讨论出来的，更能折射其对女性的观点。在冯小刚的描述里，郑晓龙“骨子里觉得自己是二郎神转世”：父母都是军人，他听着总后大院的起床号、熄灯号长大；青年时又当过兵，至今还在与战友相聚交流我国军备水平的发展程度。你以为这样一个人会发自内心地对拍摄宫斗戏有兴趣？“我拍完《甄嬛传》都没觉得它是个很好的片子，里面很多东西我不欣赏不赞成。”他对腾讯娱乐说。

或者可以由此理解，他为何将历史上的秦宣太后塑造成他剧中的芈月。剧本第一稿里，芈月的形象由史料里那寥寥几笔衍生：有心计，擅女色，感情生活与其说是儿女情长，不如说是相互利用。如今我们看到的作威作福的玳瑁姑姑，在第一稿中，被芈月欺负了还不敢声张。

“芈月不能是这样的人。”郑晓龙坚持。在他看来，历史同样是一种叙事：“为什么历史上对芈月的记载少，就讲点她的黄段子、养男宠？因为她是女的。她作为一个女性在男权社会获得了权力，甚至也不是执掌政权、只是垂帘听政的权力。”

他要求修改剧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构架，他倒推出一个历史进程中的人物：芈月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过程中里一个重要人物，她应当具备一定的能力、素质，代表先进阶级，才能使一个分裂、贫弱的秦国以几十年时间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者，并为秦始皇的大一统奠定基础：“积极进取、坚持变法、反对分裂、要求统一。”他总结人物身上的特点。

如今出现在荧幕上的芈月，与其说是还原历史，不如说是这个导演的巴顿将军梦在另一个维度的投射与自况。他剥除了人物身上可能更具话题性的以色事人、身体交易等元素，却为她加入男孩性格、散养生平，她的成长道路极度巧合地有各种高人邂逅相逢、辅佐左右，只是为了让她有机会接触各类新知，从而顺利由一个儿女情长的天真女孩，转型成一个家国情怀的政治女性。甚至可以想见，芈月未必就是郑晓龙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但这个开明有趣的导演如果托身女性，或许就是如今这个芈月的样子。

当然，芈月之所以“不能是这样的人”，另有一层原因，或许因她毕竟是一部电视剧的主人公。《甄嬛传》热播后，《人民日报》仍有多篇评论批评其为“文化垃圾”、宣扬“好人必须比坏人更坏才能生存”的价值观。而如今符合唯物史观、代表先进阶级的芈月，相比一个不择手段、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谋求个人利益的芈月，其所获加持不言而喻。毕竟《芈月传》顺利过审，审查意见认为：芈月的传奇一生是一部奋斗史，对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成长和成才提供了励志的榜样，“对当今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中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坚持自己，为老百姓拍电视剧

▲郑晓龙一直很坚持自己的创作方法

看过郑晓龙工作室的书架，就知道他的电视剧风格的渊源何在：一排鲁郭茅三巨头全集，一排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作品，还有一排蔚为壮观的50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十二三岁正逢文革，学校停课父母入狱，没人管的郑晓龙独自在家读完了四大名著；之后进了部队，他把图书馆的欧洲文学读了个遍。一言以蔽之：一个深受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50后。

在他的电视剧中，人物塑造的方法也好，叙事、结构的安排也好，仍与他书架上的巨匠们遥相呼应。孙俪在接受腾讯娱乐采访时透露，她接到的《芈月传》剧本里，成年芈月直到第六集才登场——因为制片人的强烈反对，观众们终于得以在第四集见到了她。从《芈月传》播出开始，每天都有网友对叙事节奏太慢的批评，以至于郑晓龙近期每次接受采访，几乎都要解释一遍：作为一部情节密度极大的作品，前期需要为后文作足铺垫。

他认为自己的创作方法没问题，毕竟这30多年来，他一直都是这么坚持的。1984年他组织生产的《四世同堂》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而后的《渴望》、《北京人在纽约》、《金婚》、《甄嬛传》、《红高粱》，无一不是长篇巨制，以时间顺序，展现人物在时代环境中的性格成长与命运起伏，并于社会现实有启示意义。早年间，这类作品的收视效果须以万人空巷来形容，而郑晓龙因此，亦收获殊荣无限。

“我还是坚持我们这种创作方式。要有正确价值观的引领，要有经得起推敲的逻辑，要有真实的细节，更重要的是，要有能让人踏踏实实记得住的人物。”郑晓龙说。

他依然在为他心目中数十年如一日的老百姓拍电视剧，然而现实中的观众队伍却混入了越来越多他看不懂的成员。他们的口味与眼界一样驳杂，由此即彼的联想能力和闻所未闻的遣词造句都令他应接不暇。

而对于这样的观众，这种听起来酷似语文教育中亘古不变的中心思想总结的创作观，一开始可能就缺乏吸引力，就像如今能打开他书架上那些大部头，从第一页的环境描写开始耐心看下来的读者越来越少。这时代的读者也好观众也好，早已完成了好几轮的口味升级，所需求的娱乐产品的成分配比越来越明晰：大IP、小鲜肉。很多人在接触一个文艺作品的第一眼开始，就在期待一波高过一波的强情节来袭。如郑晓龙那样，看一部《魂断蓝桥》心里要堵上好几天、动辄强调用文艺作品表达人文关怀的传统人士，一定意义上，已非国产剧最主流的受众。

“我现在其实特别想跟你们年轻人聊聊，你们关注的事其实和我想的不大一样，真的很不一样。”郑晓龙说。

他一样使用热门小说改编剧本，一样使用“高颜值”演员，但他的出发点，并非为了延续IP或吸引粉丝。《甄嬛传》有大量网络读者，而《红高粱》甚至可以看作有诺贝尔与金熊奖的加持，但他愿意拍摄，只是因为题材令他有表达欲望：前者从一部架空的后宫小说，被郑晓龙嵌入清廷框架，他要以此粉碎穿越剧所带来的帝王后宫想象——那绝非一个偶像剧般的恋爱环境。而后者固然是山东卫视带着故事大纲来找到他，但他决定接下，也是因为觉得有自己跃跃欲试之处。

“原来颠轿子就是一个场面，但我可以拍成九儿和余占鳌的关系对峙；又比如高粱地的野合，变成余占鳌强迫她就不干，他不干了她又主动了。她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是反抗自己的命运。这样就有了人物内心，也就和电影里的九儿有很大不同。既对经典作品有了致敬，也做到了自己的诠释，观众看着也过瘾，对人物塑造也有好处。我考虑到这些，才觉得是可以拍的。”郑晓龙解释。

而选择演员的标准，他认为是“合适”。《芈月传》中，男孩气的孙俪之于芈月、书生气的黄轩之于黄歇，他觉得便是合适，而高云翔就差点因为太漂亮而失去了义渠王的机会——虽然他带病坚持试镜打动了郑晓龙，但在片场，郑晓龙始终会多留一只眼睛盯着他，以防一没注意，一个套马杆的汉子却又漂亮了回去。“演员不是选美，不是看你五官身材、黄金分割，而是欣赏你塑造的角色。”他解释。

曾有记者问他关于选演员的颜值标准，他反复搜索记忆库，终于理解了颜值一词：“过去有个词叫奶油小生，就是今天的小鲜肉或者高颜值吧？看颜值没错，但不应该在影视剧里找，应该去选美比赛啊。影视剧应该欣赏角色，一个演员把角色塑造得太成功了、演到我心里去了，这才是艺术欣赏啊。过了这么多年，孩子们的审美能力怎么反而退化回去了？

一个未尽的科幻片梦

▲郑晓龙对科幻片也很感兴趣

《甄嬛传》之前，郑晓龙所执导的都是现实题材。《甄嬛传》与《芈月传》虽是古装剧，但他仍有现实观照：前者旨在为穿越剧所带来的帝王后宫想象提供一个对照——那并不是一个偶像剧般的恋爱环境。而《芈月传》在一定意义上，展现的则是大一统如何来之不易：“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封建社会崛起的时候，相对奴隶社会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立足现实的导演会对科幻片产生兴趣，但郑晓龙告诉腾讯娱乐，10年前，他确实有做一个有关未来故事的想法：一批冀望以未来科技治愈绝症的现代人被冷冻起来，本应于100年后解冻，结果浮躁的工作人员设置错误，50年后冰冻解除，而当时的医学仍未能攻克病症。

“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病虽然不能治好，但生命可以延续下去。这群人原来都有些社会地位，比如歌星觉得自己是大明星，但未来人人都可以唱歌，歌星这种身份早不存在了。大款觉得自己有钱了不起，但未来都共产主义按需分配了，根本不需要钱。他们非常生气，骂一句粗口，直接就被送去道德法庭审判去了。”郑晓龙描述时眉飞色舞。

1953年出生的郑晓龙头发已花白，然而在这个未来故事里，他仍构想了如何讨论爱情：他要设计一个20多岁时便被冷冻的年轻人，当他在未来与70多岁的女友相遇时，她将向他解释未来世界的爱情观：“爱情就是精神上的，没有什么坐在汽车或自行车上的概念。如果爱上别人，那就坦白说，对方也给予祝福，非常客观。大家爱就爱，不爱就不爱，不搞虚假的，没有物质的东西在里面，这是我们能想象的人与人关系最好的未来。”

当时没有资金，这个故事仍是他脑洞大开的故事库中的留底之一。“我要讲的未来不是科技的未来，而是人与人的关系、精神状态的未来。”但近些天回味的时候，郑晓龙却忽然懂得人们为什么爱穿越：“一个人在现代可能什么都不是，但当他穿到过去，因为有历史知识、科学知识，他就成了上帝了，这才高兴啊。而且也不会穿到农村，一定到皇宫，在那里他能够知道未来，就成为精神上的最高意志了。而像我的这个故事呢，穿到未来会反而弱势了，所以他们铁定不会穿到未来去。”

在《甄嬛传》中，他已表达了对经过美化的过去的不满，“封建社会一夫多妻，我就不信女孩子能有什么好的命运。这实际是对女性的迫害，表面看来锦衣玉食，背后如履薄冰。”而在想象的未来故事里，他姑且认可了将来的会是一个黄金时代，但对现代人能否适应其中生活，仍保持怀疑。“我还是喜欢现在。虽然有些地方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毕竟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与中国电视剧走入第4个十年

▲郑晓龙坚持拍自己内心的故事，拍人性的故事

郑晓龙自己曾总结中国电视剧的30年发展道路：“第一个10年，基本是积累和人才培养的阶段；第二个10年是井喷的10年，而第三个10年是民营资本进入电视剧市场、群雄并起的10年。”

他的人生原本与电视行业相去甚远。郑晓龙出身军队大院，父亲是总后勤部的宣传部长，王朔兄弟当年常上他家求总后礼堂内部放映的电影票。文革开始后他进了兵团，当过兵，退伍后进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人生规划是从名记者做到大作家，恢复高考后他考上北大中文系，在校期间便发表了小说和剧本。但毕业之后，他被分配进北视中心。

1980年代，相对文学与电影领域，国产剧仍然偏于保守。当时大量引进片占领了荧幕，而自制国产片不仅数量少，而且功用主要在于配合党的政策、方针宣传。如郑晓龙曾介绍，早期北视中心制作的《凯旋在子夜》是应对越自卫反击战而生，而《四世同堂》则有抗日战争40周年的大背景。“电视剧的娱乐性、收视率都不是主要的考量标准。”

郑晓龙进入北视中心时不过是一个编辑室的编辑，2年多后，他已经成为中心主管生产的副主任。当时他刚过30，领导层中最年轻的一个：思想开明，毫无架子，坚决支持电视剧生产模式改革：要把电视剧拍得好看。这一观点在北视中心后来的官方表达中，大约就是关注百姓的悲欢离合、表达百姓的喜怒哀乐，与百姓同甘共苦、让百姓喜闻乐见。

当时电视剧制作能力有限，1983一年，全国只制作了291部502集电视剧，以至于当时飞天奖下设“丰收奖”：颁给年电视剧制作量超过15集的单位。而北视中心成立第一年就得了这个奖。

1985年中国作协在南京举行1983－1984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评选颁奖大会，郑晓龙与李晓明前往参会。在如今的叙事里，这次会议被看做郑晓龙与现任妻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小平相遇的起点，但他参会的初衷，却是为了与文化界联络感情、获得改编剧本的机会。但以当年电视与电影极度不平衡的地位，作家们只认北影，不知北视，两人待在破落的招待所里抒发不平：“终有一日，电视剧一定要扬眉吐气。”

这一日不久便到来。上个十年成果辉煌的中国电影，却在1990年代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中步履艰难。而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制播分离的电视剧，在产业改革上却走在了电影之前。北京大学教授彭吉象认为，中国电视剧1990年代繁荣的标志，就是从北视中心的《渴望》开始的。

1989年，郑晓龙与李晓明、王朔、郑万龙在蓟门饭店聊一个“室内剧”的构想：一方面降低拍摄成本，计划室内拍摄、同期录音；另一方面关注点从主旋律落到普通人，以家庭、伦理为核心展开故事。讨论结果便是《渴望》的故事大纲：一个女性身上拥有多少美德，也可能被降临多少灾难。

《渴望》1990年播出时，标配的形容词是“万人空巷”。公安部为剧组颁奖，感谢他们为犯罪率下降做出的贡献：小偷们不是被感化了，就是回家看电视了。而郑晓龙还对腾讯娱乐透露，“因为我们拍了《渴望》，李瑞环特别高兴，把全剧组请到中南海接见。”

他从那时开始，知道了拍老百姓爱看的题材所能取得的成功。对于这中国电视剧的第二个十年，王朔亦曾给出另一个评价：在对流行文化“四大俗”的批判时，他举了“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

如今叙述起来云淡风轻，但或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从一个十年走到下一个十年的不易。郑晓龙向腾讯娱乐介绍。1989年，北视中心制作了9集电视剧《好男好女》，根据朱晓平《桑树坪纪事》改编，用一个知青的眼光观察农民与农村。审查结果不让播。但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光、市委宣传部长李志坚以及广电局长张永经都表示有问题他们负责，最后的结果是，“中央台不播，北京台播了。”

他年轻时是个愤青，想做的事必须做成，不惜一遍一遍找领导。好在当时，他得到了许多“有脊梁、敢于承担责任”的领导支持。《编辑部的故事》是最著名的案例。这部吐槽社会现象的喜剧，创作过程中他就“心里打着鼓”，“我比较狡猾，请北京广电局长张永经当艺术顾问，请他把关。他比较开明，非常负责地看了，也很积极地支持这件事。”

但片子送审时，两个副局长当场就对郑晓龙说，“这叫什么东西？”北京台播了6集后被叫停，反面意见不断，有人给张永经打电话：“老张同志，你可不要晚节不保，弄出一个大毒草来。”

郑晓龙不肯让步，“我说责任我负，这个东西是我组织创作的。中心主任李牧说你负什么责，我是主任我负责。”编剧之一的冯小刚给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写信，开门见山：“瑞环大叔，我们爱你没商量。”

1992年春节，李瑞环到北视中心视察，冯小刚现场问他对《编辑部故事》的观感。“李瑞环说：‘我没看，但是中办的那些年轻人看完了，我问他们怎么样，他们说很好，很有意思。我想，中办的年轻人水平应该够高的吧，他们都觉得好的话就应该没有问题。’他这话一说完，这个片子就没有人再说不好，顺利播出，还获了七项奖。”郑晓龙回忆。

这是我国第一部电视系列剧，甚至令姜文看得烧糊了饭：“电视竟然能这么拍。”也因此，郑晓龙首执导筒的《北京人在纽约》能请得这位久负盛名的电影演员主演。北视中心抵押了房产，以150万美元贷款在美国全程拍摄了这部反映中国人海外生活的电视剧。演员陈建斌至今记得播出时他仍在中戏上学，每天晚上排练临近8点时，便举手请假：“我要去看《北京人在纽约》。”

该剧获得“飞天奖”、“金鹰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同时有效降低了当时的出国热潮，对郑晓龙来说，这才是文艺作品的现实功用：虽然本剧中没有出现共产党员或重大历史事件，但也可以看成主旋律作品：符合时代的发展方向，增进老百姓的了解与启发。

在中心他主要仍是担任行政工作，拍片仅偶一为之。而后中国电视剧迎来第三个十年，他愈加将工作重心放在成本审核之类工作中。直到2007年，他所执导的《金婚》又成为了年度剧。之所以忍不住出手，一方面，故事由他父母的婚姻生活所启发，另一方面，中心的改革进程令他失望，“更不想坐在办公室里搞行政那一套”。

▲郑晓龙与孙俪

也是这个原因，2010年，他终于辞去了中心主任的职务。将近30年时间里，他毕竟无法始终保持“愤青”状态。郑晓龙告诉腾讯娱乐，他遇到过太多“没辙”：“王朔小说改编的《过把瘾》是我们组织的，全部做完了，审查没通过，外面去拍了。《党员二楞妈》本来在我们这儿，也是领导审查剧本没通过，外面去拍了。《牵手》那个剧本怎么修改，我们谈了多少次，剧本弄好，导演定好，十几万的稿费都付了，没有通过。这种事遇多了，其实挺难过的。”

所以这个动辄被冠以“创造无数第一”的导演，现在的口径是：“审查难的我就不弄了。”如今《芈月传》被网友诟病美化了历史上的秦宣太后，他却只感慨一句：“把芈月写成用性做交换的政治妓女，审查能通过吗？”

而到现在，陪伴中国电视剧进入第四个十年，郑晓龙和他的创作方法，在今后可能还会像《芈月传》一样，在新的时代、新的观众获得各色毁誉。然而他仍然坚持：“我永远不会跟风，还是会拍自己内心的故事，拍人性的故事。”

（编辑/邓佳 视频/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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