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去年6月29日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视为亚投行的“准生证”，那么，亚投行的开业仪式就是亚投行的“出生证”。从此，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出现了以中国为主导、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并有为数众多的发达国家参与的新力量。

中国在“多边”外交中的重新定位

　　中国传统外交“四大支柱”之一的“多边是舞台”中，中国从过去被动纳入多边体系，到主动加入多边体系，到现在自主创设多边机构等“公共产品”，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变得更有分量。亚投行的全球治理法源将严格遵从于《协定》，《协定》是亚投行的“宪法”或“基本大法”，亚投行的公共产品属性，要求中国在发挥全球领袖作用中，要摒弃“小我”的短视心理与利益观。

　　亚投行开业之后，或将不可避免遇上“成长的烦恼”，这要求亚投行各方应认真领会和坚守《协定》精神。《协定》是以国际惯例与国际规则为其基本的法律渊源，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参考了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与日本主导的亚开行等成熟经验。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及亚开行相比，亚投行有新特点——其发展中国家主体性和发达国家广泛参与性，是以前类似公共产品所不具备的特征。

　　亚投行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新动力与新力量，是因为既有的治理体系力量的发挥边际已经趋于极限，而既有的权力中心又无力提供更多的新产品以应对新的挑战，中国的牵头与出面，非常及时地补上了这一缺漏。从数据上也看出，在私人投资增长乏力的基础设施领域，多边合作可以很好解决这一问题。

亚投行的制度创新

　　亚投行成为新动力，也在于亚投行的制度创新。一直以来，多边国际机构的成员出资额等份子权利与义务分配，是公认的棘手问题，国际通行的惯例是以一国的国家实力大小来决定。当前在后工业文明特质成为主流的时代里，经济实力的测定标准，逐渐走向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亚投行响应了这一潮流，在出资额分配问题上采用不同权重分配的方式，尽量体现了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使经济实力这一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概念更趋现代性。IMF等传统国际机构，受人诟病，就是沿用了旧时的简单的GDP值为基准。

　　亚投行依国际规则重审了股权与投票权一致原则，也体现了股权与投票权相区分原则。在《协定》中，涉及股权方面，区分了认缴出资与实际出资这两个概念，使得中国等有实力的国家在其他成员无法足额出资的情况下承担义务，提高实际出资额，以弥补法人资本不足。而在事关重大的投票权分配上，亚投行沿用国际规则，以基本投票权及股权等进行加权配置，使得小成员也能有充分的话语机会，保障了少数成员的权利。开业后的亚投行，定将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亮出新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