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医生谈中国医疗: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命交给医生?

2015年11月20日 夏安加拿大移民土地房产购置



一个在美华人医生谈中国医疗现状: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命交给医生?表面上看,中国的医疗问题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和因病致贫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极为复杂和落后的社会问题。





以药养医?唉……



十几年前就知道中国医生开药方有回扣,过度检查,或虽不是过度检查但只要开检查单就有回扣(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一直十分不解,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制止。做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怎么能想象在中国当群众有病全家心急如焚去求医,医生乘人之危,在给病人治疗的同时,多开药开贵药多做检查以期从中自己拿到回扣。只要吃回扣的风气一天不杜绝,中国医生到底是九分治病一份害人,还是七分治病三分害人,真的说不清。


西方医学的最高原则是no harm(不能因为治疗而带来附加的伤害)。我的美国儿科医生朋友去中国访问,发现所有的患感冒儿童都要接受抗菌素和吊液治疗,他非常不理解。因为照教科书,感冒前期是病毒所致,主要对症治疗,治咳嗽,流鼻水,发烧或头痛。少数儿童进入感冒后期,合并有细菌感染有黄痰发烧才需要抗菌素治疗,不能进食的儿童才需要吊液。中国医生这种过度的治疗会给儿童带来附加的伤害,是非常不人道的。


美国不是没有做坏事的医生,但是没有中国那种“坏土壤”。


在美国,医生不会乱开药,因为医药是分开的。你买药的时候,是去药房买的,而药房挂靠在一些商店下面(如沃尔玛,CVS,Walgreen), 所以,医生给你多开药对他一点好处没有,吃错药了他倒是有责任,所以一般情况下来说,你不会吃到你不需要的药。


医生吃回扣在美国是违法行为。中国医生如果用美国的法律标准,已经全部被吊销执照了。全体中国大陆医生吃回扣,“以药养医”这种群体性的违法行为,在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


在美国医生的教育中,至始至终强调两条内容:凡事先求最简单和最便宜。开最便宜地药,开检查单时要想到同等最便宜的检查。用手给病人做身体检查是最简单最便宜,任何时候都要最先作。最简单和最便宜先做,不行了再考虑用复杂的和最昂贵的。


我有一个病人,乳腺结节,她当时在大陆,看病的时候,医生一上来就让她做手术。她那个时候打电话对我说:她很担心,因为有朋友纤维瘤开刀之后又复发了,至今已经开了3次了,问我该怎么办?如果自己开刀会不会又复发?如果不开刀,又怕越来越严重,增加乳腺癌风险。


我说乳腺结节没有纤维瘤那么严重,但是我建议她先去找找大陆有没有卖疏胸霜,自己先按摩。结果她买了,用了一个月那个结节就消失了,还好没有开刀。之后她另一个纤维瘤的朋友用那个疏胸霜,坚持按摩了6个月,纤维瘤也渐渐消退了。当然我并不是说手术是不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一上来就手术,我就不懂了。手术的复发率,医生应该最清楚了。


在美国,医生会教你保健方法,比如你关节疼痛,医生会让你去锻炼,你小叶增生,乳腺增生就会教你怎样自己配合疏胸霜按摩,你牙齿不好,他教你如何用牙线,如何饭后漱口,有很多营养品直供诊所的,医生可以直接开给病人。


总之,医生总是优先选择没有伤害的方法,而不完全是吃药解决,他希望在生活方式上让你改变。这种医患关系更全面一些,他负责的是你健康,而医药不过是其中一个部分而已。所以医疗的英文有medical care, health care说法,其中关爱保护 care 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在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的一个白人朋友在北京工作,他对我说,他经常被中国病人质疑:医生,你为什么不给我配药?他说,我觉得你的情况不需要开药。大陆的病人很多都觉得,医生没有给他们开药,就是对他们的病不够重视。这完全是误区。



中国的问题在于医生的水平较低且不齐



对美国病人来说,同一个医疗问题你问西部加州的医生,或问东部纽约的医生,问城里的医生或乡下的医生,答案都完全一样。在美国,不鼓励病人为了自己的同一个病去看第二个同科医生,付钱的医疗保险业会认为这是浪费。


美国也没有“专家门诊”,因为主治医师的水平是一样的,青年老年的水平也一样(青年医生的知识还会新一点儿),没有理由去看老医生要多付钱。中国的病人告诉我,在中国遇到难一点的医疗问题问几个医生,“每个中国医生都有他自己的不同看法”。这就是水平不齐的缘故。


重患病儿在中国和美国的境遇不同:


举个例子,中国总有这样的故事,家里有一个慢性重患儿童,全家人十几年来带他走遍了各大城市的大医院,求医问治,最后还是没有治好。但是全家已是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在美国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妈妈先带孩子去看儿科医生。这个儿科医生是儿科第一线医生。儿科医生诊断是一种肌(萎缩)无力症,然后转诊到神经科医生。这是二线医生,也叫专科医生。神经科医生也诊断是肌无力症。并告诉妈妈,这种肌无力的孩子的情形会越来越坏,13岁时要坐轮椅,20几岁就会死亡,目前的医学无法治疗。


妈妈不死心,会带孩子去看第二个神经科医生。第二个看完说第一个神经科医生的诊断和处理完全正确,你不必再来我这儿,也不必再找其他医生了。妈妈相信这两个医生的话,就回到第一个神经科医生那儿。他会安排复诊时间,13岁时送去轮椅,以后住院,直到死亡。


从上面说的中国家庭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中国医生的水平不齐,且越远离大医院大城市的医生水平越低,就造成双重的浪费,孩子的家庭因孩子看病而致贫。同一个病人去看了许多医生。如果孩子的父母相信其中一两个医生说得对,那其他的医生都白看了,也浪费了医生的时间。



误诊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对医生误诊误医的处罚是美国医生头上的紧箍咒。


医生精英们深知自己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来之不易,都非常珍视自己的职业声誉,兢兢业业、谨小慎微,要不然一旦出了事故,社会地位没了,经济收入没了,前途也没了。也就是说,美国医生的责任心很强。在美国,偶有医疗事故,基本上属于技术事故,很少遇到责任事故。


对误诊误医的定义是以下两种情况必须同时存在:一是医生采用了教科书以外的方法,或称不寻常的方法,而是这个不寻常的方法产生了不良的后果。


因为误诊误医的评判过程是一场官司,美国医生唯恐避之不及,所以人人严守教科书规定,不越雷池一步。从另一方面讲,大家都照着一两本教科书去做,去看病治病,其过程就会非常相似。


但在中国,医生往往没有这种危机感:反正当医生的地位也不高、收入也不多,医生这个职业的吸引力也不那么大,医生犯错误的代价也不大——即使不当医生,还可以换一个更好的职业嘛!



中国医生水平落后的个人原因



中国临床医学水平落后,医生培养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医学院的师生英文太差;二是没有健全住院医生训练制度。


当今世界上所有的重要的,变化中的医学文献都是用英文写的。知识经济时代,一个非英语国家的知识分子的英语能力是国力的一种表现。中国西医医生的英文水平可能是世界之最,作为一个群体是最差的(如果不算北韩)。


他们中间95%的人不能读英文,说英文和用英文。他们不知道中国以外的地方,不要说美洲和欧洲,就是亚洲和非洲那些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如台湾、香港、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那儿的医生90%以上都能用英文交谈和阅读,这些人在一起像一个世界大家庭。如果你和他们在一起不能说不能听英文,这个世界大家庭就拿你当外人。我的一个病人从台湾回来,带来台湾三军总院的核磁共振报告是用英文写的,不是像北京和上海那样专门为病人翻译的。


如果中国医学院的老师英文差,教出的学生就会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中国医学院的学生英文差,毕业以后就丧失了自学能力,也就不能在今后几十年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进步。就会像现在这样,毕业后分到哪里就是那里的水平(当然中国也有毕业后继续教育制度的不足)。因为医学是一个最难的学科之一,又是人命关天,所以需要学习的时间也最长。


再加上中美之间临床医学交流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过去十几年,中美临床医学交流面临巨大障碍。所以过去的十几年几十年,中国临床医疗事业失去了西方国家的好的参照物,在黑暗中瞎转,就像一个八十年代的一个很少接受外界影响的“国营企业”。


越来越看不起病?


在西方国家,如果一个新的医疗技术被认为是成熟的,从国家的角度上考量,它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


1、培养了足够的医生,能够操作同一个技术,以满足全国病人的需要;

2、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每一个需要这个技术帮助的病人,都能获得同等质量的这个帮助。


如果一个先进医疗技术只有一部分人用得起(除非是器官移植,供体短缺只能供一部分病人用),那么从政府到全体人民都会一起怒吼起来。


中国把它的大医院的肝胆外科水平说成是“国家”水平,面对千千万万需要这个“国际先进的肝胆外科技术”,而没有能力支付手术费医疗费住院费药费和旅行费的中国病人,这种说法我真的不敢苟同。


举个例子,1999年当时中国医学专家不顾中国国情,拼命鼓吹每个大医院要买一台最新的核磁共振机器时,有谁知道美国医疗保险公司为了节省照核磁共振的钱(一次检查要1000到1500美元),设立了三道防线。


第一医生要写申请书,医疗保险公司想法挑毛病拒绝;第二要病人先照一张X线,只花80美元。如果X线能解决问题,就不用核磁共振;第三招最灵,如果临床判断颈腰肩膝不需要马上开刀,医疗保险公司就要医生先治疗一个月,如不好再做核磁共振。


因为大多数病人病并不重,经一两个星期治疗后就不来了,医疗保险公司就省了这笔核磁共振钱。过了几年以后,美国医疗保险公司又把核磁共振的钱从1000美元降到500美元。



十多年来中国医改失败主要标志是:能看得起病住得起医院的人,越来越少


中国人有小病不去看病,怕花钱,有大病不去医院在家里等死,因为花不起钱。


看病就医,是民生中除了吃住以外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并且,因为看病就医涉及到亲情,涉及到亲人的生离死别,处理不好很容易引起当事人的情绪化,过度反应,从而带动社会骚乱。在中国,能否看上病住上院得到合理治疗,就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脆弱点。


我在美国做研究医生18年,除了观察美国的医疗系统外,还有机会和英、德、日、瑞典、印度、巴基斯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台湾和香港的医生们交谈,了解他们的医疗情况,我还和孟加拉国和马来西亚人谈过,总的概念是:在民主国家,政府重点要管穷人的事。理论上说,在美国社会,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医疗保险看病(穷还是富),病人接受的医疗服务的质量是相同的。

总结一下,美国穷人的钱来自于:


1、国家纳税人的钱

2、直接服务的医界和药业

3、民间捐款


韩国穷人看病的钱有些来自于家庭成员,显然有文化传统因素。而中国的穷人无论是城里的或是农村的,看病的钱主要来自于家庭成员。这实在是非常原始的社会形态。中国穷人太多,国家没有钱包下这么多穷人的医疗费用,也没有足够民间捐款。穷人看病费用只好依赖家庭成员。


能够进行改革的或许只剩下一条路:在今后50年到70年内,强制性大力降低医疗服务成本/价格,让越来越多的穷人能看得起病。

成功的医改政绩,应该是每年能看得起病的穷人的百分比在增加。

成功的医改,别让我们等太久吧。


若您对国内医疗已经失去信心,加拿大生子会是您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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