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人文素养低是百年革命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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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04-11 生命真谛




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则人文素质的低下,人文教育的切迫,是百年历史的深刻报应。所谓人文教育、人文素质,可能并不仅仅涉及知识、才能、品德、身份等等因素,而且深度涉及历史的问题。


当今教育绕过体制问题,无法议论。而体制的问题,只有体制才能解决。但是,即便体制问题获得最大限度的改革、改善、改观,今日中国的所谓“人文教育”问题,仍然难以议论,难以解决。


今日中国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教师“人文水准”、“人文素质”的触目惊心,不完全是大学门墙内的教育问题,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则人文素质的低下、人文教育的切迫,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


所谓人文教育、人文素质,可能并不仅仅涉及知识、才能、品德、身份等等因素,而且深度涉及历史的问题。


当今大学,多有德才兼备的教师,多有禀赋优异的学生,多有先进知识的传授,然而普遍素质仍然有问题。素质有问题,不是靠重视、研究、讨论、政策及学校教育所能够解决。今日全社会所谓的素质问题,是我们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整体问题,是几代人总体品质被“历史遗留问题”长期败坏、持续恶化的后果。


一个人的素质好,或者不好,通常的说法,看他是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是为什么即便是今日的大学生,甚至大学的教育者也普遍存在“素质问题”?今日上过大学,获得高等学历的青年,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在高的意义上,当代大学生配不配称得上是所谓“受过教育的人”?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讨论素质教育?有没有素质教育这回事?素质能不能教育?怎样教育?谁来教育?


以我的偏见,考察一个人的素质,除了种种课程及教育措施,还要看他的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游范围、社会阅历;这些条件,与学校有关,也与学校无关;与教育有关,也与教育无关。我们应该详详细细算一笔账:在我们记忆中被高度推崇的学者、教授、文人、艺术家、政治家,是什么出身,什么师承,什么交游,什么阅历。


扼要举几个例子。譬如,陈寅恪与陈散原的父子关系,周树人与章太炎的师生关系,徐悲鸿与康有为的交往关系,钱钟书与杨绛的夫妻关系……这类关系,并不涉及大学教育问题。


最近我正在读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传。他出身商家,二十几岁毕业牛津,先后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先驱魏茨曼、作家伍尔夫夫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英国首相丘吉尔等等人物有过交往;加拿大传播学大师麦克鲁汉的多达数十位以上的交往名单中,囊括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包括爱因斯坦、卓别林、毕加索。而与毕加索的交往也囊括了他的时代最优秀的人物:美国作家斯坦因与海明威、法哲学家萨特与超现实主义大师阿波里奈尔,等等。


这是可以不断开列下去的长串名单。这些人物可能有种种其他问题,但没有我们今天忧虑的所谓素质问题。所谓素质问题不是大学教育问题,而是一民族文化生态文化水准的整体问题。


在一民族文化生态的整体状况中,如果说以上例子都是名流,那么就我记忆所及,五六十年代在我童年少年时代,贩夫走卒、农夫农妇和今天的市井和农民比,所谓素质,要好得多。正如刘小枫先生准确指出的那样,传统时代的教育主要是宗法教育,宗法教育就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无关。我们在文学史中多次发现,好几位大师幼年的教养来自目不识丁的祖母、奶妈、家丁和仆人……


我们观察教育在一代人身上的后果,要推前二十年或三十年,才能找到根源,找到时代的流变如何有形无形地塑造“人”、从深处养育人的“素质”——今天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老师,大致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或“文革”中的知青,我们进入大学是在七十年代未,那时我们的大学老师若在五六十岁,那么,他是在民国年间接受的大学教育,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上中小学期间的老师,则是在民国年间接受中小学教育……


再前推到民国,四十年代精英如储安平之流的中学老师,大致是“五四”一代人,“五四”一代人如蔡元培陈独秀之流,则他们的私塾老师就是清末一代人……


我们再来向后推算:今天二十岁到三十岁一代年轻人的家长与老师,大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今天在两课(英语、政治)考试中挣扎长大的少年人,则十年二十年后将要为人父母,为人师表,执掌教育大权,带着今天我们看到的集体人格与集体素质,去教育我们的孙辈……


如此推算,以百年中国历史变化之剧,文化断层之深,一代与一代之间教育品质的差异,乃直接造成今日全民素质不堪补救的后果,这后果,又是未来教育后果的层层前因。


要之,教育的功德,教育的遗患,在于隔代见效的因果报应。


我并不是说,凡是早远的年代或人物,其人文素质便是必然的好,新时代的新知识、新科技、新观念,前人就没有。但所谓人文素质,不完全是学问高低,所谓宗法教育,深深影响某一人或某一群人的行为、举止、谈吐、魅力,甚至相貌。然而“素质”无可量化,难以指陈,它是时代、阶级、文化、家教等等在一个人、一代人身上的总和。我甚至感叹于老照片中的临刑罪犯,也比今日的罪犯更见气质。


以上极其粗略的推算,也许仍然不能描述什么是素质,然而我以为从中可以窥见百年中国史的几次断裂与断层,如何深刻地影响到断层此端的一整代人。


人文教育,必要讲到文化传统。十多年前,海外汉学者曾将我们面对的文化,分成四种传统:(一)由清代上溯周秦的中国古典文化大统;(二)“五四”新文化传统;(三)延安传统;(四)“文化大革命”传统。这四项传统并非平行奏效,任由我们选择,而是一项传统吃掉另一项传统——“文革”传统极端扩大了延安传统,延安传统扭曲变形了“五四”传统,“五四”传统,则深刻颠覆了整个古典传统。换句话说,我们的集体记忆与集体遗传,全都是“文革”传统,连延安传统延安精神,也找不回来了。


我认识好几位老革命,也就是当年的延安青年,他们与我们这一代有许多分歧,但其人品与素质,没有、或甚少我们今天忧虑的种种问题。他们都是参与推翻民国的“逆种”,我试图提醒他们:他们的幼年少年接受民国教育,而民国推行的所谓“礼、义、仁、智、信”教育,大致传递着古典教育传统。即便是民国年间最激进的新青年、颠覆者与叛逆者,也在人格中深深浸染着传统教育及其价值观——试想,辛亥烈士“五四”健将、共产主义运动的英雄,还有昔日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才子们,凭我们今日的教育制度与价值观,出得来么?


现在我们谈论读经,恢复国学,好像要裹携着今天的所谓“人文教育”,跨越延安传统、“五四”传统,去和清代上溯两千多年古典传统相衔接。这样一种反方向的跨越与追溯,有没有可能?


我愿意说,在学术上或有微茫的可能,但在现实层面、人心层面,在亿万人群中,我看不见可能。为什么?社会分层消灭了,文化差异抹平了,不同的人群与生活方式遗失了,千百年文明维持不坠的一系列内在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毁损了,“文革”最后一击,中国地面成千上万有品质的家庭单位,亦即所谓“宗法教育”最后那点脉迹,也被连根拔除。总之,在人文传统种种资源荡然无存的今天,我们对传统价值体系试图追寻、把握、攀缘、附会的愿望,在家庭教育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即已不可能。


有一本著名的家庭之书《傅雷家书》,在我出国前就出版了,十八年后回国,这本书居然还在畅销。另有新书即《曾国藩家书》,也持续热销。说明什么?说明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长,已经没有了。而这样的家庭,是要千千万万好家庭好在那里,才会出那么几家——民族的种性,不会断绝,种性之禀赋优异者,也不会断绝。现在、将来,我们还会不断冒出新的钢琴神童乃至种种天才,但是还会有那样的家长,给孩子写那样的家信吗?在如今的千万封家信中,还能浸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吗?


如果非要说素质教育,家庭教育才是无微不至的素质教育。那样的素质教育,再好的大学也教不了、比不了、代替不了。


苏联、东欧也消灭了社会分层,但是知识阶层还在,尤其是,家庭单位——作为社会的细胞、成长的摇篮,作为教育最初的课堂,作为最后一道抵御社会灾变的屏障——尚未遭遇彻底毁灭。而什么是完整的、有品质的、自我支配的阶级、阶层所构成的社会、人群与教育,我在欧美看到了。其中也有种种问题,甚至是骇人听闻的问题,但没有我们所谓的素质问题。


今天,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承认:中国人素质太差了,太有问题了,要抓紧人文教育,搞好素质教育——“抓紧”、“搞好”这两个词,就来自“文 革”传统。


我可能描述了一幅太悲观太灰暗的图景,但是我要说,问题与现实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更深刻,更普遍。尤其令人沮丧的,是在今天,有一部分问题可以放开来谈——包括“经史子集”问题——但另一部分问题,譬如历史遗留问题,譬如仅仅发生在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五十多年前的问题,总之,种种造成国家命运的大问题,直接导致今日教育状况的大问题,却不可以谈,绕开来谈。


我不知道这种只谈结果、不谈原因,只谈一半、不谈另一半,是否就是我们长期被迫培养而终于高度自觉的“现实感”,这是回避现实。


今日中国的现实是: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强,充满机遇,而且必将更富强,出现更多的机遇。另一半现实是:自孔夫子以来,当今中国教育是历史上空前庞大、空前繁荣的时期,也是空前荒芜、空前贬值的时期。若是以有所保留的“现实感”谈论读经、国学、人文教育,是否是在试图克服作为教育者而不愿说出的羞耻感?


陈丹青简介:

1953年生于上海,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家、作家、文艺评论家。

1970年—1978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知青画家”。1980年以《西藏组画》轰动中外艺术界,成为颠覆教化模式,并向欧洲溯源的发轫,被公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绘画之余,出版文学著作十余部。

陈丹青无论画风与文风,都具有一种优雅而朴素;睿智而率真的气质,洋溢着独特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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