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陆川为《我们诞生在中国》撰文6000字,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命

2016年08月18日 腾讯娱乐


编者按:


陆川执导的自然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8月12日在国内上映,首日排片不足2%。另一方面,影片的口碑却出乎意料的好,已经习惯了争议的陆川自己都觉得,这“待遇”很稀罕。


尽管目前排片已攀升至4.3%左右,总票房近2800万,但随着明日(8月19日)多部新片的上映,《我们诞生在中国》的生存空间又将再次遭到挤压。


作为导演的陆川有很多话想说。他为腾讯娱乐独家撰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了影片的台前幕后,也罕见地流露了自己幽默的一面:当迪士尼提议由他拍摄这部野生动物电影时,他问对方,我形象上和精神气质上和禽兽有什么关联么?


当然,更多的是聊创作上的困惑。在剪辑了半年毫无头绪后,他说那时的内心是崩溃的:故事四处漏风,结尾甜软无力,“这绝不是我想要的电影”,“这根本就不是电影”,“完了!这个电影完不成了”,他开始失眠。


他也再次谈到了他的妻子与儿子对他这部电影的帮助。在儿子出生后两个小时,他就不得不飞往国外继续影片的后期工作,初为人父的他,突然理解了熊猫丫丫对女儿的宠溺,“之前沉闷暗淡的素材突然散发出那么柔和温暖的光”。


对于排片,陆川没有一丝壮士扼腕的意思,他说12年前发行《可可西里》,全国一天只有120场的放映,对比起来,《我们诞生在中国》一天3000场的放映,“应该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以下,便是陆川为这部电影写下的文字:


电影的命————写给《我们,诞生在中国》


文/陆川


《我们诞生在中国》(下简称《诞生》)前阵上映,排片是百分之一点五左右,很多媒体开始找我,问我心情怎么样,有没有觉得颜面尽失。


这问题问的——太机智太戳腰眼。


我竟然无法回答。


因为说实话,内心相当平静。


虽然不算“老斯基”,但是对于路况还是有感觉的。


类似的境况也曾经经历过。十二年前《可可西里》发行,华谊的杜姐作宣传,老耿带着拷贝全国跑发行,中磊坐镇北京指挥;结果很惨烈,只发出去60个拷贝。上映期间影院一天只给两场,早上十点一场下午两点一场,全国一天120场。不过《可可西里》也收获到很多意外的感动,吴思远先生请陆遥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双安UME影院会坚持让《可可西里》放一年。


十二年后《诞生》上画,第一天有3000场左右。


这应该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2013年冬天,我在三里屯的榆舍酒店第一次见到迪斯尼电影部负责人TonyTo。他说他看了我所有的电影,都很喜欢。我承认作为一名朝阳区年轻淳朴的电影人我没有经得住美国鬼子的忽悠,顿时心花怒放。


我心想看在您这么懂电影的份上,如果你找我拍《加勒比海盗》我就勉强从了吧。


结果他说他是想让我去做一部自然电影。


What?!


自然电影是什么?


和现在大多数观众和媒体朋友的想法一样,我当时觉得自然电影是个动物纪录片。


为什么找我拍野生动物纪录片?


我问Tony To,我形象上还是精神气质上和禽兽有什么关联吗?


Tony用三条理由说服了我:


一,只有你可以干这个事情(套路,纯套路)


二,这不是纪录片,是故事片,只是用野生动物作为演员(野生动物能听我的话吗?这不科学……)


三,我们想为中国拍一部电影,然后在全世界发行(呃……)


最后这句话点燃了我内心各种的各种。


当然,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这部电影会一下子拿走我生命中三年的时间。




2.


用了一周,我闷了一个几页纸的故事梗概出来,当时的名字就叫《Born In China》。大致的想法是用几种野生动物给予下一代生命的故事讲一个我们中国人相信的生命理念:生命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我并不想专注在某一个动物上。用一部电影讲透某一种动物的生命形态,这可能不是我想要做的点,这条路我肯定拍不过那些专业的动物纪录片导演。我想做的是用几种中国野生动物的局部生命故事构成一个完整的大故事,传达一个我们中国人的生命理念,这个是让我感兴趣的。


于是去上海和TonyTo提报,过了。


随后我飞往洛杉矶,在迪斯尼Burbank总部向Alan Bergman提报。


前后去了几次洛杉矶,最后也过了。


记得最后方案通过,走出迪斯尼总部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超现实的感觉:难道就要开始拍一部野生动物电影了吗?


3.


迪斯尼自然工作室的Paul等一批高管飞到北京开始和我一起组建团队。


迪斯尼的想法是为我配备一支具有相当经验的制作团队,而管理这支团队的应该是具有深厚野生动物拍摄经验的制作人。


在竞园我的办公室里,我们面试了五批次来自英国的制片人。


最终我们选择了Brian,他是野生动物纪录片专家。他曾经在中国拍摄过BBC的专题片,对中国野生动物非常了解,对中国也有一定的了解。


第二个任务就是找摄影师。


很快我的桌子上放上了一叠野生动物摄影师的简历,把他们的简历汇总在一起,就集齐了近二十年史上最伟大的自然类纪录片作品。


而我的任务是从他们中间选最好的五位, 在最好的摄影师中间选最最好的,这种工作方式我喜欢。


随后我们开始组建中方的制片团队——


条件很简单:


a 双语

b 抗造

c 即插即用


中国从来不缺热血而狂热的青年电影人。


一群纽约洛杉矶伦敦各大名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汇聚到团队中来,他们都有一个质朴而强悍的名字:Fixer。


每次面试中方制片团队我都会郑重地提出一个要求,未来拍摄中中方团队的成员不得以任何借口提出辞职,能接受的就干,否则就算。每一个中方年轻的Fixer都郑重地写下了血书,在他们心里。


一部疯狂的动物电影就这么有条不紊地开始了。




4.


略去所有的筹备,扑面而来的是18个月漫长的拍摄。


拍摄完成那天我写了几句话,算是纪念:


“五个摄影分队将自己消失在中国的崇山峻岭中;消失在茫茫戈壁上;消失在仅仅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荒野……


克服无数无数无数无数的困难……


每周两次,我会准时收到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素材,证明他们还活着,证明他们还在工作着。


素材从一小时,两小时,到两百小时,到几百小时……


经常只有通过卫星电话才能准确定位他们的踪迹。


他们是摄影师,更像是执着的影像捕手。


今天满脸征尘疲倦不堪的猎手们在我面前卸下如山的猎物——几百小时的素材,然后挥手告别,分别奔赴非洲美洲继续自己的冒险。


他们坚实的背影和硕大的背囊散发着只属于真正电影人的那种浪漫和坚韧的光芒……


而我的工作刚刚开始,我要在这浩瀚如原始森林一样的素材中找到一部叫《生于中国》的电影——


这是一次艰辛而纯净的电影旅程,来自四个国家的电影人,因为对电影和自然的爱走到一起,还有酒。”




5.


从杀青起,整整剪了一年。


半年过去的时候,内心是崩溃的,故事四处漏风,结尾甜软无力,角色不鲜明,对于电影的整体走向团队内部也发生了分歧。


“这绝不是我想要的电影”,每次看粗剪,心里的小恶魔会怒吼 “这根本就不是电影!!”


但是电影该什么样?该往哪里走?


不知道——


“完了!这个电影完不成了。”这个可怕的念头不断涌上来,不知道是时差还是紧张,我开始失眠。


导演可以不必给主创端茶倒水,不必替摄影组背电瓶,不必打扫剪辑室,不必背摄影器材,不必在镜头面前媚笑或者大吼大叫,不是因为剧组喜欢你,而是因为大家要留着指路的人。所有人都可以埋头苦干,但是团队需要指路的,导演就是那个需要知道方向的人。


电影正滑向深沟,而我却茫然失去了方向。


从第一批素材送回北京那天起,我已经意识到剧本废了,按剧本来拍根本不可能。必须换一种方式来作这部电影,文学的说法是: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心态来拥抱面前的自然。


说白了就是:拍着什么算什么……拍着什么剪什么……


大多数自然电影一旦进入拍摄期大多是这个命运,因为自然电影不允许拍摄中对野生动物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扰和干涉;不允许使用投喂等任何方式来引诱野生动物作出不符合其习性的行为;不允许改变或者改造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这些是自然电影的拍摄纪律,但是我的困惑也越来越大,如果得不到我需要的素材,如何去组织剧情,塑造人物呢?故事电影片叙事讲究起承转合,在每一个情节点上,都需要景别精确表演适度的镜头,缺少这些关键镜头,我如何去构架这个电影的故事呢?


希区柯克说电影诞生在剪辑台上。


350个小时素材等于5300本四百尺胶片,相当于六部《南京!南京!》的素材量。


但是这次的困难是几乎每个镜头都可以成为电影的一部分,而每一个镜头似乎又都可以舍弃——


我知道最终还是要回到人物,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但是我需要一个支点,一根稻草。


6.


都说布里斯托是个经常下雨的城市,然而我最熟悉的是它下午五点多钟的阳光。那段时间下班后我和助手经常闷闷地坐在那个小城不同的酒馆里,看着窗外欢快的人流裹着明媚的阳光从窗前流淌而过。


我现在懂了为什么在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下午就开始在酒吧中徜徉喝酒的男人——我相信他们心里都有一部完不成的电影。





7.


某一天午餐后,我走进后期制片Richard的房间闲聊。


我扫了一眼他的电脑,我看到一个镜头:一只骨瘦嶙峋毛发污浊的雪豹恹恹蜷缩在草地上,浑身发抖。


这是我开始精剪后从来没有见过的镜头。


这是什么?我问Richard。


他说这是一批不适合这部电影的作废素材,他正在整理。


我能感觉到心脏在砰砰地跳。


我跟Richard说调出这个文件夹我要都看一遍。他犹豫了一下说这已经是确定不能用的素材。我说我想最后看一遍。他终于还是打开了文件夹。我请求他给我一段时间让我一个人研究一下。


他同意了,把我一人反锁在房间里。


我顺着目录一个一个镜头看下去,心脏跳得越来越快,我知道打开了一个宝藏。几张A4纸上很快作满了笔记。


两个小时之后,当我离开Richard房间的时候,我知道电影有了。


我找到的不是一根稻草,我找到了整部电影这艘船的锚。


它会深深地扎根在海底,让电影这艘大船不会跑偏。


我马上把我的想法和伙伴们说了,从同学们的表情上,我知道他们没有get到我的点,甚至我的助理。


在中国,我可以不解释;在我们大中国,照导演思路干,否则别领盒饭!在英国,Please请用英语说服同伙。


那一天我被深度打击了,我终于知道我的英语有多烂了。


但是,Roy懂了。

Roy是我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尊重创作也是最懂创作的制片人,他在电影一筹莫展的阶段被迪斯尼派来火线增援,以总制片人的身份负责全面推进项目的进度。


事后回想,如果没有他,应该没有现在这部电影。


是他在很多次最为关键时刻支持和保护了我的想法;并调动所有迪斯尼内部最顶级的资源,帮助我的想法落地执行。


那天Roy作了一个决定,他决定让我把这批危险素材和剪辑师带回北京。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在北京完成我的导演版。


在竞园的剪辑室里,我剪出了达娃之死,剪出了熊猫宝宝的重生,剪出了结尾。这一稿在Burbank放映后得到了Storytrust的集体认可,第一次有女制片人和女编剧说看哭了。


当然达娃血战牦牛群的镜头以及达娃死亡的镜头引起了忧虑,大家在讨论是否过跨过了自然电影的品牌界限;是否过于暴力不适合儿童观赏。


但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稿向前大幅度迈进了一步。




8.


我儿子是2015年10月22日出生的。


儿子先于媳妇被抱出手术室,他眼睛紧闭着睡着,让我吃惊的是他胳膊上健壮的小肌肉,看来是一个小勇士。


护士掀起抱被让我看了下小家伙的鸡鸡,然后让我签字收货。


我内心涌起一阵巨大而庸俗的喜悦。


短短的两个小时陪护时间,我给媳妇和孩子狂拍了几百张照片,我知道未来一段时间要指着这些照片了。


两小时之后,我飞去LA参加后期会议然后马不停蹄飞伦敦。迪斯尼基本确定要在16年6月左右上这部电影,而现在距离定剪还有三座山的距离。我必须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除了达娃的故事没有落听,淘淘的故事也在混沌中,但是最棘手的是熊猫美美,她还处在傻白甜卖萌的阶段。


坦率地说熊猫卖萌的素材之前是我比较无感的。我自认为我了解熊猫的另一面。我在雅安领养过一只熊猫川川,最后一次去探望它的时候,它已经长成为一头巨熊坐在铁笼子里杀气腾腾地盯着我,不断咂嘴舔舌头;它的眼神让我觉得我是一块鲜嫩的牛里脊。当饲养员要喂它豆饼的时候,即使隔着铁笼子还必须用一根小臂粗细的棍子格挡住它的利齿才敢往它的嘴里投放食物。要知道,成年熊猫的咬合力仅次于北极熊。我知道熊猫兄弟的这一面:少儿不宜。


之前每次看熊猫素材的时候,我都感到很难找到新的突破点。丫丫不是在吃就是在睡,要么就是和自己的孩子玩耍。没有冲突,怎么构成情节呢?


再回到布里斯托,再次看到熊猫素材的时候,我有了全新的感受。


丫丫对于美美种种的溺爱,种种的拥抱和亲吻的镜头,不再甜俗不堪,而是从心底里打动了我。尤其是丫丫喂奶的一组镜头,像极了我媳妇抱孩子的样子,笨拙却充满了慈爱。


之前沉闷暗淡的素材突然散发出那么柔和温暖的光,我体会到另外一种力量,温暖和柔软的力量,和我之前习惯找寻的剧烈戏剧冲突不同,这种平静的镜头中孕育的温暖柔和的力量似乎也具有着强悍的穿透力,可以直达内心,融化一切。


想到野外熊猫几乎终生都是独居,想到几年后她要送别自己的孩子;我突然间明白了丫丫对于女儿的宠溺是近乎绝望的。她想用每一秒钟的时间陪伴在孩子的身旁。就像远在英国的我一样。


我意识到我找到了熊猫的故事。




9.


这是一部什么电影?


回想这三年的历程,有一种感受特别强烈,这是一部让人逐渐放弃所有杂念的电影,一部在制作过程中没有得失心的电影。是一部所有参与者都放下一切成见,全情投入的电影。


一切为了一个好的故事,也为了故事里这些诞生于中国的野生动物。


它们需要被我们看见,也需要被世界看见。


它们的故事里,是我们中国人生命的精神和理念。


虽然预算不高,但对这部筹备了半年,拍摄一年半,后期一年的制作,迪斯尼用了全部的资源来支持,让我能够和世界上最杰出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合作;英国最优秀的作曲Barnerby,《疯狂动物城》的混音师David,李安导演新片《中场休息》的调色师,风趣幽默才华横溢的美国作家David等大神陆陆续续出现在我的团队中。


Yancey和Charles还有中方的所有主创,都在这样一部作品中付出了他们全部的热情和专业。


开端:


开映第一天,排片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多。


很多记者打电话来问我,你心情怎么样?有没有颜面尽失的感觉?


问题好机智,直戳心肺;


然而我竟然无法回答,因为说实话,那一刻我的心里竟然是平静的,平静得自己都不敢相信。


正好腾讯的小伙伴来公司作直播,主持人是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


他也问到同样的问题,我说其实心情还好,因为可能类似的境况也曾经经历过。十二年前《可可西里》发行,华谊的杜姐作宣传,老耿带着拷贝全国跑发行,中磊坐镇北京指挥;努力的结果是最后发出去60个拷贝。很惨烈。


上映期间大多数影院一天给两场,早上十点一场,下午两点一场,一天也就120场。8月12日《诞生》上画,第一天有3000场左右。这应该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巴拉巴拉。


直播结束,那个小伙子告诉我,我讲的故事他在家里听了很多次。


我很吃惊,这几乎是从来没有人知道的秘密。


我是老耿的儿子。小伙子说。当时他带着您的拷贝走遍了中国。


已经知道了开画的排片率,我估计《诞生》可能会守不住排场而被撤片,于是我们在北京包了10场,请所有朋友来看。亲友场第一场,电影结束我走进影厅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坐在最后第二排的杜姐,我突然想到我们一起从《寻枪》到《可可西里》再到《南京南京》并肩奔跑的日子……


第二天,我接到了陆瑶先生的电话,他告诉我吴思远先生看了电影,说要UME影院全力支持《诞生》。


12年,我感到命运的力量,它让我再次重逢了那些帮助过我的朋友。


陆陆续续很多电影行业的兄弟们开始为电影吆喝为电影包场,媒体也在为《诞生》在鼓劲。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我们没有从院线中消失,我们还在。


最后的话:


感谢所有在台前幕后的依然在努力工作的宣发团队的朋友们。


谢谢周迅。


谢谢所有鼓励这部电影的媒体。


谢谢院线的经理们。


把排片少的责任推给院线,并不合理。


事实证明,影院的经理们在帮助我们。


一个新类型的电影进入中国市场,其实需要更长时间更为精耕细作更为精准的推广。我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很努力,但是我们依然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做到了吗?


我知道有一个影院经理朋友,从上映第一天起,就在完全没有得到任何排片指导的情况下不但自己默默地把放映场次加了上来;而且不遗余力地在院线经理群中为这部电影呐喊。


我更知道在过去的这两天,这部电影得到了太多影院经理们的支持,他们自费帮我们做活动,他们在一场一场地在提高我们的排片——要知道在这个放映季,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利润任务,而且他们身上背着和兄弟影片联合发行的协议;我感恩你们为《诞生》做的一切。


每部电影都会有自己的命,每个电影人也会有自己的命。因着内心的向往,我们会在命运的道路上最终遇到属于自己的电影。


因一部电影能够走入如此广阔多姿的自然世界里,能够和这么多野生动物结缘,并得到这么多人的加持,足矣。


感恩所有的朋友们。


陆川


2016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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