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列前茅的学霸为什么成不了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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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04-15 美国留学快报


那些名列前茅的学霸,整个精力都在拼名次,消耗打败别人。


为什么有着强大基础教育的中国,在诺贝尔奖领域基本空白?基础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为何发生了尴尬的脱榫?在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耀眼的光芒背后,我们的基础教育发生了什么样的扭曲和异化?许纪霖、刘擎和樊阳聚首次对谈,分享他们来自教学一线的经验与看法,探讨中国基础教育发生了什么样的扭曲和异化?


中国的基础教育与大学教育脱节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现在我们讨论中国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我与刘擎老师都在大学任教,你们知道,新生来了以后,我们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吗?是要给这些中学生在知识上“消磁”。


我在历史系任教,中学生虽然学过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但他们学到的很多历史知识,不能说全不对,至少很多都是片面的,大部分学生所了解的,只是一个高度抽象、高度浓缩的标准答案,这个答案还被分解为一二三四五,少了一方面就扣分了,他们的人文思维就是这样,就是由若干个知识要点形成的标准答案。我的天!其实人文知识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是永远开放的、具有争议性的,是等待学生来重新思考、重新发现新的答案的。


大学为中学“消磁”,难的不是告诉他们历史真相,告诉他们新的知识,难的是让他们重新形成知识学习的方式,形成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格。从这点而言,今天的基础教育与大学教育,是不接轨的,形成巨大的反差。越是考得好的大学,反差越大。


中式教育违背人的生理和心理成长规律


另外一个反差是,中国式的教育,是违背人的生理和心理成长规律的。西方教育将小孩当小孩,小学、初中实行的是快乐教育,让孩子们有快乐的童年,在快乐中学习。但在中国,小学生、中学生一天学习要超过八小时,比大人还累,没有周末,没有假日。他们的书包,让大人来背,都觉得太重,里面装满了各课的书本、作业本,还有一课一练!


中国的中学生们,等到进了大学以后,几乎都觉得松了口气,终于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可怕的中学老师,可以自由了!西方的教育,到了高中,特别是大学,是越来越严格,课业压力越来越大,因为你已经是成人了,特别到了研究生阶段,那基本是一场炼狱、魔鬼训练,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回来的刘擎教授,是深有体会的。


但我们的教育体制,却很奇怪,越往上读,越是轻松,将小孩当大人,却把大人当小孩。如今的大学生普遍流行60分万岁,只要不挂科就行。老师要想办法讨好学生,怕他们一不高兴就想不开,走极端,或者学生给自己一个劣评,影响自己的前途。


中国研究生学习强度远远比不上美国


我不太了解理工科,仅仅从文科而言,且不说内容,只是从学习的强度而言,中国的大学研究生教育,就远远比不上美国。美国的文科教育,学生每周都要读3-4本书,而且还要写读书报告,参与课堂的讨论。但我们的大学文科,学生们还是习惯满堂灌,坐在下面听老师讲课,能够认真记笔记的,已经是好学生了。课内课外阅读的书不多,读书报告更是凤毛麟角,在课堂讨论中,大部分学生信奉的是“沉默是金”,不习惯、也没有自己的想法。这都是中学应试教育种下的恶果!


在我所在的历史系,我与其他几位国外回来的教授开设研究生选修课,都要求一个学期要阅读若干本经典著作,每次要写读书报告,结果许多研究生都吓死了,觉得太累、成本太高,宁愿去选那些课堂上更轻松的课程。拖作业、逾期不交比比皆是,从暑假拖到寒假,一直拖到无法拖下去为止。我有一个学生,还是非常优秀的,她到美国去做交换生,发现美国的本科学习,比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强度还高,读原典、每周写作业,还是一个美国的普遍大学。她后来到美国读博士,很有体会地对我说:“老师,我现在体会到为什么你批评我们拖作业了。在美国,没有这样的风气,每周的作业大家都是准时递交,因为每周都要课堂讨论,你不读书,不写作业,你就无法开口讨论,马上导师就会觉得你有问题,要找你谈话,在同学当中也不好意思!”


中式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远不是西方的对手


所以,不能仅仅从基础教育看基础教育,要联系我们的高等教育,就会发现觉得我们的整个教育设置是颠倒式的、畸形的,严格说起来是违背人性的,违背从孩子到成人的正常心理、生理发育规律。这使得中式教育看起来在基础教育阶段很强大,能够打败西方,但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就远远不是西方的对手,最终笑到最后的还是西方。难怪我们至今拿不到诺贝尔科学奖,难怪许多家长要将孩子到西方去读高中和大学,许多优秀的大学生要读国外去读研究生,连国家也有系统的出国奖励计划。


大学阶段要完成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同意许老师的看法。杨振宁也说过,中国的学生整体上在学习考试阶段成绩很突出,但到了博士以及之后做研究的阶段许多人都比较一般,出类拔萃的比较少。不过,中国学生在中学阶段很紧张,到了大学就放松了,这也要看专业。我感觉理工科学生的学业还是相当有压力,文科生似乎就轻松得多,主要是被许老师这样的观点误导了,因为他们相信没有标准答案了,就找不到方向了,正好可以轻松自由了。实际上,大学以及研究生阶段的文科生需要有大量的阅读、写作、讨论的训练,只是我们在中学阶段没有让同学养成这种能力。离开了标准化考试,他们似乎就失去了努力的方向。所以对大学生而言,重要的是要转变应试教育的后遗症,特别是对于文科生,要在没有标准化考试的新环境中重新定位,找到自己的方向,其实就是要在大学阶段完成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


中学阶段实现“素质教育”理念的方案尚不具有可行性


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大环境不改变,中学阶段很难实现所谓“素质教育”的理念,许多方案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如果说想象力很重要,创造力很重要,我们怎么培养呢?我们能开一门想象力课程或者创造力课程?然后还是用标准化考试的方式,也给一些标准答案?没办法这样做。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素质,由如此多的变量构成,而且个体差异性很大,以至于你根本没办法标准化。你可能需要写诗、跳舞、唱歌和运动,可能需要旅行,看完全与考试不相关的书籍,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素质”是一个类似“植物”的概念,需要灌溉和养育,而且需要有耐心,不能拔苗助长。总之,很难通过机械式的训练获得。就此而言,我们中学的学习方式和大学的要求是脱节的,同学在大学阶段需要完成一个自我转变。


西方国家的学生,到了高中阶段也是挺忙的,但是他们并不是投入几门所谓“主课”的考试复习,他们的课程也相当多,而且有许多课外活动,也相当忙。但这种教育方式背后的理念是让同学在一个很开阔的知识领域中尝试和探索。大家大概听说过所谓“三七定律”,就是说对一个特定的领域,你大概花30%的精力就能了解它70%的内容,也就是主体部分,而为了掌握其余30%的部分,你要花70%的精力,这就是所谓“三七定律”。中国的学习方式讲究在几门主课上要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最后花了70%甚至80%的精力,就是为了提高几分,甚至一两分。因为最后增加这几分很重要,在高考中一分之差往往就可以“干掉”成千上万的考生对手。所以没办法,只有这样做才能有效地提升高考的竞争优势,但从同学的整个知识面来看,这种学习策略的收益是很低的。


“第十名”而不是状元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许纪霖:你讲的这个“三七定律”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谈一谈另外一个“第十名现象”。中国的文化非常崇拜老大,崇拜成功者,教育上就是崇拜状元。但是,你们知道吗?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各省的文理科状元里面,有哪几位是出名的,你知道的?我现在告诉大家,有一个统计发现,发现这三十多年的各省产生的近二千名高考状元中,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绝大部分都成就一般,且不说全国出名,连自己行业的领军人物,都是凤毛麟角!


那么,那些领军人物是什么人呢?教育史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第十名现象”。统计发现,一个五十个人的班级当中,后来比较有出息的人通常在班级里面的成绩排名,是在十名前后。这些学生不是靠拼命努力,用了120%的精力拿到了第十名,而是只用了70%的精力考到了第十名,接下来的30%精力就不愿意再往前努力,而是留下点时间给自己,去玩自己喜欢玩的事情。最终这些十名左右的学生,凭着优良的学习基本功,再加上学霸们所没有的独特的兴趣和专长,最后成为创造性的人才。比起状元和学霸,他们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反过来那些名列前茅的学霸,整个精力都在拼名次,消耗打败别人。虽然在中学和大学阶段成为成绩的英雄,但知识上循规蹈矩,到了社会也规规矩矩,没有任何个性和创造性,最后他只能成为平庸之才,成不了领军人物。我们这个社会太追求成功,太相信学霸,结果成不了一个创新性国家。


盲目崇拜学霸无形中背离了教育的本质


樊阳:许老师说的“第十名现象”确实存在,学业成绩特别优异的不一定最后能够在社会当中成为领军性人物。但中国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对学霸的盲目崇拜,我们人文讲坛有来自全市各个学校的,曾经我介绍某个学生的学习优异,大家马上眼光开始特别注目,显出特别崇拜的样子。


但这一点让我觉得特别可悲。我们无形中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绝对不能只看眼前,要着眼学生的未来,人文讲坛就是针对目前教育普遍缺失人文素养的培养,过于功利和狭隘而设置的。所以,后来我们讲坛注重的是课堂的参与度,思维的宽广度,学生在交流的平台中自然发现学习的乐趣,走向社会后,他们的视野相对开阔,成功的几率也就更高。


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


刘擎:许老师讲的第十名现象和80分现象,其实就是讲一个精力与时间的分配问题,因为80分到100分的最后那20分,已经不是这个学科或这门知识的主干内容,是那些细枝末节的部分或者解题的技巧,或者熟练的程度。同样一个人如果把用在最后20分的那些时间精力用在别的学习和活动中,视野就更加开阔,灵活变通的能力也更强。所以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让同学的时间精力投入形成一个合理的分配结构,这对长远是合理的和有益的,但对高考的竞争力是不利的。应试教育这是为短期效益牺牲了长远利益,因为中学校长只负责升学率,而你在成年之后的工作能力,你的研究和创造水平,你的人格发展和精神状态(只要不出事故),更不要说你的性情和性格,都不是中学阶段考虑的重点,因为这不在绩效考核之中,也无法通过绩效考核来衡量。我也了解到,相当多的中学校长和教师早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也尽力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予以改良和矫正,比如像樊阳老师这样自发组织开设人文作品的读书会,而且坚持下来。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很难扭转以升学率为主导的这个结构性取向。


樊阳:这个我非常赞同,如果要追求真正素质教育的话,我们就要给学生松绑,要给他们有休闲的时间,才有可能开展各种培养人文素养的课程。


好的知识可以在无形之中塑造一流的头脑和一流的心灵


许纪霖:今天是一个网络时代,各种网络课程,包括哈佛、耶鲁的顶尖教授的课程,在网络上都有,完全可以自学,为什么还要在大学读书呢?除了为了那张文凭,还为的是什么?


我通常对学生说,进大学不是为了学知识,是接受熏陶。一个好的大学,有一种氛围,这个氛围不一定是从课堂来的。而是整个大学的各种课堂外的讲座、社团,还有老师的风范、同学的互相影响塑造的。这些东西,你在网络上、在自己的家里是熏陶不到的。


所以选择一个好的学校很重要。在那里,你不仅可以学到有用的,而且是好的知识。我到现在还记得王小波有一篇杂文,他大学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他说第一次高等数学课,老师上来讲的第一句说:“同学们,我今天教的这个高等数学,是没有用的,但是却是好的。”这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高等数学有用吗?对于文科学生来说,可能没有直接的用处。我高考的时候,数学考了满分,但要我教儿子的初中数学,我都教不了,早就忘了,但数学却让我形成了思维的严谨。这就是好的知识。陈寅恪先生招学生,首先关心的就是数学好不好。为什么?数学好,思维就比较严谨,研究史学需要严谨的思维。一个好的知识,不一定直接有用,但它可以在无形之中塑造一流的头脑和一流的心灵。


流于表面的广泛社交容易使人变得肤浅和圆滑


刘擎:我可能稍微补充一点,就是说能力也好、素质也好,都无法通过直奔主题来获得,要通过多种方式(包括课程学习和各种活动)才能养成,比如“学习能力”,是要在具体学习的实践中学会的,所谓“learn to learn”。比如,思维方式,专门去学一门“方法论”的课程可能收获有限。你只能在学习不同类型的知识的过程中来学习思维方式,来掌握恰当的方法,来提高素质。


因此,我要强调课程与活动之间的平衡。许老师刚才说,大学不光是学那些课程。这个我同意,我是觉得活动和课程都有用。因为今天的听众中有不少大学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我怕误导他们。我们不能说到了大学以后课程就不重要,就是参加各种活动,各种社团。其实现在我们大学的社团也有不少毛病,一些同学对社团活动本身缺乏真正的爱好和兴趣,只是看重社团这个关系平台,试图通过参与活动来建立所谓的“关系网”,形成自己丰富的“人脉资源”。虽然这种动机也没什么错,但也有一个平衡问题。人际交往活动有利于培养社交能力,使你在为人处事方面会变得比较灵活、敏捷、善于变通,但过于热衷搞人际关系,偏废了校园文化中更有内涵和深度的实践,那就是走入歧途了。流于表面的广泛社交容易使人变得肤浅和圆滑,对于所有问题都能泛泛而谈和夸夸其谈,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素质。


我想强调,在大学阶段,你应当深入地进入某个领域的学习,哪怕是一门课也好。因为许多素质和能力的养成,只有专注地深入到一定程度才能企及。有专注的深度,再加上见多识广,你才能够有分量、有深度。最后,一个人在事业和生活中的吸引力,也不在于你有多少“熟人”,朋友圈有多少点赞的好友,而在根本上取决于你的人格、品质和性情,以及你的观察有多敏感、判断有多锐利、想法有多少创见,等等。


刚性应试教育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荒谬”


许纪霖:我有过一个演讲,讲的就是大学生的四个learn,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培养学生的目标是要掌握四个learn:learntolearn,learntobe,learntodo和learntotogether,也就是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相处。这四个能力,中国学生都很缺乏,从基础教育到大学,皆是如此。即使推广素质教育,也很少培养学生的做事、做人和相处能力。


今天中国的应试教育问题,其实包括学生、家长、老师、校长,乃至于教育部门行政官员,都认为不好,都呼吁要改变,从应试教育转变到素质教育。但努力了十几年,这套应试教育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是固若金汤,有强化的趋势。我对此非常疑惑,为什么一种人人都觉得荒谬的刚性应试教育,反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此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呢?最终我发现,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荒谬”,问题主要不在教育,而是背后有更深刻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简单地说有两个。


教育要解决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性问题


第一,教育从来不是简单的传播知识,而是解决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性问题。中国传统的科举,核心就是让社会底层的人们,有机会和空间通过读书考试,往上流动。哪怕生活再艰难,社会再黑暗,人们再不满,只要有一条往上流动的渠道,哪怕是千军万马的独木桥,老百姓就不会造反,就不会铤而走险,只是鼓励孩子好好念书,以后能够进入上层,成为人上人。


内地和农村底层社会的孩子们,与城市的中产阶级孩子不一样,他们缺乏素质教育的各种条件。比如弹钢琴、拉小提琴、国家和天下各种知识,这对农村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隔膜的,他们只有一种能力,就是拼命读书,将书本和习题搞得滚瓜烂熟。像前几年北大清华、交大、复旦那样通过面试招学生,农村的和社会底层的孩子就吃亏了,占便宜的就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孩子。而且在中国,只要不是刚性的制度,家长就不放心,总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打招呼、开后门,这个成本对于底层社会的学生来说那就更高。他们反而最相信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我拼爹拼不过,总可以拼分数、拼努力吧!因此,应试教育改革的最大阻力,还不是来自政府管理部门,而是社会底层。只要其他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没有根本的改变,应试教育要单独改变,很难。


西方能够搞快乐教育源于社会福利制度好


第二,为什么西方在基础教育领域可以搞快乐教育?为什么西方许多学生不想做精英,对自己的前途无忧无虑?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社会福利制度好,不管是精英,还是平民,从失业救济到医疗保险,乃至孩子教育、老人养老,都是高度的社会化、福利化,即使当一个加油站加油的工人,基本生活也是有保障的,他不会为生老病死、为自己的孩子而发愁。更重要的是,即使你是一个蓝领,也会得到社会的尊重。


改革中国的教育需要整个社会的改变


我有一个朋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加拿大去读书,他对儿子说:即使你以后的工作是修自行车,也要到西方去修,因为在那里你是受到别人尊重的,而在这里,你一个修自行车的,会被人看不起。我们这个社会只尊重什么人?成功人士。至少是坐办公室的白领。而蓝领哪怕收入再高,是得不到社会尊重的。至少丈母娘不愿意将女儿嫁给一个没有可靠前途的蓝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个鸿沟根深蒂固。


你看,这些都是教育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国的教育要改变的话,还不是我们搞教育的努力就能改变的,而是需要整个社会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在一代人当中又是实现不了的。从这一点而言,我的内心有一种深深的悲哀。


中国教育的变革仍然大有可为


樊阳:刚才许老师说的那样一种现状我也有同感,不过在社会的整个文化、风俗、思想认识之外,肯定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造成我们目前教育的死结。这个死结折射出我们社会机制上的诸多问题。


我的看法,尽管整个机制很难一下子改变,像许老师讲的可能一代人也不可能看到。但是不是无所为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有所为的。这个有所为,首先需要我们每个人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所在,然后在某些领域,争取个人的主动性,做出更好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社会越来越开放,有很多学生、家长可以选择不同形式的教育,除了公办以外,我们也有民办,也有国际高中,你也可以选择出国,当然这需要一定条件。但相对来说,有一些领域是可以部分地解决一些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客观评价我们教育的一些优势,比如在教师专业化培养来说,华东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效果也很明显。英国方面也说到,中国教师和家长对学生的高期望值,父爱式的期望值有力地促进了学生的成长等。


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正视目前教育的问题,教育的变革仍然可以大有可为。


许纪霖:今天我们这个沙龙已经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了,谢谢各位的参与和热烈的提问!希望我们的讨论对你们各位有启发,对思考中国的教育有启发!


文章出处:腾讯思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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